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选择。我们都鼓励二哥下定决心，甚至不负责任地鼓动说，在合肥，哪怕是摆个小摊子，也能应付最起码的生存。二哥就这样丢下了几口人的田地，像一根浮萍，浮游在满目苍凉的城市里。我们虽然也给过二哥力所能及的帮助，但一家几口人的生活，侄儿高昂的借读费，以及日渐看涨的房租和物价，依旧让二哥喘不过气来。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迈出了小村，再回去就难了，侄儿的学业不可能中断，二哥也很难丢弃好不容易才谋到手的工作。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毕竟已经生活在城里，吃上了干净的自来水，家里也按上了空调，还用上了电冰箱和洗衣机，而这一切，在小村牌楼，短期内显然无法实现。物质生活上的巨大改善，成为二哥愿意负重前行的动力之一，二哥像一只在城市里爬行的蜗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相信，六十岁之前的二哥，不可能再回到小村牌楼，如果他回去，那肯定是在无法继续负重的六十岁之后。
　　 二哥一家四口，租住在合肥最大的一处城中村里。那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城中村，密密麻麻地拥挤着规模更加庞大的各种出租屋，村里的道路像一条条盘根错节的蟒蛇，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在这里租住的，大多是像二哥一样跻身城市的农民工，也有一些刚刚迈出校门的大学生和某些特殊的职业者。租在二哥家隔壁的，是当涂县的一对小夫妻，他们一结婚就出来了，丈夫小曾，做“装潢”，单干，事实上就是打零工，收入也不固定，尤其是夏天，往往一周也接不了一单生意。妻子小蔡，在一家工地上烧饭，一日三餐，收入比丈夫固定，按时上下班。我见过小蔡有限的几次，她似乎很喜欢水红色，每次都穿这种颜色的上衣，眼色撩人，直勾勾的，像一只直立行走的狐狸。几次默不作声的见面之后，我就对小蔡生出一种警觉的心理。二哥长得标致，又是个实诚人，我担心她直勾勾的眼神，会勾走二哥的魂魄。不过，她人倒不坏，二嫂说，别看她那个骚样子。原来，她曾经向工头热情地举荐过二嫂，工头居然也同意了，但二嫂类风湿，手脚都不方便，只干了短暂的一段时间。
　　 看上去，小曾是个老实人，话很少，抽烟很凶狠。盛夏的某天，我看见小曾蹲在太湖路上，光着上半身，路牙上摆着一块木头做的牌子，上面用粉笔写着两个字：“漆工”。
　　 据说他们经常吵架，小曾砸坏过好几台电视机；但有时候又恩爱得令人妒忌，夜深人静的时候，小蔡时常酣畅淋漓地大喊大叫，半座城中村，次第醒来。
　　
　　 三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短短的十六个字，曾经浓缩了我对小村牌楼的全部记忆，曾多次出现于年少时对故乡的唯美书写里。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小村牌楼留给我的，却是一座再也无法回头的空空荡荡的村庄，成为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凋敝的故乡。那些看着我长大的老人，一个接一个走失于时光的深处，那些曾经的儿时的玩伴，也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村庄。在乡土中国浩如烟海的自然村里，小村牌楼已经成为一座荒凉的空巢，在异乡的梦里动荡不安。都说“吾心安处是故乡”，而我的小村牌楼，在梦里都无法让我安详，它已经千疮百孔，面目全非。
　　 今年清明，我带儿子回家给母亲上坟。儿子已经五岁了，迄今为止，他只去过我的小村三次，最长的一次居住，时间也不超过一个星期。在回家的路上，儿子反复问我，我们这是去哪？我耐心地向他解释，他要去的是爸爸的故乡，爸爸出生在那个地方。然而，儿子不懂得什么叫“故乡”，终于弄明白了之后，他居然一本正经地说：老爸，我的故乡在合肥，对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虽然在填写出生证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将他的籍贯确定为“安徽枞阳”。我不知道对于儿子来说，这种“确定”究竟还有没有意义，而“安徽枞阳”这四个普通的汉字，对于已经学习和生活在城里的侄儿和侄女们来说，或许也仅仅只能标明他们的籍贯。然而，“故乡”和“籍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文概念，——五岁的儿子还无法懂得，而侄儿和侄女们这一辈，显然也难以真正理解。他们是一群彻底失去故乡的人，他们所有的只是和“故乡”的血脉上的沿袭，那个陌生而荒凉的“故乡”，没有留下他们儿时的体温，更没有留下魂牵梦绕的故土难离的情感。父辈们的温暖的故乡，只能成为这一代人的冰冷的籍贯，他们是一群没有根的人，没心没肺地浮游在世界上。
　　 其实，我们也是没有根的人，我们也已经失去了故乡。在城市里浮游，我一次次生出逃离的愿望，像他们逃离村庄一样逃离城市，然而，他们有路可逃，我却无路可走。一个失去故乡的人，事实上也就失去了退路。母亲去世之后，这种感觉愈发强烈，面对喧嚣而冰冷的都市，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走出小村的伙伴们，你们还好吗？如果你们看到这篇文字，希望你们能抽空给我打个电话，如果你们愿意，我想和你们聊一聊儿时那些顽劣的往事，聊一聊从往事里悄然消失的故乡。那个故乡如今漂泊在我的梦里——人丁祥和，六畜兴旺，香喷喷的炊烟，缠绕在晚霞如火的树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