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治国死了。这个消息令我大吃一惊，我愣愣地看着父亲，父亲面容哀戚，久久没有出声。我急忙转移话题，父亲年事已高，任何一个老人的死亡，都会触痛他那根敏感的神经。在小村牌楼，比父亲年长的老人已经没有了，他比谁都清醒地知道，黑夜一样幽深的死亡，随时有可能逼近自己。
　　 治国比父亲小两岁，去年患上了胃癌，一年时间不到，就离开了人世。今年正月，我还见过一次治国，他捧着一杯茶，坐在屋后的石头上安静地晒太阳。治国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视力却很好，见到我，似乎想笑，却没有笑出来。我给他敬烟，他意外地没有拒绝，一张黝黑的脸，很快就蒸腾在一团烟雾里。治国一直抽烟，“红三环”，三块五一包，从中年抽到了老年。村子里的老人都抽“红三环”，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舍得买一包好烟。我原以为病中的治国会清心寡欲，至少应该戒酒或者戒烟，但治国什么也没有戒，仿佛他并不惧怕于那黑夜一样幽深的死亡，仿佛他早就厌倦了这不堪的人世。
　　 治国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在一江之隔的乌沙镇，“倒插门”。早些年，大儿子还给娘老子打打电话，时间久了，终于适应了寄人篱下的生活，一双儿女，都随了母姓，治国想见见自己的孙子，但许多年了，儿子和孙子都没有回来过，每回都说有事，每回都说太忙。渐渐的，竟连电话也没有了。治国的老伴走的匆忙，人快不行的时候，眼睛始终圆溜溜地睁着，悬着一口揪心的长气，手在空中乱抓。治国知道老伴的心思，但他始终一言不发。小儿子于是偷偷地给哥哥打了个电话，请他回来送送老娘。当天晚上，大儿子终于独自回来了，他给死去的老娘磕了三个响头，丢给弟弟一千块钱，第二天一早，又悄悄地回了乌沙。治国羞愤难当，伤心欲绝，在村民们的谴责声里，治国终于和大儿子划清了界限，他不允许大儿子的名字刻上老伴的石碑，他还给小儿子郑重其事地立下了唯一的一道口头遗嘱，将来，他的石碑上，也不允许出现“那个狗崽子”。治国的决绝，终于慢慢消弭了村民们的谴责，在村民们看来，大儿子的不孝虽然确实有些过分，但儿子毕竟是儿子，娘老子的石碑上，绝不能不出现儿子的名字。然而，治国显然决心已定，村民们也找不出更合适的理由，干预别人的家事。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治国的决定恰到好处地护住了牌楼人的伦理底线，如果治国不这么做，村民们不光会谴责大儿子，甚至有可能在暗地里谴责治国。治国是个明白人，大儿子听不见大家的谴责，他却无法装聋作哑，他还要在小村牌楼，渡过孤独而寒凉的余生。
　　 治国的小儿子是我的小学同学，叫仲谋。这个名字据说是爷爷的杰作。仲谋的爷爷是个走南闯北的鼓书艺人，走到小村牌楼的时候，忽然再也不走了。不久之后，年轻的鼓书艺人就娶到了牌楼村的第一号美女，再不久就有了治国。年轻的鼓书艺人自此在小村牌楼扎了根，成了小村牌楼唯一的外来户。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之下，治国也会说一些改头换面的大鼓书，最得其父真传的，应该是《三国》。记得那时候，我和仲谋都在念小学，农闲或腊月里的治国，会在我家门前的稻场上架一面年纪不详的大鼓，义务为村民们说书——那是村民们集体的节日，每个人都欢天喜地，笑逐颜开，一季的辛劳，在绘声绘色的大鼔书里，渐渐烟消云散——咚咚锵，咚咚锵，不是《三顾茅庐》就是《草船借箭》；咚咚锵，咚咚锵，不是《草船借箭》就是《三顾茅庐》。治国最敬仰的三国人物，并不是其父敬仰的孙仲谋，而是刘皇叔。在治国的鼓书里，曹孟德是个乱世枭雄，而孙仲谋过于优柔寡断，只有刘皇叔是个仁义之君，他礼贤下士，百折不挠，忠心耿耿于汉室老祖宗……治国的这番论调曾一度左右了我对曹操、孙权和刘备这三个历史人物的性格判断，一直到成年之后，我才渐渐明白，鼓书里的“三国”往往都是片面的，它烙上了鼓书艺人强烈的个人好恶，难免会失于公正与客观。仲谋的爷爷走得早，老人的形象，在我的记忆里已经一片模糊。草席革尸的老人大约没有料到，他寄予厚望的小孙子仲谋，日后居然会谋到一个专门和死人打交道的饭碗。
　　 “三岁看大，八岁看老”。在牌楼人的眼里，仲谋绝顶聪明，只可惜治国财迷心窍，终于误了仲谋的一生。说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仲谋已经成了麻将场上的“常胜将军”，成了方圆数里赫赫有名的小赌棍。治国几乎不会打牌，而且逢打必输，为了换换手气，治国就让仲谋帮他洗牌和码牌，渐渐的，仲谋终于不满足于简单而无技术含量的洗牌和码牌了。他人五人六地蹲在椅子上，像模像样地抓牌和出牌，治国提心吊胆地站在儿子后面，直到儿子居然自摸了，才欣喜若狂地回过神来。其他三个人大约是因为觉得稀奇，居然陪着仲谋打完了三圈，三圈打下来，三个人全都输了，仲谋不仅为治国扳了本，还赢回了一大把零零散散的现金。仲谋一战成名，而那一年的仲谋，刚刚十一岁。
　　 仲谋从此便开始了自己的麻将生涯，学习倒成了可有可无的副业。治国每次都跟着仲谋，但他从不上场，他只负责帮儿子算账，帮儿子收钱和付钱。没有人能够统计，那几年，仲谋究竟为治国赢了多少钱，大约治国也从来没有统计过，儿子一学期究竟上了多少天的课。但治国对仲谋的宠爱有目共睹，在小村牌楼，我们这帮同龄人当中，仲谋第一个穿上了白色的“回力鞋”，第一个戴手表，也是第一个骑上了自行车……在小村牌楼，仲谋享受着非同一般的待遇，只有一样，治国从来不肯迁就于仲谋，那就是大鼓书。仲谋博闻强记，他虽然很小就记住了《三国》里的许多故事，但治国始终不肯教他打鼓。治国不想让儿子走爷爷的老路，但儿子究竟应该走哪一条路，治国似乎从来就没有想过，也或许是想过了，但终究没有想清楚。时间久了，仲谋终于给耽误了下来，方圆数里，再也没有人愿意陪仲谋父子打牌。不能不承认，至少是从麻将场上的表现看来，仲谋是那种天生异秉的人，他几乎无师自通地掌握了麻将场上所有的技巧，更令那些年久失修的赌徒们叹服的是，出过三张牌之后，其他三家手里还剩哪些牌，仲谋总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等到出过五张牌之后，对家手里还剩哪些牌，他几乎是一清二楚。这样的高手，谁还敢陪他打牌呢？除非是傻子。
　　 年纪轻轻却已经失业的仲谋，成了小村牌楼为数不多的闲人。我上高中的时候，仲谋开始闯荡江湖，在村人们的谈资里，他先后贩卖过福建荔枝、烟台苹果，在工地上拎过泥桶、看过大门，最离谱的一次，是在医院里做看护，并长期服侍着一个寡居的中年妇女……百炼成钢的仲谋最终铩羽而归，他浸淫在昔年的风光里难以自拔，每一件事他都半途而废，而每一件事也都不能给他想要的工资。在治国的经营和奔走下，成年的仲谋终于在牌楼结婚生子，治国用一生的积蓄，为仲谋盖了三大间土坯和石头垒出来的房子。那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每次回牌楼，仲谋总是冷冷的，他很少主动找我说话，也很少在我面前抽烟。而仲谋，其实是抽烟的。
　　 具体的时间我已经记不确了，反正是2000年之后，仲谋忽然举家迁到了会宫。会宫是个大镇，交通便利，木材资源非常丰富，精明的仲谋于是在会宫街上租了间门面，专门经营棺木生意。在当地人看来，这种生意太阴暗了，也碜人，然而早就摸打滚爬、历经沧桑的仲谋却认准了这一行，他清楚地意识到，棺木关系到死者一生的荣耀，尤其是随着外出务工队伍的不断壮大，村民们的腰包终于活络了，那些要体面的儿女，更愿意在棺木上夺人眼球，以标明儿女们的孝道。仲谋的眼光太毒辣了，他准确地抓住了这个商机，生意做到第二年，就在镇上买了一套商品房，紧接着就洗脚上岸，一家四口，全部离开了小村牌楼。
　　 仲谋离开小村牌楼之后，居然同哥哥一样决绝，他再也没有回来过，三大间荒凉的老屋里，只留下同样荒凉的治国。会宫离小村牌楼，其实不过才四十分钟的车程，但常年独居的治国，竟然也一直没有去过。去，其实是去过的，父亲后来告诉我，治国确诊胃癌那天，独自坐车去了一趟会宫，但他没有仲谋的电话，也没有找到仲谋的店面。父亲没有儿子的电话，我很长时间难以相信这一点，但年迈的父亲，不会无端地编织这样的谎言。
　　 荒凉的治国，死于一个平常的初夏之夜，他独自去了没有病痛的天国，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
　　
　　 二
　　 我没有细问治国的丧事，事实上，治国的丧事已经不难猜测。在小村牌楼，治国不是活得最长寿的老人，而他的两个儿子，也不会在意治国身后的哀荣，丧事，从来就是做给活人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治国一旦去世，他们和小村的联系也就彻底地断了，除了表格上的“籍贯”这一栏之外，他们和小村，其实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仲谋和他的哥哥，并不是第一个抛弃小村的人。在一段并不久远的时光里，小村已经慢慢的空了，比我年轻的一代人全都远走他乡，他们或外出打工，或考上了大学，从此打拼在别人的城市里。父亲曾经和我细细地数过，自2000年以来，从小村走出去的年轻人，至少不低于八十个，许多人说走就走了，屋上常年挂着锁。留守在家的，都是老人和妇女，连学龄儿童都很少见。我惊讶地发现，在前赴后继地抛弃里，我的小村不仅早已空空荡荡，而且已经断代了。一座断代的小村，其实已经迈进了老年，它即将沦为大地深处的废墟，走向最后的消亡。我无法想象一座小村，会在乡土中国的古老大地上慢慢消亡，虽然我清楚地知道，一座村庄的消亡，只是时间上的早晚而已。
　　 这让我多次想回到故乡。我无数次担心着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没有故乡的浮萍一样的游子。事实上，这一天正离我越来越近，父亲年事已高，母亲过世之后，父亲也在孤孤单单中日渐衰老……最近一两年，父亲总是迁徙在合肥和牌楼之间，在牌楼的时候，他记惦着在合肥的儿女；在合肥的时候，他又惦记着小村牌楼。除了一栋破败的老房子，小村牌楼，其实已经没什么可惦记的了，但父亲依旧放心不下，他担心老屋会在风雨中坍塌，担心门前屋后的那些香樟树，会被人偷偷地砍走……父亲希望我们能够修缮一下年迈的老屋，甚至不止一次地动员二哥，劝他重回小村牌楼。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宽慰无济于事，而父亲也不能够懂得，我们一旦跻身于城市，就再也无法回头。即便是漂在合肥的二哥。
　　 在小村牌楼，二哥大概是最后一个抛弃土地的年轻人。那时候，二哥的同龄人早就撂下了锄头，在别人的城市里求生存，在外面的世界里讨生活。正是二哥的这批同龄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叶），组成了小村牌楼的第一批劳务大军。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小村牌楼的劳务大军们身无长物，他们只能挣扎在一些工地上，抬沙包，拎水泥，稍微有些家底的，通常是贩水果，或者贩菜。他们成为城市里最廉价的劳动力，在为城市添砖加瓦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自己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一年辛苦下来，他们的收入相当可观，“比在田里讨生活，强上十倍都不止。”第一个向我夸海口的，是我的堂哥宝玉。宝玉是小村牌楼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几乎没有做过一季农活，初中毕业之后，就意气奋发地投身于遍地黄金的江湖。现如今的宝玉，专门向湖南地区贩运烟台的水果，年收入大约在三十万元上下。不惑之年的宝玉终于在烟台注册了一家自己的公司，手下养了十几名工人，前景一片光明。宝玉常年在外打拼，在聚少离多的夫妻生活里，宝玉的小家庭最终走向了解体。在一番精疲力竭的离婚大战之后，宝玉终于落户湖南，那幢空旷而华美的楼房，独自居住着年迈多病的五娘。
　　 在拙作《乡村爱情》里，我曾详细地描写过宝玉，他的无奈，苦闷，悔悟与挣扎。在小村牌楼，宝玉的经历并非个案，几乎在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潜伏着一段无法言说的隐痛和悲伤，丈夫在外嫖宿，妻子红杏出墙。长期两地分居的生活，使得一个个家庭悄然解体，名存实亡，更有一些久旷的怨妇，将一腔怒火发泄在老人和孩子们身上。小村由此酿下一起起悲剧，少年离家出走，去向不明；老人久病沉疴，饥寒交迫，无声无息地死在自己的床上。
　　 在前赴后继的逃离里，小村的肌理，开始从骨子里慢慢地坍塌。在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的同时，曾经肥沃的良田大片荒芜，古旧的农家院落里，也很难再看到中国特色的白鹅、水牛和草狗。我的小村仿佛已经改朝换代了，它行进在文明和没落之间，像一部陈年的黑白默片。一直在田地里讨生活的二哥，默默见证着小村的巨变，他终于慢慢地意识到，坚守，显然已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更令二哥忧心的是，侄儿慢慢地大了，而没落的乡村学校，师资力量极其薄弱，曾经教育过我们那一代人的老师，依旧吃力地坚守在教育岗位上。但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许多老师只能奋战在自己的良心里，授予孩子们最基本的学习技能和常识。在毕业就意味着失业的当代教育体制里，乡村里的孩子是最无辜的群体之一，他们即便是和城里的孩子一样赢得了高考，但在“就业”这个更为残酷的人生考场上，他们明显低人一等，技不如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乡土中国，这个庞大的大学生群体，已经沦为新形势下的新型农民工，只不过他们掌握着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一个永不回头的群体，他们一旦挣扎出小村，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农家子弟勇于吃苦耐劳的品质，成为他们扎根城市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