那时候当兵是最诱人的选择，一旦当上了兵，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名誉、爱情、事业随之而来。兵员一般从民兵里产生，因此当上民兵也不简单。米庄的育才当了三年民兵，但每次招兵都轮不到他，他十分气愤，竟把枪私藏起来，威胁说要怎样怎样，把大队干部吓坏了。读小学的时候，每年总要慰问军烈属，学校主要是组织学生打柴送给军烈属。米庄有一户烈属，每年到了这一天，地坪上的柴草便会堆积如山，够他们用上一年半载。慰问他们的时候，我们不敢问他们当兵的儿子是怎么牺牲的，有一次，烈士的父亲告诉我们，他儿子是在海南当兵，一次拉练遇上台风，被风卷起抛到海里淹死了。我们一直以为他是英雄，失望地追问，不是打仗牺牲的？他说，不是。
　　 十二、粮食
　　 童年时代，我从没发现我家的粮仓有余粮的时候，经常青黄不接。其实村里大部份人家的孩子都是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妇女们经常被镇调到另一个镇摘禾叶（水稻制种的一道工序），除了每天有10分工分外，中午还得到一大碗米饭，而且还有几只炸豆腐，妇女们往往舍不得吃这一碗来之不易的米饭，而是忍住饥饿，把饭小心包好，到了晚上带回米庄给孩子们享用。哪家领养有队里的牛的，经常能分到一些质量很差的小红薯，那是喂牛的，只能煮烂喂牛，但孩子们经常偷偷地从烫滚的潲桶里捞一些红薯充饥。
　　 有一次，我这样做的时候被队里的组长发现了，被告了状，结果母亲被扣了三分工分，得不偿失。分田到户后，日子慢慢好了起来，但1988年突然遭遇了一场猝不及防的饥饿。那年夏天，我家的粮仓已经空荡荡的，连老鼠都搬迁到别的地方去了，一家人喝了好几天稀粥，还没爬上山坡弟弟们便暗地里叫饿。其实我比谁都饿，只是不敢叫出来。本来我们不应窘迫到这个地步，但去年晚造无处不在的福寿螺把水稻啃光了，这年春天稻田里发生了一场来历不明的病虫害，农业站还来不及找到合适的农药，村里的水稻便连片枯萎了，取而代之的是旺盛的像蒜苗一样的杂草，贪婪地消耗着田里剩余的养分。
　　 这种病能传染，附近的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人们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禾苗枯萎地里。到了稻熟时节，人们手执镰刀站在田埂上怨声载道，还得为缴纳政府的公购粮而苦恼。因此，这个夏天是我听到的最多诅咒和叹息的一个夏天。接踵而至的便是饥饿，村里的每家每户都把粮仓的粮食看得比钱袋子还重要，谁也不愿意把仅存的一点口粮借给别人。
　　 老人们更是想到了50、60年代的大饥荒，他们甚至坚信每隔多少年便要出现一次饥荒，像瘟疫的出现一样，这是轮回，是自然规律，是上天的安排，是天灾人祸，是躲不过去的劫难。饥荒是一把杀人刀，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还得易子而食。由于老人们的危言耸听，人们内心便有了隐隐约约的惊慌，从每餐做干饭改为稀饭，稀饭再加多一点的水，或掺杂些红薯青菜，总之尽量节省一些米，那些猪、狗、鸡越来越难吃到米，日渐消瘦了。作为农民，我们村里只有卖米，没有谁从市场上买过米回来。在我们眼里，买米是丢人的事，意味着懒惰、无能、傻逼、窝囊废，连田都种不好！况且，钱本来就缺得紧，除了人情往来、上学、治病，从来就没有买米的预算和盈余。遇到青黄不接，饿得不成了只好硬着头皮向关系好的信得过的人借米。即使是借米，也是在夜里悄悄进行的，双方都不会声张，如果债主多嘴泄露了谁借了她家的米，肯定会引发一场争吵，借米的人会马上把米退还给她，从此反目成仇，饿死也不会再借她一粒子米。过了几年温饱日子，人们的肚皮挨受不了太大的饥饿，特别是小孩子，吃不饱便不愿放下碗筷。父亲到外婆家借米，外婆把米桶里的米全部倒进了父亲的袋子，只够我们吃了一个星期。村里有人踌躇满志地到高州乡下的亲戚借米，结果挑回来的只是一小袋红薯。当大家都发觉没有米可借时，终于放下架子，开始是偷偷摸摸，后来是光明正大地从镇上买些米回来给老人孩子们充饥。
　　 然而，祸不单行的是，从镇上传来了米价不断上扬的消息，甚至一天之内变动多次。在供销社上班的阙开来晚上回来首先告诉人们的是，米价比中午又上涨了两毛，粮所的碾米机日夜不停地碾米，还加强了警戒，怕被偷抢，但粮所的米大部分是运往城市供不种田的人吃的，我们买不到。那些抓着不多的钞票还在等待观望的人慢慢坐不住了，因为早上还能买一百斤米的钱到了下午只能买八十斤了。“米价像产妇的奶子——胀（涨）得要紧。”男人们说。其实不止米价，其它商品的价格也迎风飘扬，一路飚升。为了节约，母亲洗干净擦台布重新作洗脸巾用，父亲刷牙不用牙膏了，村里的妇女甚至不敢奢用卫生巾而翻箱倒柜找出弃用多年的可以无数次重复使用的卫生带……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时期，直到第二年水稻获得了丰收，情况才有了好转。
　　
　　 《广西文学》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