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忆趣
　　
　　 “老师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我使劲拍着巴掌，给老师加油——校园的乒乓球桌前，正在进行教师乒乓球赛。我的老师一板有力的弧旋球，扣杀成功，赢来同学们一阵欢呼。我就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这句叫好声——即便是刚刚看书学来的。
　　 可惜，这发自内心的赞扬不但没得到表扬，反而让老师提溜进了办公室。
　　 “你知道为啥叫你来办公室？”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到墙角反省去！”我走到墙角，面壁罚站。可惜，一直站到放学，我也没“省”过来——声明一下，可能是当时理解水平太低，这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中午回家，父亲又把我熊了一顿，说不能骂老师——在父亲的“帮助”下，这才认识到错误——原来问题出在“吃奶的劲”上。可我不知道啊！三年级还没学褒贬义词呢，我以为“吃奶的劲”就是用来比喻用力的——更何况我是真心实意地为老师加油，才把刚刚从《阿凡提》上学来的这句话用到老师身上——要不是教自己的老师，这么好的句子还舍不得用呢！哼，不但不领情，还让我罚站！不行，得想办法报复老师一下。
　　 下午，就和锁柱、石头商量好了，等老师放学的时候，就藏在胡同里用石头砸他。因为老师得从我家旁边经过。
　　 傍晚放学的时候，我仨早早地跑到胡同口埋伏起来，手里都攥着两三块小石子。
　　 偷偷地张望着，远远看见老师沿着河边走来了，就做好准备。等他从小桥向东拐弯后，我喊一声：“打！”三个人一起把石头扔向了老师的后背。然后撒腿就跑，也不管打着没打着。
　　 第二天一上学，仨人立即被叫到了办公室。看来老师就是老师，不服不行。
　　 这下好了，如果上次算是无意中犯错，主观上还算好的，这次就是品质问题了，并且性质严重。再到中午回家，父亲就不是昨天的态度了。一看见我，他随手就抓起磨盘上的推磨棍，冲我就要打。我从小老实听话，站在那里没敢动。母亲大喊一声：“还不快跑，等着挨打啊？”我才反应过来，转身就跑。父亲撵出胡同，我也就跑得远了，总算躲过了一劫。一连几天，没敢回家，跑到姥娘家去了。好在姥娘就在本村，从小在那里吃喝。
　　 这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被父亲打。父亲脾气并不好，我们兄妹几个年龄差不多，凑到一块就你争我吵，每到吃饭的时候，叽叽喳喳不住声。最后总是在父亲骂几句后，才好好吃饭。骂归骂，父亲很少动手打我们。所以这唯一的一次挨打记忆更深。
　　 虽然挨父亲打不多，但小孩间打群仗却不少。主要是与邻村的孩子发生冲突，我们称为“开火”。当然不是做饭的“开火”。至于原因早不记得，想来也就是些鸡毛蒜皮，有时甚至连鸡毛蒜皮都没有，只是孩提时代的“胡闹”罢了。
　　 开火的战场在两村之间的河滩。双方各有一二十人，队伍实力差不多。开火方式以扔石头打为主。主要靠胳膊扔，谁的手劲大，就扔得远。还要打得准，目的是打准对方。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基本打不中。否则，真打伤了，也不是好玩的。看到对方冲上来，就赶紧捡起石子，直接投向对方。有时候还把胳膊摇上几摇，目的是增加臂力，扔得更远。后来见到链球运动员比赛，也是抡着链子转悠一气，然后才出手，心里就马上想到小时候的开火。
　　 用胳膊直接扔，毕竟扔得近。不知谁就发明了用玉米秸作辅助。主要是利用玉米秸秆上长棒子的地方，其结构弯曲且凹，把石子放置其上，借助秸秆摔出去。这样，把玉米秸变为杠杆，增长力臂，一试效果果然显著。这些办法，当时还未上物理课，真奇怪怎么想到的。再就是利用弹弓，能够大体瞄准，进攻成效巨大，当然是指能够最大准确性地打到人身上来说。但甭管咋说，毕竟是群仗，大呼隆而已，边打边跑，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撵得急了就跑散，待到敌方退却再重新集结。在使劲扔石头进攻的同时，更要注意防守，关键是躲闪对方的石子。远远看到一颗“子弹”袭来，要准确地判断它的落点，前后左右腾闪挪移。不然小小的石子撂到头上，轻则砸起疙瘩，重也会头破血流。
　　 开火往往一打大半天，进攻退缩几个回合，最后不分胜负。似乎是打累了，玩够了，也就散伙完事。群仗是结束了，但对敌方的仇恨并未算完。不定在哪里，万一看见邻村的孩子，还是召集同伙，就像要报一箭之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去对方村里看电影，也得小心翼翼，预防对方趁机报复。
　　
　　 二、儿时的乐园
　　
　　 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一个园子的映像。我知道那是姥姥家的后园。那时候园子是闲着的。因为当时国家不让个人随便种菜。说是资本主义尾巴。所以平时园子里只有一些树和杂草随意地生长着。
　　 贾府的大观园，被红学家冠以贾宝玉理想化的象征。真要这样的话，姥姥家的这个园子就是我的精神家园了。小时候我时常住在姥姥家。很大时间我除了在大门外的石子胡同里跑来跑去，就是在这个园子里玩耍了。
　　 园子分为上下两部分。由一堵石头堰墙为界。墙根以下算下半部分，那里主要长着一大片香椿。香椿树繁生能力强，所以高矮胖瘦杂乱其间，算是一个大家族。墙到了西头拐出一截，那里没有香椿树。我偷着种上几棵向日葵。整天盼着它发芽开花。葵花籽发芽的时候最让人期盼。刚刚钻出土的小苗勾着头，两瓣肥厚的子叶像婴儿般可爱。
　　 沿着右边一条石头台阶，就到了园子的上部。台阶旁边的那片碎石里，长满了野草和艾蒿。每逢五月端午，姥姥就让我去薅一把艾蒿，放到锅里给我煮出有着翠绿蛋皮的鸡蛋。这也是老家过端午节的习俗。
　　 相对于下边园子的狭窄，上面的园子就显得宽阔得多。正规的长方形状，园子四周都有让我着迷的东西。
　　 南边就是堰墙的墙头。墙头上一棵杏树，树身子探出墙外，有点红杏出墙的感觉。只是那时候我是不懂的。这是一棵品质很好的麦黄杏。不但成熟期早（之所以叫作麦黄杏就是因为麦黄的时候杏也黄了），而且个头大，口感好，真正是好吃又好看。从开春的杏花开，一直到杏熟了，我是一天天数着过来的。
　　 杏树的西头是坍塌的老屋，俗称屋窠廊。只剩下石头砌成的残墙。有三间正房两间偏房。三角形山墙高高矗立着。墙最顶端的窟窿里有麻雀。我总是偷偷地爬上似乎随时会倒掉的墙脊掏鸟窝。但时常就会掏出蛇来。爬墙是很危险的事情，姥娘和姥爷是不让我爬的。所以我干这事的时候只能偷偷地进行。
　　 屋里的地面上姥爷会偷着种上两畦菜。一畦蔉筜一畦芢青。姥爷敢在屋里种菜，是因为有破矮的残墙挡着，外面的人看不见。那时候我还不懂这些，是姥爷和姥娘说话的时候我听见的。等芢青菜长大了的时候，姥姥就揪下叶子给我煎菜饼子吃。
　　 屋窠廊的北山墙外有片灌木，默默地长在园子的西北角。树很杂乱，显得很荒凉。平时不大敢去。到那里的时候忍不住心咚咚地跳。园子的边缘用棘针做围墙。墙外是生产队的羊圈。有时候壮着胆子，我也会偷偷地用棍子挑开棘针，出去看那只会叫妈妈的小羊羔。
　　 整个北面是一堵土崖头。两丈多高。土墙上面长满了迎春花。花开的时候是一架花的瀑布。迎春花的细枝很直，但它的根弯弯曲曲很好看。我总是用镰头把根挖出来，做成马或鹿的形状。现在知道那也是初级的根雕作品。当然最多的时候还是用秫秸秆在土墙上钻洞。秫秸做钻，用手搓着转，就能在墙上钻出圆圆的小洞。这是跟走街串巷的锔锅匠学来的本事。
　　 东北角的柿子树会结很大的托柿。我把托柿吊在屋檐上，晒上大半个月，就能喝到甜丝丝的烘柿。有时候姥娘会把烘柿摊成柿子煎饼。这是我最喜欢吃的。姥娘已去世多年了。一直到现在，每当我吃到娘摊的柿子煎饼，总会想起最疼爱我的姥娘来。
　　 东墙外是邻家的珍杏树。珍杏就是甜杏。一般杏的杏核是苦的有毒不能直接吃。珍杏的杏仁很甜可直接食用。珍杏是当时孩子最爱吃的零食。于是那满树的杏就让我时刻惦念着。常常趁邻家女孩不在，就会偷偷的用石头打下几个甜杏来。当然，偷杏的感觉是很紧张很刺激的。
　　 园子这四周围着的，当然就是中间的大片平整地。除了大树外，长着很多洋姜。洋姜是野生的，不用管理每年就会分生很多。我曾经扒出很多姜块，姥姥却不让吃。姥姥说洋姜有毒。到现在我也弄不懂是否真的有毒。其实姜块很脆，特别是腌制成咸菜，又酸又脆很好吃。只是那时候人们确实是不吃的。
　　 园子中间有一口很深的窨子。每年冬天用来储存地瓜。窨子壁上两行脚窝，踩着它慢慢下去。小孩的腿短，够不着窨子的两侧，一不小心就掉下去。所以姥爷也是不让我下去的。只是在窨地瓜的时候曾用架筐把我续下去过。里面是很多拐洞，地瓜就放在各个拐洞里，一直保存到开春也不烂。
　　 这就是童年的园子。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会到园子里去玩。一个人的时候，就玩土、垒石头、上树、爬墙；有伙伴的时候，就在里面玩开伙，打仗，捉迷藏，或者用水灌蚂蚁，或者抠梢钱猴。无论玩啥，总是津津有味。或许，就是这种童真和快乐，才一直让我念念不忘这儿时的乐园。
　　
　　 三、三个“老朋友”
　　
　　 人不能没有朋友。我从小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从小就有朋友。我小时候的朋友有三个，到现在我还深深地怀念他们。
　　 记得那时候，三个朋友和我形影不离。在这三个朋友的帮助下，我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特点。
　　 比如吃饭就有两个特点。一是吃得精细。二是懂得运动。从小就深得孔子“食不厌精”的道理，不随便吃东西，只拣可口的才吃，让父母费尽心思，通俗的叫法是尖馋。并且从小知道运动的好处，珍惜一切机会运动，就连吃饭的时间也不浪费，还要跑到街上吃，并且边跑边吃，得大人撵着喂才吃。这种做法如果再提升一下高度，就是尊重生命。因为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鲁迅先生也说过，浪费时间就是图财害命嘛。因此我连吃饭的时间也不浪费，该是多么尊重生命啊。把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就是在运动中吃，在吃中运动。
　　 当然，这两个特点的结果，就是使我从小身材就“苗条”，成了“小巧玲珑”型。古人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咱不是淑女，君子不好“逑”，可总来踢“球”。那些长得五大三粗的大个们，动不动就把咱当球踢，经常找借口在咱身上练练。就因为咱有常常叫别人打哭的本事，父亲担心上学被人打，到了九岁才让我上学。八岁那年，开学的日子，邻居伙伴来邀我一块上学。我说今年不去，结果他也到学校退学了。瞧瞧，“小巧玲珑”的我，一不留神当了回别人的榜样。这都是那些朋友的功劳啊！
　　 人各有志，不好强求，随着我慢慢长大，这些朋友也就逐渐离开我，各奔他们的前程了。
　　 记得最早离开的一个大概是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当然也不是他自己主动离去的，还有爹娘的原因。娘买来宝塔糖，五颜六色，甜甜的，很好吃。我吃了不少。这时候朋友就来得少了。记得每当这个朋友找我的时候，我就习惯性地捂住肚子，还得由父亲背着，在天井里来回转悠。再不行，就得打针，肌肉注射，打屁股。时间一长，打得屁股生疼，厉害的时候，甚至不敢走路。从奶奶住的小屋到俺家，得一路扶着屋山墙，慢慢挪到家。记得有一次，深更半夜，这位朋友又来了，没办法，父亲背着到邻村，找到当赤脚医生的三表哥给我进行针灸。这可是我第一次见到下针。把针慢慢捻到肚子上，反而不觉得疼。经常这么折腾，看来这位朋友也是怵头打针。慢慢的，他就离开我，走了以后再没回来。
　　 再后来，另一个朋友也走了。记得时间差不多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猜测，主要原因是父母不像小时候那样“疼”我了。别的不知道，反正不再给我买糖吃了。很小的时候，合作社（门市部）就在家门口。甭管谁抱着我出来玩，有钱没钱先吃糖再说。上了初中，就没人给我买糖吃了。大人变得这么小气，能不把朋友气走吗？当然父母还用了别的办法，比如当这位朋友来的时候，父亲就叫我把一粒花椒咬在嘴里，使劲挤在牙缝中间，结果麻得我舌头都没有知觉了。再就是喝中药，我从小不愿喝这玩艺。拿四位中药用醋熬，具体哪四位药，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在本村药铺抓不全，还是跑到邻村才能抓齐。你想想，用醋熬的中药，能好喝吗？又苦又酸，生生把这个朋友给气走了。
　　 因为我知道人是不能没有朋友的，所以我对第三个朋友就格外珍惜了。珍惜这深厚的友情。不管是谁，我坚决不让把他撵走。娘为了赶走他想尽了办法。娘偷着做的暂且不说，比如给神婆送了一包点心，求她给我请了神水，然后掺上糖精哄着我喝。当然这是后来知道的。单是公开的办法就有很多。最主要的是两个：一个是用荆芥煮白鼓鼓头鸡下的蛋吃，另一个是吃毛蛋。鼓鼓头鸡好找，纯白色的鼓鼓头鸡就不多见了。母亲每年都赊小鸡，全要白鸡，就是想碰巧有长鼓鼓头的，但好几年都没碰上。后来就打听着村里谁家有这样的鸡，专门央求人家把鸡蛋留出来，然后用我家最好的鸡蛋去换。用荆芥煮的鸡蛋，蛋皮绿绿的，扒开，蛋青白白的，每天早上吃一个，连续吃了几个月，好香！吃毛蛋就不太好吃了。毛蛋就是胎死腹中的小鸡。煮熟就吃，不能放盐。那味道不好吃。当然比较起来，比喝中药和打针，还是稍强点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这朋友也就没有离开我，一直到现在，陪伴到如今。看来还会继续陪伴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