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卜商的字，生活在战国魏文侯年代（前507-420）；子长，司马迁的字，生活在西汉武帝年代（前145-91）。两位文化巨人相距四百多年，他们的思想脉络关系尚少引人关注。本文仅对子长与子夏在《春秋》学说的传承方面作一大胆的尝试。
　　 《春秋》，本是东周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了鲁国12位君王，242年的历史。后世“以史为镜”，《春秋》就成了人们“明王道，辨事纪”的治国大典。汉代把它列为五经之一，对后世影响极深。
　　 （一）子长、子夏是《春秋》的推崇者
　　 子夏虽是孔子以后治《春秋》的大师，但他不像孟子、曾子留有专著，所以研究他治《春秋》资料很困难。但仅从少量的典籍中仍能发现他阐述《春秋》的精华之说。
　　 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子重任也。” “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子夏言：“《春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数十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前句语出西汉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俞序十七》，后句语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其资料虽少，然而却是可信的。寥寥数语，展现的是子夏对《春秋》的推崇之极。
　　 子长记《春秋》，在《史记·司马迁自序》中就有十几处，评《春秋》亦有十处之多。诸如“《春秋》以道义”，“《春秋》辩是非”，“《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拨乱反正，莫过于《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等等。如果不是对《春秋》崇尚之极，岂能评价如此之多，如此之高。
　　 （二）子夏、子长阐发《春秋》精义，见解独特，颇具法家气息
　　 子夏说：“《春秋》上记载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死父亲的事，有几十件。这都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而是逐渐发展到这种地步。”“善于掌握权势的人，及早断绝坏事的萌芽。”他前一句是援引《春秋》中的历史，而后一句则是从历史中悟出的治国之道：告诫掌权者，不应姑息养奸，务必将祸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用现代语高度概括则叫“防患于未然”。他从《春秋》中悟出的治国哲理，韩非子很是赞赏，将子夏所言录入了自己的著作中，并加按语：“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胡明主早绝之。”以为自己“法治”的重要依据。又在《显学》中将子夏排除在“子张之儒，子思之儒……”八儒以外。子夏氏之儒，颇有法家气息，为近代学者所关注。郭沫若研究了韩非子对子夏的态度和慎到、申子对“法”与“术”，断言：“韩非子把‘子夏氏之儒’排除在八儒之外，也就是自己承祧的祖宗”，“前期法家在我看来是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重礼制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讲上的新旧名词而已。”（《十批判书》）《中国教育史研究》称：“法家私学活动比较集中于“三晋”（韩、赵、魏）而与子夏讲学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我认为，子夏在传播讲授《春秋》时，并不是只习其句读其书，只起“传声筒”的作用，而是不拘泥于前人，以史为鉴，从《春秋》中绎出了有别于儒学的真知灼见，颇有法家气息，很能发人深省。或许他的法家思想萌芽，就是从传授《春秋》醒悟开端的。他居西河教授，创法家私学，培育出诸如李悝、吴起、商鞅等法家弟子，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子夏治《春秋》的思想脉络与法家思想大有缘分。
　　 子长对《春秋》的诸多评价，最重要的莫过于，《春秋》是“一王之法”。《自序》记：“（孔子）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春秋》就是判断礼义的标准，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春秋》以道义，拨乱反正莫过于《春秋》。”（《春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有用的了。）他从《春秋》中阐发的精义，精辟而深刻，含有“法治”精神甚为明显，这与子夏“早绝奸之萌”是语殊同归，一脉相承。
　　 特别能体现子长阐述《春秋》法家气息的，是《自序》中对《春秋》的全方位评论：“因此说，‘臣杀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所以，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他的评价与《韩非子》记“子夏讲《春秋》”不但内容一致，连遣词造句也一般无二。最后他总结说：“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者所为禁者难知。”意谓：“《春秋》是礼义的精典著作，礼的作用是禁绝坏事于未发生之时，法的作用是实施于坏事已发生之时；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被人接受，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认识。”不难看出，子长从《春秋》中引发出的“礼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很是精辟。他不只从《春秋》中看到了“礼”与“法”的共同作用，特别看到了二者的不同作用，又特别强调的是“礼”是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他从《春秋》中阐发的这个观点在《史记》的其它篇章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循吏列传》）“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酷吏列传》）其大意是说，法令是用来引导人民的，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法令是治理天下的工具，但它并不是决定政治好坏的根源。可见在子长看来，礼与法（德与刑），一个是“引导”的功能，一个是“禁奸”的作用；一个作“工具”，一个能“清源”。二者的“本末”不同作用是很分明的。子长又在《酷吏传》的“导言”中，将礼制的清源作用剖析得入木三分。“孔子说：‘用行政命令来引导，用刑法来约束，百姓只是避免犯罪却没有羞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约束，百姓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行为正道……’老子说：‘法令越是明白具体，盗贼反而更多出现’……汉朝兴起，废除苛严而实行宽缓，压抑奸邪而提倡忠厚，法网宽松得不以漏掉吞噬船只的大鱼，可是官吏的治绩却很好，不为非作歹，百姓太平安乐。由此看来，国家的安定在于道德的力量，而不靠这严酷的发令。”子长的这一大段记述，表明了他清楚地认识到，从规范行为角度，礼制与法制，道德与刑罚，都是约束行为的手段，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但是，礼治作用虽是缓慢，法治作用虽能速效，但要使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不能只依赖于刑罚，而必须“以礼为本”。
　　 子长、子夏，一个在西汉，一个在战国；一个是汉武帝的太史令，一个是魏文侯之师；二者生活和环境大有不同。然而对于《春秋》的崇拜赞赏却脉络一致，莫不是在《春秋》的传承上息息相关。这一点恰恰少为人关注。
　　 （三）子长、子夏与《春秋》的传承关系
　　 董仲舒是研究《公羊春秋》的专家，《史记》有记。《儒林传》：“宣讲《春秋》在齐有胡毋生，在赵有董仲舒。”“唯董仲舒治《春秋》名望高，他阐明的是《公羊春秋》。”而董仲舒治《春秋》的渊源又在何处？
　　 《史记·孔子世家》记：“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这句话本意，虽是记孔子亲自修订《春秋》，弟子子夏虽是文学高才，也不能发表意见。但这句记载又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子夏与《春秋》的内在联系。据笔者所见，先秦诸子弟中记子夏说《春秋》就有好几处。如上文所引《韩非子》中记的“《春秋》之记臣杀君”，及论“势”的那句名言；又如《春秋繁露》中记的；“有国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韩非子乃是先秦一位著名的法家人物，他吸收了子夏法家弟子李悝、吴起、商鞅关于“法”的思想，创立了自己的法家理论。而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倡导者，更是治《春秋》的大师，他著的《春秋繁露》与《公羊春秋传》同属公羊派作品。所以我以为，先秦韩非子与汉董仲舒所记的子夏传《春秋》，容不得半点怀疑。
　　 以后，至汉到唐，子夏及弟子传《春秋》也是有轨迹可循的。
　　 汉代有《孝经说》：“孔子以《春秋》属商”，至唐朝孔颖达说：“孔子授《春秋》于卜商。”联系子夏精通六艺，擅长文学，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弟子遍及各国，有李悝、吴起、公羊高、谷梁赤等。而公羊高就是《公羊春秋》的创始人。所以说，汉唐所确认的子夏是受《春秋》第一人，是能确信的。
　　 注释《春秋》有三种版本，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有学者以为《左传》、《谷梁传》为子夏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作（徐鸿修《谈子夏的历史贡献》）。按唐人徐彦疏《公羊春秋注疏》序文记：“（《春秋》）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注疏》记公羊高、胡毋子著《春秋》，在《史记?儒林传》中亦能找到佐证：“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颇受焉。”“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不惜笔墨引用《儒林传》几段记录，起码可以明了三点：一，胡毋生、公孙弘、董仲舒，都是治《春秋》的大学者。二，武帝时唯董仲舒最明《春秋》精义，他阐明的就是《公羊春秋传》。三，汉代解说《春秋》的渊源是齐人胡毋生，而胡毋生的渊源却是子夏弟子。联系先秦时代，文字记载多写于竹简，著书成册极为不便，子夏传授《春秋》，只能像中国医药的“祖传秘方”一样，多是父传子、子传孙、师传徒的口授垂直传递，到了汉景帝时代由子夏再传弟子胡毋生写书成卷，才流于后世。这个观点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情理相通的。《儒林传》又记，“公孙弘研究《春秋》不如董仲舒，对于《春秋》的解释，他终采用董仲舒之说。”“董仲舒的学生多有成就，有个吕步舒作了长史之官，皇帝也都恩准他根据《春秋》的义理，对诸侯可以全权处置。”从《史记》这一系列的记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董仲舒与胡毋生同是景帝时代人，胡毋生著《公羊春秋传》，而董仲舒又是治《春秋》诸学者中最有承受《公羊传》第一人的条件，由他来继承胡毋生的《公羊传》是顺乎历史的。所以我判断，董仲舒《公羊传》的“蓝本”源出子夏再传弟子。而董仲舒的学子在治《春秋》上大有成就，子长是他的得意门生，深受老师教诲，对《春秋》的造诣颇深。
　　 据上所述，孔子作《春秋》，子夏传《春秋》，而子长就是要承父遗志作第二个孔子，以《史记》续写《春秋》。应该说，从孔子到子夏，从子夏弟子到胡毋生、董仲舒，再传至子长；从春秋战国传至秦汉，《春秋》传承的轨迹隐约可见，有史书为据，非笔者杜撰。
　　 《春秋》影响之大，借用王滋源先生说的：“在孔子弟子中，若就影响而言，子夏无疑是最大的。”（《论语新探》）这并不过份。至今子夏说《春秋》“防患于未然”的治国哲理仍大有其闪光点。
　　 （四）子长、子夏思想脉络都是受到龙门西河文化气息的熏陶感染
　　 子长的思想脉络、功业成就，与西汉时的社会背景，与司马先祖家风，与子长师承的关系很密切，也与他少壮时龙门故土的文化气息对他的熏陶息息相关。
　　 “迁生龙门”。子长的故乡就在龙门西河，这块热土古老而文明。《尚书?禹贡》在记“黑水西河惟雍州”处有言：“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氵内”。《史记》、《汉书》也分别将其录入《夏本纪》与《地理志》篇章中。“龙门”在哪方？“西河”在何处？《史记·正义》：龙门山在左冯翊县西北，《汉书》颜师古注：“西河即龙门之河，在冀州西，故曰西河。”龙门西河的名称由此而生。龙门又是大禹治水立功的发端地。“禹凿龙门，通大厦”，大禹神斧劈开了龙门，阳春三月鲤鱼跳龙门，使龙门披上了传奇的色彩。从公元前二十世纪夏禹，一直到商至周，几千年来“龙门西河”就成了黄河流经龙门至华阴这一大段南北流的代称，进而又演化成了黄河龙门西岸的地域名称，因此，龙门文明天下，代代相传。到战国魏文侯派吴起为大将，一举从秦人手内夺得西河之地，设“西河郡”，吴起为太守，颇有名声。《战国策·魏策》记，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与吴起“在德不在险”的议论就在这里发生。
　　 龙门，从大禹开凿，龙门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开辟了初步文明；龙门更由于子夏教授西河而文化兴，学风盛。
　　 公元前440年魏文侯夺得龙门西河，筑城池，植农桑，开启文化，委派老师子夏涉河而西来少梁兴教办学，凿启文化。他的设教重地之一就在少梁以西的高门原一带。《礼记·檀弓》记了夏丧子失明，曾子去吊唁指责说：“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西河百姓把你当成了孔夫子）尔一罪也！”东汉经学家郑玄经孝证注释西河：“西河自龙门至华阴一带。”子夏居西河教授在韩城、合阳、大荔一带，就是从这里发端的。《史记·仲尼弟子传》与《儒林传》说，子夏居西河为教授，为魏文侯师，所指西河也就是《礼记》中“退而老于西河”的“西河”。《史记·正义》注“西河”即从郑玄之说。张大可《史记全本新注》：“西河，陕西中部黄河西岸，今韩城、大荔等地。”北魏公元五世纪地理学家郦道元对龙门水系实地考察，他发现了子夏教授西河的遗迹有好多处，将其一一录入《水经注》中：夏阳崌谷水（今韩城澽水）流域，有子夏石室，昔子夏西河教授之地；陶水（今韩城芝水）流域有西晋汉阳太守殷济所建精庐，俗称子夏庙；而合阳徐水流域有子夏陵、子夏庙等等。西晋永嘉（公元310年）殷济就是为司马迁立碑树桓的第一人。他祖籍夏阳高城（今韩城堡安），晚年又为聚生徒讲《史记》所建精庐，百姓都叫子夏庙。这既是说子夏讲学传经就在高门原一带，也是说他传播文明在这里百姓心中扎根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