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孟郊诗句。
　　 1990年2月23日，我赴北京经济函大总校为襄樊分校的学员办理毕业证书，在京逗留了几天，期间，看望了由上海电科所借调到北京国家机电部电工学会任秘书长的二哥，兄弟相聚，自然要开怀畅饮几杯了。
　　 翌日，二哥有公事先回上海，我办理好了经济函大毕业证书，准备在京玩一天再返回襄樊，晚上在旅馆接到二哥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告知我，他收到河南平顶山弟弟加急电报，称“母亲病危，速归！”二哥让我立即赶回平顶山，他处理完公事后，随后赶来。我不敢怠慢，立即买了当天下午的车票，直奔平顶山。
　　 母亲个性极强，与几个儿媳相处都不是很融洽，近年，一直是跟着大侄儿远奇过的。远奇在平顶山市高压开关厂工作，高压开关厂就在平顶山火车站附近，是国家机电部直属大型企业，职工近万人，厂内有职工医院，医院有百多张床位，科室门类齐全。远奇和奶奶住在一起，所以工厂给他分配了一间筒子楼的房间，冬天有暖气，条件还不错。母亲是农历正月十九生日，就在她过了80岁生日不久，罹患肺炎住进高压开关厂职工医院。2月23日病愈，准备第二天上午出院，然而晚上她下床时不慎摔倒在地，股骨颈粉碎性骨折，受了惊吓，肺炎复发，高烧不退，只得继续住院。弟弟当时在平顶山市纺织品公司工作，任办公室主任，他看母亲情况不妙，于是给上海二哥和襄樊我家发了加急电报。二哥刚好在沪，收到电报，就给身在北京的我打了电话。
　　 列车到达平顶山站已是次日（26日）上午9时，一下火车，我就直奔高压开关厂职工医院，母亲住在二楼一间单间病房。当时她还在发烧，脸是通红的，嘴唇有些干燥，神智还清醒，看到我来了，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口中喃喃地说：
　　 “老三来了！老三来了就好了，我有救了！”
　　 以往，我有多次回平顶山，都遇到母亲生病，是我给她买些药吃，吃了药，加上高兴，病就自然好了。我连忙点头说：
　　 “妈！我回来了，是的，您的病一定会好的。”
　　 “老三！刚下火车吧？一定顾不上吃饭吧？一定是饿了，快去吃饭，吃饱了再来！”
　　 说得我的泪水汩汩地滚落下来，我赶紧背转了身。“至亲者莫过于父母”，母亲病成这样了，还关心儿子是否吃过饭！
　　 我拿热毛巾给母亲擦了擦脸，摸摸她的额头，摸摸她手腕的脉搏，知道是高烧，至少在40度以上。于是我转身走进医生办公室，见到了母亲的主治医师。
　　 主治医师姓张，女，比我年长两岁，高高的个子，清秀而白皙的面庞，温和而亲切，毕业于东北医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高压开关厂职工医院工作，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我和她长谈了几十分钟，详细询问了母亲的病情。
　　 张医师如实地告诉了我，母亲的病情很严重，是肺炎加上胸膜炎，已经出现胸腔积水症状，现在严重的是，母亲因为股骨颈粉碎性骨折，不能坐立，只能躺在床上。而肺炎和胸膜炎必须要经常坐立，不能躺着，所以即使使用了大剂量的抗生素，病情也不见好转，反而出现恶化趋势。又因为高烧和炎症，不能做骨科手术，两种病相互制衡，预后不乐观，况且母亲已经是80高龄，本身免疫能力下降，除非出现奇迹，就是炎症和高烧出现消退，否则就很危险了。
　　 张医师把母亲的病情说得很透彻，我的心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伤心极了。转而念之，我知道人的寿命都有一个生物钟的，当生命走到了尽头，谁也无力回天。唯有精心照顾好母亲的最后岁月，等待奇迹的出现。
　　 考虑到弟弟和远奇照顾母亲已经十多天了，晚上，我让他们回家休息，我留下来照顾母亲。
　　 已经是2月末了，高压开关厂的暖气停了，河南是平原地区，寒风料峭，一到晚上，天气很冷。幸好我穿有皮夹克，上身可挡寒气，下身可就惨了，病房里有一张空床，但是没有被子，我和衣睡着了，一觉醒来，就觉得两膝盖生疼。晚上每隔两小时，就要给母亲翻一下身体，这是张医师交代的，为了防止母亲长褥疮。每次给母亲翻身，她都疼得直叫唤，晚上的叫唤声音倍觉凄凉。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了，远奇来换我回到他的宿舍睡觉，我只觉得头晕，早饭也没有吃就睡下了。中午，弟弟、弟媳来医院接远奇的班，远奇从工厂食堂买来了午饭，叫醒我胡乱吃了一些，我就让他带我去见大哥的前妻梦雨大嫂、以及她生的俩孩子——二侄儿刚刚，小侄女妞妞。她们家就在高压开关厂对面，好像过一条街就到了，是新买的单元房，两室一厅。梦雨大嫂是大哥的第二任妻子，比大哥小14岁，比我小5岁，但我一直十分尊重她，喊她“梦雨大嫂”。梦雨大嫂出生在河南临颍农村，除了眼睛小一些以外，相貌也还周正，朴实、温柔，典型的贤妻良母，能忍辱负重，因此，在众多儿媳中她跟我母亲生活的时间最长。刚刚、妞妞都长高了，都长得很漂亮。
　　 大哥是因为与他的女学生婚外恋而抛弃她的，她是被动离婚的，我曾经极力阻止他们离婚，无果，一怒之下，再也不与大哥来往了。这天看到梦雨大嫂，我十分伤感，也钦佩她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她在平顶山市医院食堂工作，含辛茹苦抚养着一双儿女，为了儿女，她没有再婚，感动了医院，医院领导以较低的价格卖给她一套住房，母子得以安身立命。
　　 在我来到平顶山照顾病危母亲的日子里，梦雨大嫂每隔两天都要炖一大锅子羊骨头汤送到远奇宿舍，这无异于雪中送炭。
　　 那天下午，我还让弟弟陪我到他的公司办公室给二哥打了电话，大致告诉了母亲的病情，但没有说得太严重，让他办完公事以后再来平顶山。我还给襄樊的妻子打了电话，让她向市科协领导请假（我已经从科技馆调到市科协），并让她尽快给我寄些钱来。我没有要求妻子来平顶山，一是儿子正在上高三，要准备考大学，二是若来平顶山，住宿也是一个问题。
　　 晚上10点过后，弟弟坚持要我到远奇宿舍休息，弟弟家在市内，很远，弟媳还带着一个两岁的小侄女，不能来医院值班，于是弟弟让他家的小保姆来医院陪他一起值班。
　　 翌日的上午，我来到医院替换弟弟回家休息。母亲一直挂着吊针，烧似乎退了一些，精神也好了一些，远奇从食堂打来了稀饭，加了些白糖，给母亲喂了几口，因为高烧，她已经有几天没有进食了。
　　 母亲是O型血，是爱说话的人。她想和我聊天，乘着远奇出去办事去了，便和我聊起了家常事。母亲首先问了我的儿子和女儿的近况，我回答：“都好”。
　　 然后母亲开始了“煮酒论英雄”，一个一个地点评她的儿媳妇。她说，她曾有众多儿媳，平心而论，还是梦雨最贤惠，性格最温顺，心眼最实沉；老大现在的小媳妇，年龄太小，比老大小30多岁，娇滴滴的，不是伺候人的女人；老二的媳妇能干，贤惠，但少言寡语，性格与她不合；老四的媳妇性格温和，都好，就是不能干，不擅料理家务。当说到我的媳妇时，她狡黠地笑了一下，说：
　　 “你的媳妇学历最高，做事滴水不漏，我挑不出她的毛病，就是觉得和她隔着一层，有些怕她，怕什么，说不出来，就是不敢让她干这啦，干那啦！不敢吵她、骂她，好不习惯！”
　　 我不禁笑了起来，说：“她不会做饭，眼里看不到活，都是我不好，是我惯出来的，谁让我们是大学同学呢？您不是怕她，是尊重她。”1976年，我孩子的姥姥回河北搬家，处理农村房产去了，母亲来襄樊和我们生活过半年，我的妻子是从未被她老人家吵骂过的儿媳，真是奇迹！今天我算明白了，她老人家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母亲听完我的话，也开心地笑了，没想到，这是我们母子最后一次开心的谈笑。随着体温的再次升高，母亲又昏睡了。晚上，远奇和他的朋友在医院值班，我和弟弟休息。
　　 5天过去了，母亲顽强地和疾病抗争着，时而清醒，时而昏睡。他从不言及后事，只说了她的小木箱底下放着一本银行存折，上面有几千元钱，都是从我和二哥寄给她的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我听了很难过，说：
　　 “您放心好了，我会让远奇先收好，等您病愈出院后再交给您。”母亲点了点头。后来这笔钱作为了母亲临终的住院费用。
　　 母亲在病中从不提一个“死”字，她强烈的求生愿望，令我感动不已。母亲原名范美珍，湖北黄陂县人，自幼丧父，12岁时就到武汉振寰纱厂当童工，供养她的母亲和妹妹；大革命时代，参加共产党，任振寰纱厂童工书记，组织童工参加工人运动，见过中共许多要人，参加过中共组织的不少重要聚会，她是那个时代一颗流星，也曾划过天空；大革命失败，许许多多共产党人惨遭杀戮，母亲因为年龄小，个子小，在死人堆里躲过了一劫，后来躲到任中学教师的国民党员父亲家中，父亲同情共产党，掩护了母亲，给她改名叫范敏文，于是二人结婚，母亲由于党组织遭到破坏，长期找不到党组织而自动脱党，跟随父亲学习国文，当了小学教师；母亲生育了十个儿女（论男女排序，我是老八），其中五个女孩，因为时局动荡、生活艰难而夭折，多死于肺炎和肺结核等病，那伤痛非一般人所能承受；抗日战争爆发，父亲、母亲不愿做亡国奴，毅然将刚刚出生的女儿寄养在农民家，拖儿带女随着难民潮逃到湖南湘西，过着艰苦的难民生活，因生活所迫，父亲经朋友介绍，进入一家兵工厂任会计工作，全家生活基本才有保障；好不容易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当时我已出生），全家乘小木船，历经艰险，回到武汉。接着解放战争爆发，父母的前半生是在战乱、以及恐惧中度过的；解放战争胜利了，国民党败退台湾，临走前，将这家兵工厂的机器全部沉于江底，武汉解放后，父亲失业，全家生活陷于窘境，这时父亲作出了一个错误决策，举家回到大冶龙角山农村，幻想过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还将寄养在农民家的姐姐也接回了家。从未经历过农村生活的母亲，既要适应农村生活，还要抚养、教育一大群孩子。
　　 她在农村一住就是近20年，经历了创办村办小学、土地改革、大女儿病逝、合作化、大跃进、大办钢铁、修水库，以及接下来的三年饥荒。1961年的父亲去世，对母亲的打击最大，她独自承担了这个大家庭的责任。含辛茹苦，把一个一个儿子送进大学，首先是大哥考入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接着二哥上了上海大学，然后是我考入西安交大，最后把弟弟送到昆明参军，只有二姐虽未上大学，也读到高一，嫁给军官姐夫。为了支持大哥升学，她和村妇们一起打猪草喂猪，患了背痈，差点丢了性命；期间还患过心脏病，凭着顽强的意志，硬是活了过来。大哥由于婚变，侄儿远奇也由她躬亲抚养、教育成人。她以她严苛的方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教育出一批人才，使他们得以改变人生的命运，期间的艰难困苦、孤独心酸，可胜言哉！
　　 2月7日前后，二哥从上海来到平顶山；接着宜昌的二姐也带着3岁的孙女赛洋来到平顶山；2月8日，远奇电告他爸爸，说奶奶病危，在武汉城建学院任教授的大哥也回到平顶山。母亲的子女们抱着求同存异的态度，总算聚到了一起。大哥住在梦雨大嫂家，梦雨大嫂以宽阔的胸怀接纳了他，一如既往地伺候他的生活，我不知大哥当时作何感想？
　　 兄弟姐妹们都聚齐了，总得要一个头头，需要一个主心骨，不知怎么，我成了这个家族的老大，也许是我那时有经济实力，也许我具有包容性，任何事，大家都自觉听我拿主意、分派任务。下面说说我的兄弟姐妹：
　　 大哥，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他的起点很高，上世纪60年代初就留校，在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任教，期间，学校还派他到清华大学土建系进修建筑史两年（其实就是委培研究生），回校继续任教。后来受文革负面影响，几经离婚，几经工作变动，事业平平，囊中羞涩。其实大哥比我大9岁，他为了适应“小媳妇”，很注意保养，又不操心他的三个子女的学业、工作、和生活，当然看起来比我年轻了。
　　 二哥，身高1米75，英俊潇洒，智商极高，文武全才，我们俩都是学理工科的，长相都像父亲，自幼同学，所以感情极好。这时，他已经是国家机电部中国电工学会秘书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已经由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两本电工技术方面的专著，在我国电工技术界有一定声誉。但是他身体不太好，又刚到平顶山，而且生性清高、倔强，看不惯大哥等的生活方式，也不想主事。他比我只大两岁，天生雄姿英发，所以看起来也比我年轻了。
　　 二姐，比我大六岁，个子不高，长得极像母亲，高额圆脸，自幼聪慧，上初中时，我们同在大冶一中，她读初三，二哥读初二，我读初一，她不仅学习好，而且文艺才能出众，能自拉自唱京剧，以优异成绩考取大冶一中高中部，只读了一年，由于父母经济上不堪重负，让她辍学回家，深深地伤害了她的心，这是父亲、母亲做的唯一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错误之事。
　　 弟弟，小我四岁，聪明机灵，当时在平顶山市纺织品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我们成长在大跃进三年饥荒时期，个子都没长够，没有老大、老二高，1.70米，算是中等身材吧，由于“爹娘疼幺儿”，弟弟自幼娇生惯养，性格急躁而乖戾，身体也没有我强壮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