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皮褂子.鞋.帽
　　 1975年冬天，民勤县羊路公社五坝大队来了一位离家多年的新疆客，他叫唐培奇。十几年前，唐培奇在民勤差点饿死，为了逃命远走口外。回到老家的唐培奇约了五坝本家的亲房五人，到县城找到了同名异字的堂兄唐培琪，拍了这张合影。
　　 前排四位估计是唐氏家族亲友。前右二叫唐培耕，是五坝五队的生产队长。后排右面第一人是民勤县财政局干部唐培琪，面相文静，围了小方格围巾，上衣口袋插着两支笔，一看就是公职人员。后排中间站立者是新疆客唐培奇，穿圆领毛衣，戴着眼镜，上衣口袋有一支笔，气质和民勤农民不太一样。后排左一叫唐培湘，是五坝五队的会计。其他人名讳不详。
　　 五坝五队的这几个爷们，上一年收入大概不错，每人都穿了一件暖和又时尚的绵羊皮褂子。
　　 民勤地处边疆，在信息闭塞、商品流通不畅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衣着更是落后于时潮。相对于女人，男人的衣着显得呆板单调。城镇男性服装一律是中山装，以蓝色为主，夹以少量的黑色条绒。农村男性的服装多以大襟对口夹袄和外套为主，极少变化。若能置办一件中山装之类的“制服”，必定是境况不错的家庭，而且这衣服必须等到重大场合才能穿出来。服装无形中区分了人的身份，不需询问，衣着就会告诉旁观者其主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是干部或是工人。
　　 照片前排两头的坐者戴着单帽，是兰州红旗被服厂生产的“红旗”牌蓝布帽。当年小孩戴的绿色帽，成年人戴的蓝色帽，大都出自同一厂家。有一阵青年小伙子中流行劳动布帽，水洗后发白，有点洋味儿，农村青年也纷纷仿效。前排左起第二位戴的就是这种劳动布帽。两种帽子价钱不高，一块多钱就可以搞定。后来涤卡帽子上市，颜色以铁灰为主，挺括，帽舌不易因洗水而耷拉弯曲，很快便成为畅销货。一顶涤卡单帽两块多，只有干部才能戴得起。唐培琪戴的便是。
　　 我家隔壁的三猴子，父亲过世得早，经济靠母亲和哥姐们支撑。三猴子八岁前没买过一顶新帽子，戴的都是哥哥传下来的旧货。过年时他母亲动了爱怜之心，计划给他买顶新帽子。三猴子一张口，就把他母亲吓住了：要买涤卡帽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不是给老娘祛病吗？！最终，三猴子还是得了一顶“红旗”蓝布帽。
　　 棉帽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草绿色和蓝布帽，像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军队普通士兵用品，与唐培耕和唐培湘的帽子相仿。一类是栽绒的深绿棉帽，像木刻版画雷锋头像的军帽式样。新疆客唐培奇是照片里唯一戴此种帽子的人。看到这些棉帽，过来人眼前多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寒风刺骨，红旗招展，戴着棉帽的劳动者脸色紫红，口喷白气，棉帽渗出的汗水渗出白色碱斑，垂下的帽耳底端微微上翘。他们拉着架子车你追我赶，奔跑不息，如同战场上溃退的散兵。
　　 那些年民勤的冬天奇冷无比，熟人见面少不了说一句：头都冻干了！男人出门干活，抵不住严寒就施不开手脚。棉衣棉裤的芯子要装新棉花，最好是羊毛或驼毛，外面披了曳地的白板老羊皮袄，进沙窝，睡麻岗，才不会冻僵。老羊皮袄保暖性虽好，但张风漏气，难以紧身，也不好看。新式皮褂子短至大腿部位，外护应时布料，夹心揣了薄薄的棉毛。领子用黑羊羔皮或栽绒做成，黑白反差鲜明。系上胸前的扣子，紧凑贴身，冷御寒且美观。穿上皮褂子在大队里一走，社员都明白：这个出来得瑟的人，手里有几个钱了。
　　 照片前排四人和后排一人都是“皮褂子族”。进照相馆时，他们应该做了充分准备。穿上出最新的压箱底外衣，再加上不可或缺的皮褂子；帽子一般就这一顶，将就而已；鞋子也无可挑选，脚上只此一双。前排右一从家里翻出了先人遗留的水晶夹鼻眼镜，比后排新疆客唐培奇的眼镜高古，却多了一份木讷。面对照相机，“皮褂子族”多半拘谨，面部表情也不似唐培琪二人放松。对他们来说，本家自远方来请人照相，经年不遇，是值得谨慎对待的奢侈消费。
　　 1970年代的民勤，皮鞋是稀罕物，城里的干部工人也很少穿。农村财力有限，男女老少常年穿着手工做的千层底布鞋。夏天不用顾虑，睁眼闭眼就过去了。冬天一到，家长们首先得把棉鞋棉袜做好，不能把大人小孩的脚冻坏。雪多的年景，有人穿着羊毛毡靴，有人穿着部队亲属赠送的军用大头皮鞋，最稀奇的是有人穿着形似京剧生角的厚底鞋——底厚两三厘米的“大加工”，在雪地上走出吱吱的响声，引来众人羡慕的目光。
　　 这张照片前排两人穿了方口布鞋，一人穿了牛鼻子棉鞋。其中两人的鞋尖和后跟缝了皮革，民勤话叫“缀弯子”，结实，耐磨。后排的非“皮褂子族”唐培琪兄弟是否穿了皮鞋，从照片上已无法得知了。
　　
　　 二：地头学理论的荒诞剧
　　 田间地头学理论，是文革荒诞剧之一。所谓理论，离不开“阶级斗争”这个“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纲”；目的是革假想敌的命，继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工厂有“工宣队”，农村复制出了“农宣队”，组织一些根正苗红的工人农民进厂串户，捧起领袖著作或“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照本宣科，在人人自危的言论沙漠里播撒文化大革命的“春雨”。
　　 要说宣讲理论，倒也不是文革的创举。清雍正年间，朝廷派大员率领五十多人赴陕甘宣讲文字狱专案材料《大义迷觉录》。在甘肃酒泉的一场演讲后，主事人报告雍正，百姓听到皇帝勤政爱民，无不感激，涕泪交下；而对怀挟异志的皇弟皇兄“发愤激烈，怒形颜面”。雍正指示宫廷刊印《驳吕留良四书讲义》发至全国学宫，供士子学习，以期清除异己人士的精神流毒，改造汉族知识分子思想，使之成为大清顺民。
　　 二百多年后的农村理论学习，于1974年登峰造极。此时，江青在天津社员们发动农民“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周公”，闹腾的不亦乐乎。第一夫人的行动波及全国，学理论风潮铺天盖地。农村社员早中晚出工，必须在树荫下、地埂上学习一段“批林批孔”等“理论”。遇上雨雪天气，理论学习就在生产队的房屋里进行，不敢有所松懈。
　　 “批林批孔”及其继续革命的诸多文章，大多出自“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组）、“初澜”（文化部写作组）等等背景深厚的团队，其骨干不乏后来被称作大家甚至“大师”的学者。主席说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暴力之下，斯文扫地，劫后留存的知识分子被运动“驯化”，如冯友兰、周一良等先生在御用写作组中舞文弄墨，或踌躇满志盘算做“帝王师”，或迫于压力只图混得自身和家口平安。情形如黄裳先生评论雍正年间文字狱，“终于转移了一代士风，大大加强了奴性。流风余韵，至今还没有销歇净尽”。
　　 这“士风”流到民间，把远离宫廷黑幕的老百姓搞得晕头转向，不知大批判理论文章里藏着何样玄机。学理论，相当于对牛弹琴。批林彪，扯上孔子，并冠以绰号“孔老二”，说林彪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是当代大儒。红心向着毛主席的农民骂完林彪偷走了马克思列宁的外衣，还想弄清林彪和孔子的关系，于是问读报的队长或会计：“孔老二死了几千年了，林彪又不姓孔，怎么就成了孝子贤孙？”读报人自然说不清楚，满嘴搅舌头：“都是野心家，想篡党夺权！”队长或会计把“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读为“天下归人马”，“少正卯”念作“少正卵”，“柳下跖”认成“柳下石”，社员恍在云里雾里，从不质疑。多年的历次运动，已经将“创造历史”的“人民”屏蔽在了传统文化之外，不仅不知道孔子和《论语》，更无法猜测“评法批儒”、“批周公”的矛头对准的是周恩来等大佬。
　　 这样的学习，必定乏味无比。队长或会计读了一段报纸，早已昏昏欲睡，打起了呵欠。折了报纸塞进上衣口袋，向打盹的社员说：“干活吧，早些干完了回家。”大伙懒洋洋地操起农具，收割小麦，平田整地，掘沟挖渠，等着太阳下山。男社员老骚狐抽完一支莫合烟，拄着铁锨看低头干活的女人。瞅准了目标便蹑手蹑脚窜到其身后，突然将一把手伸进女社员裤裆，或者两手抱住女社员胸部。女人被这猝不及防的举动惊吓，发出怪叫，随即大骂“老牲口！老驴！”老骚狐在一边露出淫笑，一嘴黑牙闪出乌光。女人拾起地里的土块，向老骚狐砸去。老骚狐一躲闪，女人顺势冲上来抱住他的腰往地上摔。其他女人一拥而上，把老骚狐摁在地上，七手八脚扒了裤子，往裤裆里塞土疙瘩和草叶。老骚狐佯作痛哭，哇哇乱叫。女人们问老骚狐：“你是舒服的呱喊呢？还是难受的叫唤呢？”老骚狐笑得合不上嘴：“一阵子是舒服哄哄的难受，一阵子是难受哄哄的舒服。你们把老汉玩好了！”
　　 批林批孔告一段落，又评《水浒》，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农民们还没把晁盖、李逵的名字记清楚，“反击右倾翻案风”接踵而来。批经验主义、批唯生产力论、批形而上学。地头的理论学习越来越深奥，批判对象离农民越来越远。起先批判死人，好歹还能凭借想象借题发挥，后来上升到学术名词，丈二的和尚再也摸不着头脑了。
　　 遇上公社干部巡查，大队书记事先安排了时间、地点和人员，装模作样拿起书报做欢喜投入情态。像这张摆拍的照片，看着叫人五味杂陈。当然，拍照时，老骚狐这类社员是上不了镜头的。他被勒令远离地头，到县城购买毛主席画像或牲畜的鞍襻笼头了。
　　
　　 三：民勤式赤脚医生
　　 我从“百度”上查了有关词条，找到了“赤脚医生”一名的来源：1968年9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赤脚医生的文章，“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词条解释道：赤脚医生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初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名称由此而来。
　　 这个解释基本可靠，但准确度不高。赤脚医生出自医学世家的不乏其人，也有许多人出于其它原因自学成才。清末民国初，一些在科举路上出头无望或厌倦仕途的文人士子毅然转身，将写惯了八股的笔墨纸张变作草药方笺，修齐治平、光宗耀祖的远大理想化作悬壶济世、治疴去疾的稻粱之谋。改朝换代的动荡时局，学医自然是救人利己的最佳职业生涯。秀才变郎中，似乎轻而易举。自幼打好的古文功底，圣贤文章的经年教化，学会望闻问切，记诵汤头歌诀并非难事。这些秀才出身的乡村郎中是赤脚医生的父辈或前身，他们改变了“世家”主导的底层医疗架构，也使西医东渐的风气里夹杂了些许江湖味道。第二种赤脚医生的来源称是高、初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不免滑稽可笑。1949年后的高初中教育，教人以暴力革命、武装斗争、阶级矛盾，视科学为洪水猛兽，躲避尚且不及，何曾教人医术病理？挑选某人当赤脚医生，话语权在官方，说某人懂些医学，只是关系学里动动嘴皮子的小事。
　　 1974年，民勤地界的二百多个大队都有“合作医疗站”，赤脚医生508人。各村医疗站有一两间诊室，两三个医生，治疗头疼脑热、拉稀跑肚的小病，偶尔接生引产、剖腹结扎，缓解个别重症病人的症状。
　　 我依稀记得，大队医疗站的豁牙老大夫曾在国军服役，后来因历史问题被某医院退职。大队医疗站挂牌时，他浮出水面，领着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学徒在诊室里打针换药。医疗站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行动，就是给我们小学的四百多号娃娃种牛痘，防治天花。牛痘的普及前，农村孩子出天花发烧，郎中多半点燃艾草，在孩子嘴角、头顶等部位烧出几个“灸疮疤”。天花治住了，疤痕却终身难消，成了民勤人面部的独特印记。我们坐在教室的木凳上，等着医生用蘸了酒精的凉棉球涂抹胳膊某处，再用尖细的针头画出一个小小的“井”字。
　　 第二次大行动是推行计划生育，集中了各队育龄妇女施行绝育手术。医疗站诊室里搭起了门板拼成的手术床，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主刀，豁牙老大夫师徒当助手。女人们进去时满面愁容，出来时手扶门框，捂住肚子皱着眉头咬牙切齿，忍住不发出疼痛的呻吟。
　　 当时有两部电影《红雨》、《春苗》，讲的是赤脚医生和阶级敌人斗争的故事。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是个帅哥，爱上了大队医疗站的女赤脚医生。他教我们唱《红雨》主题歌：“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也唱《春苗》插曲：“身背红药箱，阶级情谊长。千家万户留脚印，药香伴着泥土香。”这两首歌是贫下中农对赤脚医生的赞许，频频隔墙传入女赤脚医生耳朵，从泛指到定向，老师心知肚明，我们一无所知。
　　 正常的情景，是豁牙老大夫和一个学徒各自骑了自行车，走乡串户诊病。老大夫肩上背了紫红色小皮箱，皮箱正面中央位置涂有一个小白圈，圈里画了红十字。学徒自行车后座架两旁挂着白色布兜，兜布上缝着信插一样的两排小口袋，装着针筒、纱布和常用药片。老大夫指点学徒给肺结核病人和甲状腺肿大者配发免费药品，自己给队里的成年男女传授避孕套和避孕药的使用方法。有人反问老大夫：“你说的好得很，为啥你养了八九个娃娃，不用套子和药？”老大夫笑了，豁牙全部暴露：“这套子从外国弄进来的晚了，早有这东西，我的牙也不会掉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