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头弯腰站在批斗台上的苏乐浦很淡定，虽说风云难卜，但凭他多年的经验断定，每次政治运动矛头所指都有区别，这次运动照样会有新的目标，自己扮演的只不过是个陪绑的角色，因为同他并排站在批斗台上的是现任场长万向节。
　　 挨批斗“坐飞机”对普通人来说绝不轻松，可苏乐浦已习以为常，因为同样的姿势他几乎已保持了十几年：无数次的挨批挨斗他是这种姿势；在盐场劳动改造，拉着石磙碾压盐池和推独轮车运盐同样是这种姿势。习惯成自然，经过长期锻炼的腰肌和腿力足以能支撑他身体的倾斜和重心的偏移。
　　 可站在他左侧同样“坐飞机”的万向节就不同了，他向来是领导者的姿势，坐着或者昂首站立是他的常态，加上高挺的肚囊，让他弯下腰来的确困难。即使已到秋季，豆大的汗珠仍不断从他脸上滴落下来；鼻涕像坠落的蜘蛛身后拖着的那根长丝从鼻尖几乎拉到了地面；双腿在微微颤抖……
　　 两人胸前都挂着一个大牌子，歪歪扭扭的大字显示着他们的名字和“身份”，名字上都打着大大的红叉。苏乐浦的“身份”只有一个，仍然是“历史反革命”，而万向节却有两个：“走资派”和“美蒋特务”。苏乐浦从中嗅出了一点滋味，这次运动的重点好象在向各级当权派转移。
　　 苏乐浦想，一条罪名就够万向节喝一壶的了，何况是两个。在对他闪过一丝同情之后，心里不免又暗暗骂道：“该！”
　　
　　 苏乐浦之所以对万向节持这样的态度是有原因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浩浩荡荡向关内挺进，京津战役已是箭在弦，随时就会爆发。这个沿海小镇的国民党镇政府内乱作一团，镇长及几个有头有脸的职员纷纷处理家产，先后带着家眷退到了天津。唯本地籍、级别低微但又亲如兄弟的职员苏乐浦、万向节和王苏裕无处可逃。在旧镇政府，苏乐浦担任内勤，万向节是通讯员，王苏裕是门卫兼清洁工。苏乐浦记得清清楚楚，在轰隆隆的炮声中，华镇长逃跑前慌慌张张地把他三人召集在一起训话：“大家都心知肚明，共军已经进关，作为天津的前沿阵地，这里很快就要失守。我已接到上司命令，要求立刻撤到天津。我知道，你们都是本地人，不愿意跟我们走，镇政府也需要有人继续支撑，你们三人中苏乐浦岁数最大，我决定由他暂时代理镇长，你们两人要服从……”话没说完，一阵刺耳的枪声传来，似乎就在眼前，吓得华镇长立刻逃窜……
　　 华镇长走后，三个人大眼瞪小眼，呆呆地对视了几分钟，还是最机灵的万向节先开了口：“镇长让苏大哥临时代理，你就干吧，我俩听你的，”
　　 苏乐浦只好说：“咱仨都是本地人，是兄弟，常说穷家难舍，谁也离不开老家，嘛代理不代理的，反正老百姓的事还得有人办，社会治安也得维持，今后咱仨就商量着干。咱也不用瞒着掖着，听说共产党对穷人不错，共军来了咱也照样欢迎，照样靠干活吃饭，你们说是不是？”三人一向互称兄弟，在这个节骨眼上更应该相互帮衬，对苏乐浦的话二人自然都点头同意。
　　 苏乐浦又说：“尽管战火纷纷，咱哥仨该吃还得吃，该喝还得喝，日子还得过不是？”说完，连打了几个喷嚏，“天气这么冷，要是喝杯酒暖和暖和身子就好了。”
　　 “这惶惶乱乱的，哪来的酒？”
　　 苏乐浦摸了摸脑门，说：“想起来了，前天我在华镇长橱柜里发现了两瓶五粮液，估计是他忘收拾了，就偷偷藏了起来。苏裕，你去街里踅摸点下酒菜，趁着还没人管咱的时候，咱哥仨好好喝几杯。”
　　 王苏裕为难地说：“这兵慌马乱的，哪还有卖酒菜的？”
　　 万向节说：“街面的小店小铺都关门了，确实买不到。能喝到五粮液那可是咱的口福，不能错过这机会。这样吧，今晚到我家去，让我媳妇好赖给对付俩菜。”
　　 苏乐浦说：“那也行，弟妹厨艺不错，这年头不能太讲究，凑合凑合能下酒就行。”
　　 那晚，三人在万向节家一直喝到午夜，两瓶五粮液都喝得底儿朝了天，这才醉醺醺地告别。
　　 没过三天解放军没费一枪一弹，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小镇。进驻镇政府的那个戴狗皮帽子的首长向三人了解过情况后，命令苏乐浦继续留在政府，协助解放军处理地方事务；万向节、王苏裕作为向导，跟随部队参加解放天津战役。于是，苏乐浦的代理镇长仅仅当了两天三夜就被一抹到底。后来，万向节在解放天津战役中表现英勇，立了三等功。王苏裕却在攻打天津金汤桥时不幸中弹牺牲。
　　 解放后苏乐浦继续留在镇人民政府做内勤，万向节转业到盐场当了一分场场长。
　　 按说，他们各有所就，已属幸运，没想到五五年肃反运动大规模开展，上级号召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员大胆揭发检举，万向节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苏乐浦曾是国民党代理镇长的情况。尽管镇长这个官很小很小，尽管苏乐浦仅仅代理了不到三天，但运动不容你申辩，毕竟在这个小镇上镇长是最高行政领导。苏乐浦很快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清除出镇政府，放到盐场接受批斗，劳动改造。万向节因有重大贡献升为镇上最大企业的盐场副场长，成了苏乐浦的顶头上司。
　　 肃反运动刚刚结束，反右运动又接踵而来，老天爷再赐良机，由于盐场反右“成绩卓著”，一把手被提拔到市里任职。万向节也因反右运动的积极表现，取而代之荣登盐场场长宝座。
　　 由于曾经的兄弟情谊，看到万向节今天的狼狈相，苏乐浦同情他水火两重天的遭遇；因为万向节的检举，还因为他当上场长后对苏乐浦又批又斗，丝毫不念兄弟情义，苏乐浦又恨又气，心里由不住狠狠地说“该”。
　　
　　 批斗会持续了三个小时，会后万向节在前，苏乐浦在后，还有几个所谓“牛鬼蛇神”跟随，在群众押解下游街示众。到了傍晚时分，游街结束后，他俩被关进了“牛棚”。这间“牛棚”是日本时期建的烧碱仓库，没有窗户，墙壁斑驳，地面蒙着一层厚厚的白色结晶，顶棚亮着一盏昏暗的电灯，墙角有一片儿盖盐用的破草苫子。对这间并非监狱却一直扮演着监狱角色的屋子，苏乐浦十分熟悉，他在这间屋里曾多次被审讯，被批斗，被关押。他的左眼就是在这个屋里被专案组的一个年轻人打瞎的，从此落了个“独眼龙”的绰号。那时审讯过他的人中就有他以前的好兄弟、现任场长万向节。
　　 被一脚踹进屋的万向节再也站不起来，四脚八岔仰躺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苏乐浦一点都没觉得累，不就是在台上站几小时吗，这比拉着石磙在盐池子里无休止地往往返返轻松多了。他在屋里习惯地慢慢踱着步，偶尔也瞅一眼地上躺着的万向节，发出一声叹息。
　　 “‘独眼龙’，挨斗了半天你还不累？来回晃悠个嘛？烦人！”躺在地上的万场长嘴里“嘶嘶”着痛苦地翻了翻身，愤怒地瞪着苏乐浦，仍是以前斗他时的腔调，大声呵斥着。
　　 苏乐浦听到呵斥声，立刻习惯地垂手站立一旁，急忙应答：“万场长，我一点都不累。好，不走了，不走了，我坐下，我坐下。”
　　 万场长又连连“唉吆”了几声，咧着嘴再次艰难地翻了翻身，懊丧地说：“嘛万场长？现在我不跟你一样挨斗，一样被关起来了吗？还有嘛区别？”他的口气缓和了一些，“他妈的，怎么能让我同你一起挨斗，关在一起呢？”
　　 苏乐浦心里暗暗嗤笑，心想：“现在还逞能，不识时务的家伙”。他手指门口，努着嘴“嘘”了两声，小声说：“此一时彼一时也，你现在同我一样，都是人民的敌人。”
　　 万场长突然挺起上身，愤怒地吼道：“不！我跟你绝对不同，你是反革命，我是盐场领导，是革命的！”
　　 已成“老运动员”的苏乐浦不敢跟他争辩，也懒得同他争辩，蹲下身子，扶了万场长一把：“好好好，你永远是革命的领导阶级。瞧把你累的，来，躺到草苫子上吧，地上太潮太凉。”
　　 万场长受用地被苏乐浦搀扶着，一瘸一拐地挪到了墙角那片破草苫子上。苏乐浦的照应可能触动了他一点恻隐之心，又叹了几口气后，以还算温和的口气说：“我从来是听指挥、跟党走的呀！你说，我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走资派、美蒋特务了呢？”
　　 苏乐浦只是默默听着，什么话也不敢说，嘴里应付着“我哪明白？”心里却想：“你也不问问自己，当年你凭嘛检举我是反革命，一再批我斗我呢？今天你也不通了，活该！”
　　 万场长看苏乐浦不搭腔，也不再言语，继续“唉吆唉吆”地呻吟。
　　 夜已深，看守他们的红卫兵小将哪熬得了夜，早早找地方呼呼睡大觉去了，一天的喧闹总算平静了下来。
　　 苏乐浦脑袋栽在膝盖上很快进入梦乡。
　　 万场长心里憋屈得很，哪有睡意？眼睛瞪得像牛蛋子一样圆圆的，痴痴盯着天花板，难以压抑心头的懊恼，一遍遍地重复：“想不通，实在想不通啊！”
　　 苏乐浦偶尔被他的话声吵醒，仍置之不理，只管继续睡他的觉。趴在膝盖上睡累了，他抬起头扭一扭脖子，换了个姿势，像对虾一样弯曲着身子侧躺在草苫子上，不一会儿便又鼾声大作。
　　 万向节心里烦躁，如雷般的鼾声吵得他烦上加烦，实在难以忍受，伸出腿狠狠蹬了苏乐浦一脚，喊道：“吵死人啦！你倒心宽，睡得香香的。”
　　 苏乐浦扭扭身子：“对不起，这么多年了，我习惯了，不管嘛时候、在嘛地方都能睡得着，睡得香。”
　　 “我和你不同，我是被冤枉的，心里憋屈得慌，咋能睡得着？唉！别睡了，陪我聊聊吧。”
　　 苏乐浦不敢不从，无奈地坐了起来，仍不说话。面对以前的兄弟，后来的领导，现在的“走资派”、“美蒋特务”，他心里即使有千言万语也不能说啊！他不信任万向节，害怕他东山再起。话多有失，苏乐浦教训深刻。
　　
　　 那的确是一次让苏乐浦刻骨铭心、终生不忘的教训。
　　 事情发生在一九六零年，一个物资极端匮乏，人人饥肠辘辘的年代。身为场长的万向节也有粗心大意的时候，一天，他私下跟一个很要好的同事说：“我一个亲戚从老家回来说，家乡饿死了不少人，我一个堂叔饿得扯破自己的棉袄，揪着棉絮望嘴里塞，最后也冻饿而死……”没想到，那位同事却把此话反映给了某位领导，于是乎，万向节被定为攻击“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处分。
　　 撤职后的万向节万分苦恼，找不到一个朋友可以倾诉心中苦闷。一天恰好遇到骑着自行车下班路过他家门口的苏乐浦，下台后的他阶级立场有所松动，好象仍然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热情邀他到家里坐坐。寄人篱下的苏乐浦当然不敢不从，只好忐忑不安地跟着万向节进了家。从官位上跌落下来的万向节热情地说：“老苏啊，这些年来让你受苦了，今天我用茅台招待你，也算给你赔个不是吧。坐下，陪我喝几杯！”
　　 尽管下酒菜只是一盘炒花生米、一盘凉拌萝卜丝和一盘咸蚶子肉，在那个年代已可谓丰盛。酒过三巡，万向节脸色已红，借着酒劲开始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的功绩，自己现在的处境和被撤职后心里的苦闷。
　　 苏乐浦受宠若惊，也有点忘乎所以，完全忘记了几年来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于是以老大哥的身份开始劝解万向节：“这年头政治把人变成鬼，只许斗争，不要亲情。想开点儿吧老弟，看透了心里就会痛快。”
　　 ……
　　 就在这次畅饮后不久，风云又有变化，万向节被甄别平反，恢复了场长职务。再次上台的他，为表现自己如何拥护“三面红旗”，立场如何坚定，居然把苏乐浦在酒桌上说过的话一古脑地全盘托了出来。苏乐浦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以攻击“三面红旗”的现行反革命罪锒铛入狱，在高墙内一呆就是三年。
　　 等他出狱后的第三年，一场更加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又席卷而来。万向节再次被打倒，再次同苏乐浦坐到了一起。不过这次是坐在监狱一般的黑屋子里的草苫子上，非上次坐在万向节家里的圈椅之上有美酒下肚那么美不可言。
　　 苏乐浦懂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任心而为，何管对否”的古语，也明白“适者生存”的道理，他对万向节以前的行为虽有所理解，对他目前的遭遇也心生怜悯，但心中余悸不可能全部根除：风云难卜，说不定今天他被打倒了，明天又官复原职。他不能不吸取教训，还是谨言慎行为好。不管万向节如何令人厌烦地反复嘚嘚着那几句话，他尽量不接下言，努力保持沉默。
　　 又过了几天，万向节的情绪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坏，时不时说出“活不如死”的话来。苏乐浦开始担忧，不得不开口劝道：“万场长，有两句话我想提供给你参考，一是‘听天由命’；二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话你可以批判，也可以揭发，但我不得不说，毕竟我们曾兄弟一场。”自说完这些话，他再也不敢多言，继续保持沉默。
　　 万向节对他的话倒没显露出反感，随着被批斗的次数逐步减少，他的情绪也渐渐稳定了下来。直到一年后运动进入群众派性斗争阶段，为争权夺利，两派组织只顾互相攻击、互相谩骂，甚至开始动武，根本无暇顾及这些“牛鬼蛇神”时，苏乐浦和万向节被赶到小组劳动改造，监督渐渐松懈，这才慢慢地敞开心扉，变得无话不谈。
　　
　　 任何事情都有始有终，政治运动也不例外。万向节和苏乐浦同时被关押，继而一起劳动改造十年之后，文革运动终于结束，万向节被平反，恢复了盐场场长职务。两年之后苏乐浦也被摘掉戴了二十几年的反革命分子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