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不可否认，普通读书人最先知道的杨绛，并非杨绛本人，而是钱钟书夫人。就是今天，与学术上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精骛八极神游六合的钱钟书比起来，杨绛依然处于“从属”的地位。与国学泰斗结为伉俪，于杨绛来说，既是幸事，也是不幸。幸运的是她能与钱钟书一起相携走过一生，近距离贴身见识人间罕有的天才，并最终与这个天才融为一体。不幸的是钱钟书的光辉和中国女人传统的相夫教子观念，很长时间让她一直处于背后，扶持着钱钟书，甘心于处理钱不愿清理的世俗世务。但是，杨绛还是慢慢“独立”了，从钱钟书夫人变成了今天的杨绛。现在，不但谈到钱钟书已经没法不谈及杨绛，在很多时候，甚至要靠杨绛的一再提醒人们才会想起已逝的钱钟书。
　　 与钱钟书幽默俏皮的《围城》和机智深邃的《走在人生边上》以及精准老道的古体诗词等文学作品相比，杨绛的作品既有与其相同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点。虽然从杨绛几本书里，依稀看得到钱钟书的影子，但这影子却愈来愈淡。到去年的《走到人生边上》，似乎就只有这脱胎于钱书的书名了。而且，这样一个书名，文字的因素已退而为其次，情感的因素早占据了主要位置。
　　
　　 【洗澡】
　　 解放之初，由“北平国学专修社”改造而成的“文学研究社”里聚集了一批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却多少都有些知识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们一方面沿袭过去按惯性生活着，一方面也根据自己的理解努力适应着新的社会。
　　 在“采葑采菲”和“如匪浣衣”里，局势比较平缓。一时无法走出惯性的与适应能力很强的，心里的争斗和情感的起伏虽一直没有停止，但基本上还能和睦相处共事。清纯自励的、醉心学术的、恪守本份的、投机取巧的、钻营奉承的各色人等，陆续出场表演。而或许可以称之为主人公的许彦成与姚宓，也渐渐地从初见、好感到彼此知心，许彦成表面上很恩爱的家开始出现裂痕。
　　 到了“沧浪之水清兮”，“三反”运动转入知识分子领域，情势发生了变化。解放后，知识分子相对安静稳定的生活，终于迎来了第一次风暴。在这场称之为“脱裤子，割尾巴”的运动里，经受不住考验和折磨还多多少少希望保留着一点知识分子尊严的，比如朱千里自杀了；其余的，经过当众“脱”下裤子，“割”掉尾巴，深刻检讨，自辱一番，好歹过了关。而许彦成和姚宓，也对新社会有了比较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将浪漫情怀抛到一边，开始慢慢适应起新社会来。
　　 最后，“当时文学研究社不拘一格采集的人材，如今经过清洗，都安插到各个岗位上去了。”
　　 小说写的是知识分子在新社会之初的心理与经历，但书名却很有趣地取名为“洗澡”。杨绛在前言里说：“这部小说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为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改造知识分子，是新中国决策者的一个理想。用小说中领导范凡的话说：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背负着沉重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要把他们改造成又红又专的新中国建设人才，“一定要抛掉背负的包袱，轻装上阵”，“要抛掉包袱，最好是解开看看，究竟里面是什么宝贝，还有什么肮脏东西。”而“有些同志的旧思想、旧意识，根深蒂固，并不像身上背一个包袱，放下就能扔掉，而是皮肤上陈年积累的泥垢，不用水着实擦洗，就会脱掉；或者竟是肉上烂疮，或者是暗藏着尾巴，如果不动手术，烂疮挖不掉，尾巴也脱不下来。”在决策者看来，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有程度不同问题的人，都是需要“洗澡”的人。而最能帮助他们“洗澡”改造的，就是那些被称为“是真正英雄”的群众。其实，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有与常人不同的性格特征、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如果幻想他们被人洗一洗，割一割，就能够脱胎换骨，就能成为“群众”，那是不可能的。如果知识分子们真如决策者想象的那样，经过一番“洗脑”，就成为了“群众”之一员，就丧失操守和特性，那么，这既是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我们这个国度的悲哀。所以，这部小说取名为《洗澡》，既是对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现实的描绘与讲述，也表达了那个特殊年代里知识分子面对时代大潮的痛苦与无奈，更有一种洗而无用、割而又长的的暗喻与反讽。
　　 在小说的第三部里，“群众”出现的频率很高。群众，就是在今天，依然是个很让人胆颤心惊却又莫名其妙的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人，任何事都逃不过群众这一关。在我们的国度，能与群众一词媲美的，可能只有“组织”这个词了。但群众究竟是谁，却无法弄清。群众是抽象的，如果有具象，也是模糊不清的。可是，就是这个群众，在小说是逼死了朱千里，让或学富五车或家学厚重或徒有虚名或不学无术或招摇撞骗或正直或丑陋的知识分子，害怕得避之而唯恐不及。在小说里，群众是决策者提供给知识分子们自我解剖的一面镜子。正因为这面镜子有“照妖镜”的功能，而知识分子们在其面前却看不清自己的本来面目，这面镜子才让知识分子们害怕。或许，决策者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理性地分析，所谓群众，其实就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整体，而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们，在这个整体面前，自然是藐小无能的，只能任其宰割。
　　 小说只写到“三反”结束。其实，“三反”的重点不在知识分子领域，延伸及此的运动，也比较和风细雨，除了语言批判还是语言批判，只触及灵魂，还没到触及肉体的强度。小说里知识分子们经受的灵肉考验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如何，也就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杨绛为什么只写到这里而不向后延伸呢？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洗澡》与《围城》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写知识分子。虽然《围城》写的是民国时代，重在调侃，《洗澡》写的是解放之初，重在反思，但从《洗澡》里却能找到许多《围城》的影子。小说一开始写“解放前夕，余楠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当——至少余楠认为他是上了胡小姐的当”，然后简单地描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看这段文，让人一下子想起方鸿渐在回国船上与鲍小姐的艳遇。同样，杜丽琳与许彦成的“恋爱”特别是杜丽琳向许彦成求婚一段，也让人想起方鸿渐与孙柔嘉的“恋爱”特别是孙柔嘉与方鸿渐订终身的场景。但从小说的着力点看，杨绛并无模仿钱钟书的意味。或许一些知识分子内心的浪漫冲动，总会演绎出所谓的“骗局”，而骗与被骗，却是说不清楚的事情。或许女大当婚的压力，总会让一些有知识的女子在恋爱中工于心计采取主动，而迂腐的男知识分子没法窥透这人世间最为玄妙的爱情，多被动接受也属自然。杨绛与钱钟书同时认识到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写出相似的情节，无可厚非。
　　
　　 【丙午丁未年纪事】
　　 1966年，是农历的丙午年。这是个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年头，而对中国人中的特殊群体——知识份子，这个年头更有特别辛辣的味道：在经历了九年前的“阳谋”之后，又迎来了狂风暴雨般的对“文化”的“大革命”。
　　 对“文化”的“大革命”自然不会放过承载着“文化”的知识分子，于是，杨绛和钱钟书被“揪出来了”，在狂风暴雨中被吹扫出“人民群众”的行列和“正常人”的队伍。在丙午、丁未那两年里，他们经受了“文人”从没经历过的磨难，被“革命群众”剃了十字头、阴阳头，戴着高帽被批斗，敲着破锣游街示众，“斯文扫地”，“颜面尽失”，饱学之士，沦为打扫操场和厕所的“另类”。令个人痛苦、令家国蒙羞辱没斯文的种种恶行，一定会令身受者“莫名惊诧”，一定会在身受者心中产生深刻的疼痛。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后来回忆起那段时光来，都满含忧惧愤慨。
　　 但杨绛的《丙午丁未年纪事》行笔却气定神闲，看不到她的埋怨，看不到她对施暴者的数落与揭发，甚至看不到她的痛苦。被剃了阴阳头，便想方设法弄出假发来；被赶下公交车，便几乎一年走着路上班；被“一个大姑娘”抽，也只感觉“肩背上辣辣地痛”；在劳动之余，悄悄地背诵自己喜欢的诗词；在陪斗的时候，“学马那样站着睡觉”……“左”的折磨在她笔下，变得“有趣”、“生动”，世态的炎凉在她的娓娓道来里凹现得淋漓尽致。她亲身经历的一切，那旁人看着都痛苦的过程，在她写来，仿佛旁观。她的写作，不是在述说自己的不幸，仿佛是在记述天方夜谭，描摹宇宙星云。
　　 不过，深入到她文字深处，慢慢咀嚼，却能体会到令人欲哭无泪的“黑色幽默”。她笔触和文字的“不经意”里，隐藏着一股子倔强与孤傲：“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她看似置身事外的平淡冲和里，潜沉着她可贵的价值判断：“我看了半天，认出‘四个大妖精’原来是‘四个大跃进’，想不到怎么会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我脑筋里一点影子都没有。”……她有一种用文字将世事的“荒诞”演化为“诙谐”、将情绪的“痛苦”转变为“滑稽”的能力。她回忆“文革”不是要去追究那些折磨她和她家人的个体，而是想通过这样的回忆让人们去思索为什么会有这些折腾她所在的群体和她所热爱的国家的事实发生。
　　 《丙午丁未年纪事》有一个副署：乌云与金边。在那样一个人妖难辩的年代，在“左”的残暴兽行如乌云铺天盖地而来时，同样也有善良的金光闪现。那些在特殊的政治环境里“披着狼皮的羊”，就是暗黑天幕里一道令人感动的金边，让人们看到光明，看到希望。
　　 读杨绛的文，总是感叹她的那份平淡冲和以及那份平淡冲和后面深入骨髓的“爱”。近百年的人生历程，文化人特有的宽容精神，走到人生边上的超凡脱俗，已将她修炼为一位旁观世态、俯察人世的智者、“天神”。她已如她喜欢的苏东坡的诗样“万人如海一身藏”，凡人哪能见到她的身影？她已如她企慕的庄子“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般“陆沉”，我等哪能体会她的境界？
　　
　　 【我们仨】
　　 古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们祖先认为：梦，是思维的一种继续。弗洛伊德则认为：梦，是潜意识的反映。虽然中西方对梦的起源有不同的看法，但也有共同之处，都认为梦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人类的梦，有许多不可预知性。梦，来无影，去无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一直存在于人的意志之中。你希望做一个好梦时，梦并不青睐你；而你希望睡一个安稳觉时，梦却纠缠你。很多时候，梦似乎又有预见的功能，许多即将发生的事，会不经意在梦里体现出来。
　　 杨绛的《我们仨》就是从一个“长达万里的梦”开始的。杨绛的这个梦，或许并不是她真实的梦境，而是经过她加工创作后的梦境。她的梦围绕着“古驿道”进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古驿道”历来就是送别的场所。所以，她梦中“古驿道”上的失散，其实便是一种送别。只是，让人悲痛不已的是：她不仅仅送别了自己的丈夫，同时还送别了自己的女儿。这种难以言说的悲痛，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但人生有许多无奈，当悲痛降临，我们不能躲避，只能承受。用我们脆弱的身体与心灵去承受上天赐予的痛苦，或许是每个人必经的磨难。这种磨难与生俱来，一直伴随着我们，直到我们消失于这个世界，才能解脱。当钱钟书与钱瑷从杨绛身边消失时，钱钟书与钱瑷的痛苦已经没有了，但他们曾经有过的与现在产生的痛苦，全由杨绛一人来承担。这样一位耄耋老者，要在短时间内承受失去两位亲人的痛苦。这种深入骨髓的痛苦，肯定会使她食不甘味、寝难安眠，于是，梦魇便时常光顾于她；于是，便有了这样“长达万里的梦”。
　　 当痛苦的梦与曾经幸福的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更能彰显痛苦的深度。痛苦与快乐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有痛苦的地方，就有快乐。杨绛刚写完这个“长达万里的梦”，读者还未从她深切的痛苦里走出来，她却已经将文字过渡到了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快乐里。在与前面的“梦”迥然不同的曾经的快乐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那份平淡冲和，那份儒雅超脱。虽然历尽艰难与磨难，却其乐融融，其意切切，其情殷殷。这个特殊的知识分子家庭里的一家三口经历了国人经历的一切风波斗争，受到过冲击，得到过保护，也曾经荣耀一时。但他们，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处于何种境地，都保持着知识分子那份淡泊名利之心，都守持着清贫自乐的人生追求，都用绵延不尽的爱互相呵护，相持相依，相望相携。在这份深切自然的爱里，一家三口走过岁月，走过人生的困境，走过人生的辉煌。
　　 读《我们仨》，感受最深的杨绛那份深深的痛苦。回忆钱钟书的文章汗牛充犊，不计其数，这些文章要么写钱博大精深，要么写他提携后进，要么写与他一面之缘的幸运，要么写望其项背的崇敬。但这些文章都从置身事外的“旁观”角度去写，只有杨绛的文，从“自己”亲历的角度去写，只有杨绛的文里有那份让人看了不得不疼痛的深切的痛苦。不得不承认，回忆故人的文章只有亲人写出来，才具有无比的感染力。因为，在亲人的文章里，有其他文章最难得见到的真情，而真情，才有无穷无尽的感染力量，让读者沉醉其间，与作者同悲同痛，同乐同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