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颜全飚的作品是温和的，有一种向内的力量，他从个人的生活乃至观察中摘取现场的诗意，对事物宁静的抚摸，对人和个人的生活进行生活化和诗意的观照，使得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显露出一种温暖的力量。关于杨献平的散文作品，有一位刊物编辑这样评价说：“感觉非常好，你将日常生活、个人体验与对生命的思考的结合相当完美，你的语言特色是独特的，将具象事物转化为抽象概念或者将抽象概念予以具象化的处理，给人一种别具风味的阅读体验。”（作为撰写者本人，自己吹嘘自己是有些气馁和不好意思的。）除了这些作家和作品之外，还有更多的新近散文作家已经意识到，纯粹新散文写作在某种程度上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转而自觉地寻找自己的写作领域。
　　 广东叶耳的《一张纸牌的两面》以湖南客里山为背景，运用一副普通的纸牌，将一个地域的各色人等纳入视野，以纸牌的不同玩法对应各人的生活乃至命运背景，是一种新颖而又充满强烈现实特征的上好的原生态文本。四川沈荣均的散文大都有着独到的诗意，给人一种晓畅明白之感，且具备良好的现场感，他对乡村，对人，对周遭事物的敏感发现，都是带着一种温驯的心情去接触和表达的。南京刘纪广的《疼痛的南京》是一篇充满疼感，以我带动或者覆盖一个城市。或许他无意中做到了一点：一个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代表一个城市，一个人的疼痛就是一个城市的疼痛。从而赋予了这一篇作品更为宽阔的内涵。
　　 无独有偶，上述的作家和作品大都有着扎实的地域依托，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有效的写作。像马叙的浙东北、杨献平的巴丹吉林和冀南山地、黄海的西安和下黄湾、叶耳的客里山和深圳31区、吴佳骏的重庆大足、习习的兰州边上等等。地域是彰显作家极其作品的一个重要根基，也是创作的不竭的精神之源。类似的，已经广为人知的有：冯秋子《白音布朗山》、冯唐《浩浩荡荡的北京》、唯色《八廓街》、王宗仁《五道梁落雪，五道梁天晴》、《唐古拉山和一个女人》、周涛《巩乃斯的马》、《游牧长城》、马丽华《藏北游历》、贾平凹《商州三录》和于坚的云南文字等。可以说，地域和现场是作家写作的最大的生活源，但长期以来，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可以说，我们的散文传统从春秋到《史记》，再后来是唐代和五四，散文一直有着立足现实的传统，而宋代和明清之后，将散文移到了山水寺庙、闺房书斋。到上个世纪上半叶，国难当头，家破人亡，文人高声疾呼，甘以热血荐轩辕，充满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理想要求，而在杨朔、秦牧等人歌舞升平之后，散文转而向大地寻求诗意，以自然风物寄托情志。现在，散文则成为了高度个人化的产品，对大众的疏远导致了人民对新散文的隔膜。这些具有强烈现场感的作家作品，贴伏大地的“原生态写作”，在散文在文化和私人的迷宫中无边沉醉和独自歌舞的时候，它的出现，是对当前散文写作的一种纠正，也是对传统的一次深刻回归。
　　 2005年上半年，小说界乃至一些评论家，发出了“我们的小说为什么缺乏诗意”的呼声。对于这一点，散文界也有了一种向诗意回归的迹象。这里要澄清的是：诗意不同于诗性，散文和诗歌一样，都是诗性的文体，小说也不例外。但诗意是一种表现或者说表面手段，而诗性则是内在的，不张扬的和内敛的。很多人将诗意和诗性混淆了，包括小说家和评论家的那一声有意无意的呼唤。对于“原生态”的散文来说，诗意盎然的作品并不缺乏，像冯秋子《生长的和埋藏的》、马叙《流水三章》、朝阳《父父子子》、黄海《南方以南：村庄》、杨献平《有一种忧伤，比路途绵长》、张利文《菊花绿了我就走》、老湖《老家植物志》、王开《秋天是一种句式》、蝈蝈《迎风站立的虚空》、习习《穿梭》等。另外一个问题是，原生态和现场写作容易成为个人的履历表。在这里，需要解释的是：现场是特定的，不是连续的，原生态是一种写作态度，而不是写作方法。个人在其中的角色是平视是贴伏，是建立在真实（情感想象、内心经验和现实生活）基础上的生动说出。
　　 写作是个人的事情，但这不是倡导或者提倡私人化写作的借口。任何一种题材的写作，都是有着许多方式方法的，不惟一，多元素，不惟独，多格局是基本的态度，不能提倡一个，消灭一个，大一统，孤立的艺术再精彩，也还是枯燥的。在艺术实践方面，方法越多，类别越多，恰恰说明了它的繁荣。之所以就原生态散文写作谈以上的看法，包括提到的朋友及其作品，是当前散文写作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群体，不约而同，又各具色彩；散文的主张和理念不一定雷同，但作品流露出回归传统和原生态的品质。
　　 原生态散文和现场写作，不是应时应景的，与主流的官方写作有着宵壤之别，它的立场是民间的，独立于大众话语和主流意识之外的。它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写作方式，而是向着传统的自觉回归，当然，也是一种正在探索和实践中的较新型散文写作。上面提到的新近涌现出来的作家和作品，不论名气大小，作品多寡，都呈现出了非常健康而且强烈的独立意识，从语言、文体、题材、体裁进行着个性的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这些作家及其作品，都是来自现场和原生事物的真切声音，是对那些大而空的强行凌驾和附加的一种校正，而对于作家本人来说，这样的写作既是对自己的一种考验，又是对当前整个散文写作的一种强力变异——这对于当前乃至今后的散文写作，显得尤其真诚、可贵和鼓舞人心。
　　
　　 注：该文为百花文艺出版社《原生态：散文十三家》一书后记，但修订稿丢失，缺周伟和朱朝敏的相关批评。这里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