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艺术创作领域廓清一个概念，或者一种写作倾向，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散文写作，自白话文以降，很多人提出过这样那样的观点，类“形散而神不散”，现在看来，似乎有些陈旧，最主要的一点：它已经不能够囊括或者很好的统领当下的散文写作本质了。以新散文为例，这样的一个定义是虚弱的，也是无力的，它不能够针对实质，切中内心，进而成为过去式的散文写作观。中国的现代散文写作，在上个世纪的“五四”时期进行了第一次深刻变革，将汉语写作从文言文解脱出来，以白话、平常心、类似交谈的语言和思维、表达方式，使得中国散文获得了一次再生，期间，诞生了鲁迅（周氏兄弟）、萧红、许地山、胡适、梁实秋、沈从文、老舍、庐隐等现代散文大师。
　　 这些作家作品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自由。他们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从民族和西方思想肥沃土壤中开出的娇艳之花。那是一个东西方文化全面接触、碰撞空前的年代，各种艺术和思想潮流风起云涌，而这些在当时受到良好中西方文化教育的作家们，站在这一平台上，以广袤的思想深度和对世事事物的深刻感知，乃至民族血性和传统中的优柔品质，创在了一大批承前启后的伟大的散文作品。现在回想起来，那确实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时代，虽然列强坚船利炮，铁蹄践踏，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但对于知识分子和作家而言，却是展示自己，创造不朽、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但对于国家民族和普通百姓来说：我们宁可不要那么多的伟大作家和思想家，也不愿意祖辈饱受冤屈、苦难和污辱。而历史不是由主观意志所左右。毕竟，那个年代出现了，除了苦难、屈辱和至今仍在隐隐作疼的伤口之外，还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之多的精神财富——近百年时间过去了，他们以文字和血泪创造的明亮光辉依旧照耀着我们——而且不朽，与他们同时代的那么多的人，终究逃不过终极命运，已经尸骨不存，坟茔茫然。而唯独他们——少数人的思想和文字流传了下来——这证实了一个最常见的道理：肉身是高贵的，但生命的终极意义却不是肉身。同样，精神和思想是无限的，但舍却了肉身，仍旧会在漆漆黑夜中毫无着落。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左右，又出现了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人——再向后30年，尽管有那么多的人在写作散文，但从大部分的散文来看，很少有挣脱这三个人作品影响的独立写作者。直到周涛、马丽华、贾平凹等人的崛起，才基本改变了杨朔模式散文的进一步蔓延。若是要按照严格的理论来分析界定，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新散文运动只是延续了这些人的改变过来的一些理念和经验，而逐渐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新散文写作。如此，对新散文的肇始者应当重新排位了。我们通常说的那些新散文代表作家，至少要排在周涛、贾平凹、马丽华之后，而不能像现在一样，堂而皇之地被单独列举出来。
　　 在这样一种粗线条的梳理过程中，有一个清晰的问题出现了：在近代的散文传承和流变中，从鲁迅到周涛，从梁实秋到贾平凹的散文作品，一直有着一个良好的传统，即：始终有着紧贴生活，容身大众，处身尘埃的现实感。尽管梁实秋写过一些闲适文字，鲁迅也写过一些读书随笔，但根本的问题是，他们从来没有从现实这个广阔的写作场中回撤，始终紧紧抓住“我在”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核心。到杨朔、秦牧、刘白羽，周涛、贾平凹、马丽华等人，这种传统依旧清晰而明确，尽管仍旧存在着矫情、大而空的慨叹和言不由衷的赞美，但立足现实，贴近生活，以“我”出发，穿梭社会和大众的写作立场一直没变。
　　 这种传统，应当说是承继了《史记》乃至唐宋“入世”散文的一种精神品格，但到上个世纪90年代，新一轮的散文写作却有意无意地将之掐断了，像是一个绳索，在延续的过程中，突然被人有意割开了。现在，我们一直习惯将这一写作运动称之为“新散文”。又10多年过去了，从实践到基本成熟的“新散文”，无论在技术、思维和形式方面，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绩。对散文文体的触动和启发都是非常及时和有益的。但从新散文作品来看，一些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的早期作品都还能够很好地衔接传统，别开生面的。但很快地，这种对传统的继承就在他们的作品当中自行消失了。打一个不恰当比喻：就像是一个借钱得手的人，转眼间杳杳无踪一样。也就是说，他们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上述散文传统的熏陶，并借力发挥，得到了普遍的实惠，但不久，后期的新散文作品一味求新变异，以技术和形式取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这样说，并不是排斥散文写作的个人化、内心化和另类化，更不是排斥散文中的虚构和想象。在小说领域，阎连科、莫言等作家深感中国作家想象力的丧失，而大声疾呼，并以一些文本加以证实和挽救。这是必要的，想象力的缺失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创造力的缺失。这一点勿庸置疑。或者可以说，虚构能力的强弱，也直接关系到了一个作家文本建构能力的大小。从现代大量的散文作家来看，尽管作者都声言来自真实，但真实的成分到底占有多大比重？
　　 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新散文写作运动，除了技术和形式，思维和方法之外，留给后来的一批散文写作者可资借鉴的财富似乎不是很多。当前的散文写作，已经形成一个大致如下的格局。一个是以已经成名的散文作家意识和喜好为主宰的“纯粹新散文”跟从式写作，像唐代韩愈、王安石等人，后面都有着一群的门生，这些门生的主要职责是，亦步亦趋，跟在前辈或者先生之后，只需在方法、题材、发现和技术上再生出一些别异和新鲜就足够了，就可以获得主流散文家的承认；一个是始终处在边缘的写作者，这些人是茫然的。但在写作上，除了学习新散文的成功经验之外，还在进行着自己的写作，有着自己的主张和立场，实践和方法。一个是以流行和时尚，赚钱为目的的写作者，大都穿梭在城市内外，对现代的都市时尚有着异乎寻常的洞察力，针对新一代读者炮制轻软甜腻的“可口”精神快餐。一个是沉溺在杨朔、秦牧等人的散文醇美酒浆中负隅顽抗的写作者。再一个，就是为文者所熟知的大文化散文写作了。
　　 在这样一个散文整体态势当中，源源不断的后来者何去何从，怎么选择自己的道路，成为了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一个作家首先要奠定的是立场，是对散文乃至散文这一文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而这一切，是建立在对前人作品乃至当世作家创作的透彻认识和整体估价上，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仅靠想当然就可以确定和理解的。盲目写作是浪费才华的一种表现，但不能排除后来者对前者的模仿，但模仿的目的是穿透别人最终达到自己。大约从21世纪初或者稍晚时候，一些具有新的写作主张和理念的散文作家逐渐走上舞台，包括老一辈贾平凹、王宗仁以及近些年已经拥有了广泛名誉的冯秋子、刘亮程、于坚、朝阳、马叙等人，后来者如黄海、阿贝尔、杨献平、习习、吴佳骏、张利文、老湖、江少宾、王开、塞壬、叶耳、沈荣均、李存刚、颜全飚等。
　　 这些作家作品与当前的新散文写作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以强烈的现场感和生活质感，乃至新颖自觉的表现方式方法，还散文以生活的传统、艺术的传统和贴近大地自然本质的传统。就其写作性质而言，定名为“原生态写作”比较恰当。从这些作家作品上，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令人感觉到，贴伏大地的写作对重新完成艺术与现实，人文与生活的重新衔接的可能。而与之相对的是，纯粹的新散文越来越自我封闭，大都是关起门来说体验，进行个人的另类审美和内心筑垒，而忽略了生活在散文乃至艺术创造中强有力的支撑和表现作用。
　　 对“原生态”散文写作而言，散文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是个人的，但又不惟是个人的，是大众的，也是地域的，是生活的，也是艺术的。通过这样的一种传统回归和现实链接，有效地将艺术与现实生活融合起来，使我们的散文创作成为一种富有泥土和生活气息的有机整体。马叙的《在海边——人、事、物》，低姿态、生活化，而又具有非常独特的个人色彩，用一种平视或者贴伏大地的观察和发现态度，观察和书写大地上的事物。这是有别于新散文写作的，也就是说，它改变了自新散文以来，在散文写作中，普遍存在的自我封闭意识，乃至极端个人化的问题。黄海后期的散文写作呈现出一种短促、有力、本质性的倾向，他写城市，一反他人常在历史、景观和现实生活中的描摹和感叹，而是从具体的部位出发，以我的“在场”和对事物的本质性解读，使得散文写作充满了自我和现实的光泽。
　　 这要涉及到散文写作的出路和方向问题，也就是说，散文写作不仅仅是一个方向，任何一种写作都是有其缺陷和不足的，新散文也是，“原生态散文”写作自然也不可避免。但需要澄清的是，原生态散文写作是对纯粹新散文写作的一种纠正，是将强大的生活和现实，乃至时代和当世的一种呼唤，将被遮蔽和消泯的强大生活，以散文的方式重新救赎回来。还散文以自由、开阔、大度、丰沛、激越和清澈的品质。甘肃习习的《黑白断片》、《朋友们》等散文作品，从现实的角度，从内心的方向，将消失的事物和面容，在生活的尘土中浮现出来。给人以活生生的艺术和现实感觉，有着强烈生存意识和艺术冲击力和感染力。四川阿贝尔以《我的青春地理》命名的系列散文，简洁直接，写到了成长和也写到了生存，写到了时代，也写到了个人。无论是具体的绵阳还是江油，乡村或者城市，一个人的生命足迹留下了，而作家以文字的形式，为自己的青春岁月乃至人生轨迹，镌刻了一副别开生面的时间和精神图腾。
　　 这些作家在文字的阔大疆域，以散文的方式，进行着个人的，有意义的探索和实践。同时也在为散文写作寻找更为有力的源泉和出路。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散文回归到了中国散文深刻的传统当中，回到了生活乃至时代的大背景下，因而，众多的人和众多的作品，汇聚起来，形成了正在进行中的“原生态”散文写作。重庆吴佳骏出道时间不长。很多作品在因袭传统的诗意之外，汲取并很好地“拿来”了新散文成功经验，且有效地依着了生活，使得他的写作显得丰盈而扎实，充满了对个人之于时代、地域的情感质地。北京张利文的一些散文，简洁而富有冲击力，他的《三个进城的女子》等作品，以个人的眼光，穿透性地面对尘世终生，以三个有着相同生活背景的女人进城后的不同际遇，绘出了一副底层人的生动画像。贵州老湖《1020的一个普通夏日》，选取一时一地，一个场景，将个人与现实生活紧紧联系起来，看到的物象在城市穿梭，内心的思想在个人生活中展开，这种相互交织的生活场景，充满了一种强烈的现代生活气息。
　　 散文家穆涛说：我们的散文大都是周末作品。但也可以这样说，当前的大部分散文写作，都是休闲的，消费性的写作，不关心生活，也少却了对大众，对他人的一种关照和触摸。四川李存刚《住院部》系列作品，选取个人生活一角，展现大众人生，虽是个体，但充满了时代特征和生活背景，作品中一人一事，一个过程，一个细节，都有着强烈的社会气息，可以看作是职业写作的一个较好范例。甘肃蝈蝈的散文则是另外一种姿态，他写熟悉的生活和事物，充满了悬念，而又具备了大气。他的《一个人的生与死》，透露出对生命终极的沉重思考和认知，他依托的是几位亲人先后离世的真实事件，说出了一个生者对死亡这一永恒命题的个人感悟。山东无益的《夜三种》，以回忆的方式，抵达了曾经的过往，将一些场景变换成现时现地的一种描述和刻绘，一物一景，都是极端个人的，但却能够引发或者牵连了一个年代或者时代的乡村生活背景，这无疑为他的作品提供了有力的地域和情感支持。他的散文有着小说的情节，读来节制舒缓，饶有兴味。
　　 这些作家的作品，可以说是具备了现实精神，都是来自生活现场的特异声音——不同的作家，站在不同的地域和各自的生活场，以沉着、冷静乃至多种方式，呼喊出自己的声音。安徽江少宾的《那些与我无缘的生命》是一个另类的题材，很多人没有涉及过，妻子生产，乃至一些不可测的遭遇，鲜血和新生命，担忧乃至恐慌，都体现了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关怀。辽宁王开的《11月，一张虚指的椅子》是一个典型的现场之作，通过组织村民移植细辛这一普通事件，以个性的语言和原生态的细节，将人在利益面前和农村人在生存当中的种种迹象与困境，很好地表现了出来。读这样的作品，始终能感觉到“我”的在场，以及作品对于世态乃至人性的深刻揭示。广东塞壬的作品是直接的，源自个人生活状态的个性化书写，她总是能够在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时代特征和社会大背景，总是将个人置于一种特定的生活场景中去展现和创造。
　　 “一个人就是一个宇宙”，哲学的命题之一，就是人对人内在情感乃至思维的不懈探询和证实。但文学作品绝对不仅仅是个人的，它不是私人笔记本，也不是个人备忘录。作家要拿出来发表，要用它们来为自己挣得浮世名利。为此，文学乃至一切艺术作品，最终的受众是读者。有人会说，文学永远都是少数人的，这个观点需要纠正的一点是：少数人是文学艺术创作者，而不是它的最终接受者。也就是说，文学是给人看的，给人力量、增添悲悯和勇气、同情和热爱的一种大众和公众享有物。现在的一些散文写作，基本上是对个人的一种复述，如果它们能够很好地将个人与大众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文学仍旧是令人崇敬的。但纯粹的个人化写作，无形中也在消弱文学的诚信度和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