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村张老汉攀树摘沙枣，被大风吹落，一头杵在坚硬的板滩上，脖子缩入肩胛中。豁牙老大夫闻讯赶来，在屋梁上悬挂了皮绳，提起斧头将一枚长约一尺的铁钉从老汉左鬓钉入，自右鬓穿出。又在两耳后穿了一枚同样长的铁钉。老大夫招呼徒弟托起张老汉肩膀上的脑袋，把屋梁上的皮绳扣系在两根铁钉伸出的四端。徒弟抽了张老汉屁股下的高凳，张老汉双脚离地，悬在半空，呲牙咧嘴的嚎叫揪心裂肺。翌日，张老汉的脖子回归原位。豁牙老大夫和徒弟拔出了张老汉头上的铁钉，在颈部横围了一副驴壅子。月余，张老汉初愈，打发儿子到大队医疗站感谢老大夫。学徒说，上面的领导害怕你爹死掉惹出乱子，让老大夫回家歇息了。
　　 学徒一如既往地下队看病，天长日久，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夫。1985年，全县村级医疗站改为村卫生所，赤脚医生变成了乡村医生。学徒承包了村卫生所的当夜，去看弥留之际的豁牙老大夫，问及当年给张老汉拔脖子的技巧。豁牙老大夫喘着游丝般的气，说：“那是我在国民党部队里学的，怎么敢教给你？现在不行了，想教也没功夫了。”
　　
　　 四：张家四姊妹
　　 张家四姊妹出身殷实之家。他们的父亲张老先生念过几年私塾，给四姊妹按长幼起名元英、亨英、利英、贞英。
　　 1952年，元英十八岁，嫁给了同村二十三岁的李乾德。李乾德的父亲是县城里药铺掌柜，民国十八年死于马仲英匪乱。母亲守着十来亩好地，捱到了乾德长大成人，娶了元英。元英到了李家，家境一天天好了起来，攒足钱买了一头骡子。两年后，新政权大规模兼并土地，号召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元英家的田地和骡子，换来了巴掌大的合作社入股证。没地没牲畜的贫雇农，鼓着劲拥护新政策。元英受了感染：所有的地都成合作社的了，合作社就是我们的家。1958年，大跃进炼钢铁，元英家里铜质铁铸的锅盆灶具被强行收走，吃饭改在了社里食堂。饭多得吃不掉，院子里外到处是剩菜和馒头。乾德妈一个劲地念叨：造孽哩！饿折脖子哩！乾德和元英双双到几十里外的红崖山修水库，难得回来一趟。娃娃进了社里的幼儿园，由乾德妈和几个干不动活的老太婆管护。没过一年，食堂的饭变成了二两面粉搅出的清水糊糊，照得见人脸。乾德妈耗不住，饿死在了食堂墙角下。乾德和元英闻讯从水库工地赶来送葬，发现成群的老鼠围住母亲皮包骨头的尸体上串下跳。娃娃饥饿的眼睛没有一丝亮光，爬在地上攥着奶奶的一角衣襟，疯狂的老鼠咬掉了娃娃的半截耳朵……
　　 亨英性格好强，年纪轻轻就当了村里的妇女主任，成天和一些外地来的革命者走在一起，征粮、征棉、斗争坏分子。县里的一个参加过济南战役和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看上了亨英。亨英嫌他大自己十来岁，犹豫着没给答复。转业军人托人找到了张老先生，老先生接过了来人手里的茶叶和点心，答应了这门亲事。张老先生对亨英说：你娃娃在人面前走哩，男人大个十来八岁算个啥？旧社会大几十岁多得是！现在城里的干部流行“土倒洋”、“老换少”，都在换年轻女人，你嫁给他不算出格。亨英听了父亲的话，办了婚事。这军人运气好，不久当了县委领导。亨英把妹妹利英介绍给了丈夫的通讯员，圆了利英当城里人的梦。1961年冬天，亨英的丈夫服毒自尽，原因莫衷一是。张老先生得了噩耗，一头栽进了家门口的水沟。
　　 1968年，甘肃会宁县的一个城镇家庭妇女提出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县城工干家属被遣散，利英带着三个孩子，到了远离县城百余华里的乡下。生产队分给她的住房，是村里一个地主的大院。院子里住了十来户人，大半是没气力盖新房的贫下中农。利英从农村复归农村，重新干起了原本不爱的农活。农忙时节，丈夫请了长假帮她做农活，还特意给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带了布票、沙枣酒。当地农民咧着嘴笑话笨手笨脚的利英：这地是我们先人留下的，城里人来了要分地分粮，不是抢我们的饭碗吗？利英说：毛主席要我们一家下乡接受教育，你以为我想来啊？她起早贪黑在生产队仓库里选良种、在麦地里挥舞镰刀、在猪舍里陪着临产的母猪过夜。秋收分粮食，利英分得的是最次的“下风粮”。秋风吹过，暮光夹着寒气，三个娃娃吃过了晚饭，爬在被窝里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利英站在大院门外的沙枣树下，听着落叶铁片一样唰唰坠落，院墙角上的猫头鹰发出声声锐叫。利英的后背阵阵麻凉，抹了眼泪强装笑脸回家。
　　 贞英自小随了二姐在县城读书，跟学校红卫兵搞串联，徒步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在天安门广场，贞英挤丢了鞋子，光着脚朝敞篷车上的领袖挥舞语录本，机械地呼喊口号。伟大领袖像书上说的“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而林副主席则萎靡不振，脸色蜡黄。贞英没来由地想起了样板戏里胡彪的一句话：“防冷涂的蜡”。林副主席冷吗？这是个复杂而古怪的问题，没人能答得上来。回到学校，贞英加入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刻蜡板，教歌曲，演出移植革命样板戏。回乡后当女民兵、组织铁姑娘队，夜深人静中写下了一页页向往未来的革命日记。1971年末，因缘际会，贞英作为文革中的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被推荐到省城某大学读书。
　　 张家四姊妹或许还记得那个初春，乍暖还寒，太阳疲沓地泻下满地白光，顺地面铺展开去。破羊皮一样泛黄的土地，随处可见没长出绿叶的树，枝条精瘦，如同许多小手伸向天空，也像一排排独腿怪物望着空无一物的农田。一队劳动妇女身穿大襟棉袄，脸上挂着舒展或羞涩的笑，拉起一辆装满驴粪的大车，缓步走向旋风四起、沙尘飘荡的旷野。
　　
　　 五：木匠进村
　　 “拉锯，扯锯，木头缝里咯唧。”程木匠兄弟俩肩扛锛锯，手提装了斧尺刨凿的帆布褡裢走进村庄，身后跟了几个碎娃，乱喊着谣曲，走进生产队饲养院。空地上的一群麻雀轰然起飞，慌忙涌上墙角的杨树秃枝。牛棚驴舍门栅里伸出期待草料的大头长脸，张开大嘴发出响亮或低沉的鸣叫。躺在生产队办公室炕上打盹的朱队长、王会计听到人畜声，揉着眼睛起身下炕，匆忙披了羊皮袄，出门迎了木匠，寒暄着天气路途。饲养员接过程木匠兄弟的工具，回头将笑脸变成凶相，举起锯子指向讨要食物的牲畜：“干x扬声叫唤啥哩！老子又饿不死你们这些杂怂！”一伙人进了屋子，碎娃们挤在门口向屋内张望。朱队长和程木匠坐在土炕沿上边抽旱烟，边盘算着即将开工的木活。会计坐在办公桌前写写画画，饲养员提起芨芨背篼，推开门口的碎娃，骂骂咧咧走向饥渴的牛驴……
　　 程木匠兄弟在午后出场了。生产队饲养院里搭起了两座木架，两根方木被社员们抬到了木架上。兄弟俩分别登上一根方木，把大锯一头交给地上的社员，自己握了另一头，沿事先画好的墨线来回拉动。锯末如雪，在阳光下飞动。锯片渐至发烫，飘出一股焦味。程木匠连忙叫停，打发地上的帮手端来冷水浇进木缝给锯片降温。唱谣曲的碎娃坐在地上，对着热火朝天的木匠及其帮手唱道：“四个眼睛，盯着个缝缝；来回抽动，白沫子乱喷……”站在方木上的程木匠乐得前仰后合，几欲坠地。女帮手听出了其中的别样滋味，羞色满脸，乱了拉送锯条的节奏。程木匠笑着停了手，女帮手趁机做生气状，拾起地上的一根树枝转身扑向唱谣曲的碎娃。碎娃们自知闯了祸，惹恼了大人，窃笑着四散而逃。
　　 黄昏时分，朱队长招呼程木匠兄弟收工：“黑影子下来了，歇了明个再挛吧。饭我叫谢三女人做上了。她的饭食香哩！你们以后就在那里吃。”两木匠交头接耳：“早就听说过，人干净，饭食好，老汉投机倒把进了班房，女人带着几个娃娃难过得很。”朱队长干咳了几声：“你们只管吃饭，可不能胡思乱想。”
　　 十几天后，两根方木变作大轱辘木车的辕条和车厢底板，朱队长家里多了一张小方桌和四把小板凳。王会计给两木匠结算了工费，口袋里也多了两块钱。朱队长和程木匠拜了干亲家，把一条猪腿和十七八岁的儿子交给木匠亲家：“这世道，念书没用，学个手艺好吃饭。娃子就交给你了，仰仗你好好给教些本事。”程木匠兄弟带上新学徒朱大头，背起褡裢揣好钞票，匆匆赶往下一个生产队。
　　 1978年，程木匠带出的学徒朱大头已近四十，来我们生产队干活，住在饲养院，吃在事主家。那年我刚上初中，写家庭作业不是蜷了身子爬在炕桌上，就是扭过双腿仄伏在八仙桌一侧。父亲买来几棵粗壮的沙枣树干，请了朱木匠，想给我做一张写字台。木匠说没做过，不会。他建议做放置锅碗瓢盆的木柜，再做几把椅子。父亲随了木匠的意，在生产队工棚里锯开树干，由朱木匠打造家具。约摸半月，朱木匠交了工。父亲付了工钱，天天盯着家具看。我以为父亲高兴过了头，赌气说你不做写字台，做这些笨头拉呱的东西有啥用处？父亲叹息道：“朱木匠把我们的木料偷了，他半夜扛着木头去了村头的谢寡妇家。这怂咋和他爹一样呢……”
　　 没过几年，县城来了一些南方木匠。这些“旁处人（外地人）”说着“浙声字（外地话）”，吃饭不挑三拣四，干活不分昼夜，价格灵活，善于交际，出手极快且做工精细，还会在家具上用油漆绘出漂亮的花纹。相比之下，民勤木匠的笨拙、懒惰就成了致命弱点，失去了竞争优势。这些人学会了民勤方言，带着异乡口音东奔西忙，从县城打入乡村，又从乡村打回县城，俨然“民勤通”。他们在民勤很快致富，开了家具店、火锅城和装饰公司，自称与时俱进，发展转型。但转来转去，大部分转到了赌场，数年积累的金钱在牌桌上像风吹流沙，没了踪影。其实，南方木匠里出了不少名人，明朝皇帝朱由校暂且不说，近现代的齐白石、刘少奇、李先念、李瑞环等等就是例证。
　　 朱木匠这一批本地匠人被挤出了利润较高的家具市场，骑着自行车在乡间给农户造农具、盖房子、做棺椁，包揽些粗活。朱木匠儿子没念完初中，就在县城里打工。有人劝朱木匠，给儿子开导开导，子承父业，学木匠吧。朱木匠给儿子一说，儿子扭着脖子耸耸肩：谁干这吃力不讨好的活？又挣不上钱，不干！朱木匠拗不过儿子，点了一根烟坐在院子里的果树下，看着一绺一绺的蓝色钻进树枝，消失在树叶中间。
　　
　　 六：1970年代末：驼队穿过民勤城
　　 这支由十几只骆驼组成的驼队，不知来自何处，去向哪里。驼队前面的驼夫撇着罗圈腿，迎了晨光从西门踱进县城。这座仅有万余人口的小镇，是民勤绿洲的核心。像大城市人形容所有小镇的笑话一样，民勤县城“东街放屁西街闻声”、“一泡尿从城南撒到城北”。驼夫僵硬的脸肌慢慢松弛，眼珠流转的速度逐渐加快。驼铃的叮咚声由紧变慢，终至稀稀落落。
　　 西街的县委党校院内，几棵老树枝繁叶茂，像隐居的名士，高迈超脱。校门两旁长长的青砖围墙上，水泥浮雕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县里的“四干会”正在召开，新一波“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即将从这里掀起。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在教室里打了麦草地铺，摊开自带的铺盖，啃着锅盔，叨唠家常。党校斜对面的县医院手术室里，一台妇女阑尾手术已经结束。主刀大夫脱了手套，洗手时猛然打了个寒颤：那妇女的肚子里，留着一把剪刀和一只手套！药房里，几个操着上海话的医生在窃窃私语：当年拖家带口到边陲荒寒的民勤救死扶伤,十多年过去了，也该回去了，怎么才能回去呢？
　　 对角约十米的县城十字，人称大十字。东北角的理发馆里，穿白大褂的剃头师傅站在一方大玻璃镜前，抽着烟给公社革委会主任理发。刀剪嚓嚓作响，两人在镜子里看着对方的眼色说东道西。话头扯到了各自的前半生，公社书记说当了一辈子运动员，现在到头了，运动不上去了。剃头师傅搬弄着书记的脑袋，恭维道：“你这官做了这么长时间，也值了。哪像我多少年没出息，整天抱着球大的葫芦推来剪去。”镜子里的书记露出了愠色：“你骂我呢，还是夸我呢？”剃头师傅挤着眼睛故作惊惧：“唉，我这嘴说惯了，把不住门。书记的头怎么也不该是球大的葫芦！”
　　 大十字东南的转角铺，油漆斑驳的柜台上铺着各色花布，货架上陈列了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等日用品，夹杂了朝鲜香烟、伊拉克蜜枣等来自友邦的进口货。驼背的王爷和佝偻的李爷昏昏欲睡，偶尔抬起耷拉的眼皮望着门外大路上的风景。长着黄牙的少妇搬弄好粗大的辫子，接过了乌黑小手递来的一分硬币，将红色塑料小勺伸进玻璃大瓶，挖出两粒糖精片，用一小块马粪纸包好交给小孩。她看着小孩离去的背影，伸出小拇指捅进鼻孔拽出一坨鼻屎，轻轻一弹，鼻屎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准确而轻盈地粘在了小孩后脑壳上。
　　 东大街的政府大院，红色的木质双扇大门里立着两排苏式建筑。这是县城最早的官衙旧址，自明朝至民国，历经十余次修葺，最终将建筑风格停留在了模仿苏联老大哥的年代里。穿蓝中山装，戴蓝布帽的工作人员在其中出出进进，忙着欢送县革委会副主任赴京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几个男人抬着一面大鼓，一群挎了腰鼓的女子两排列开，等着副主任走出红色大门。隔壁的县委大院，钢筋焊成门口人头攒动，兰州军区政委萧华将军中午就要抵达县城，接见民勤县铁姑娘队的队员们。
　　 民勤一中会议室后面的空地上，数千名学生垂头默哀。坐西向东的老式房屋挑檐上，挂着“某某老师永垂不朽”的黑布白字横标。一个被黑木框围住的大照片，定格了二十年前该校一位被打成右派而罹难老师的面容。校长在高音喇叭播出的哀乐中穿过林立的花圈，在遗像前站定，控诉某反党反革命集团迫害知识分子的滔天罪恶，语气悲切得像半夜吹过的寒风。
　　 东大街尽头的东门大桥横在跃进渠上。说是大桥，其长度不过30米，宽度只能走过一辆解放牌卡车。桥上涵洞的水泥框架雕着“毛主席万岁”的横额，木质闸板吊在框架中间，锈迹斑斑的铁条和铆钉排列有序。春秋两季，跃进渠水卷着沙土从红崖山向北流经县城，奔向湖区浇灌农田。涵洞里泥沙俱下，浊浪腾跳。灌溉期一过，涵洞闸坑里的积水便清澈了，灰色的绿，深不见底。城里的少年或来钓鱼，或来游泳，一不留神就出了人命。一干家属抬着溺死的少年哭天抢地，东倒西歪走进县城。好心人劝导以泪洗面的孩子父母：都怪娃娃不小心啊！这事情，怨谁呢？唉，都是命，都是命啊！
　　 南街的文化馆门口，一伙人从卡车上卸下了两件大木箱，小心翼翼地绕着走道往院落深处搬运。半途中有人小腿抽筋，一件箱子摔在了地面的石条上，箱子里传出了瓷器破碎的脆响。老馆长大惊失色，双腿霎软成稀泥，蹲在箱子前半晌站不起来——一尊两米多高的领袖瓷像，从此安静地斜立在一堵土墙下，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包装箱。
　　 驼夫牵着驼队的穿过县城，驼铃喑哑，步履疲惫。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也没人知道他要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