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打仗
　　
　　 古人有“三余”的说法，就是冬之余，夜之余，雨之余，这三个时候最是空闲，无事一身轻，正是“以汉书下酒”的时候。于是乱翻汉书，看到《韩信传第四》，不免又要生些“书生闲气”。
　　 韩信张耳东下击赵。赵军广武君李佐车论兵，以为汉军“去国斗远，其锋不可当”，“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成安君陈馀论兵，以为“什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能，千里袭我，亦以罢矣”。虽然从后面的战果看，陈馀领导的赵军输了，自己也被斩首氐水上，可是他对汉兵的分析，与李佐车的分析，同样是正确的。
　　 韩信的汉兵在破代下魏，几经大战之后，确实已经很疲惫了。从韩信下令传餐，“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呒然，阳应曰诺”；以及后来李佐车被擒后，给韩信献策说：“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也。”从此也可以看出。陈馀的计策被事实证明是失败了，而按照李佐车的谋略，赵兵也未必能赢。李佐车想断汉军粮道，韩信早就在提防他了。“信使人窥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李佐车不派兵“绝其辎重”则已，假如真去，也必然中韩信埋伏。这么说来，陈馀的谋略不对，李佐车的谋略也不对，那么赵军就必定要败给汉兵么？赵军失败的原因在哪儿？
　　 赵军之败不在军力上，而在谋士上，也还是在李佐车和陈馀的谋划上；他们失败了，但失败不等于他们的说法全盘皆错，只是不够全面，他们的庙算，既是对的，也是错的。对的方面，是他们分析的都是事实，错的是，他们比韩信少算了一步。须知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少算了一步，那就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啊！《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彼不知己，一胜一负”。李佐车和陈馀分析的都是对手汉兵的优势和劣势，却对己方一字不题，少算了一步可是致命的，“多算者胜，少算者败”。韩信除了算准自己军队会“置之死地而后生”，会在绝境殊死搏斗外，还对赵军进行了分析判断：“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赵帜，立汉帜。”在汉赵两军大战水上，难分难解时，韩信闯入赵壁的军队起到了奇兵的效果，赵军人心溃乱，大败遁走。打了胜仗后，军士问韩信为什么能打胜，韩信是这样说的：“此在兵法，顾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乎？”这是说，事物发展到某个程度，会向相反的方向逆转，“物极必反”，“物不极不反”。这是“变”和“否定”的哲学。“变”和“否定”又可分为主动的“变”与否定，以及被动的“变”和“否定”。主动的否定，就是要创造条件，促进事物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敌人有优势，要创造条件使敌人的优势迅速否定转化为劣势，敌人的劣势也既是自己的优势；自己有劣势，要创造条件使劣势迅速转化为优势，自己的优势既是对方的劣势。韩信看到了人在绝境时的求生本能，所谓“困兽犹斗”，“狗急跳墙”，他正是利用这一点，打败了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赵军。
　　 后来韩信打败救齐的楚国将领龙且，也是积极运用这个哲学原理。楚兵骁勇，天下所闻，汉兵与楚兵直接对抗必然落下锋，更不用说龙且以逸待劳了；还有，龙且的楚军与齐国的齐军联合，在数量上也有很大的优势。怎样使在数量和质量上强大于自己的齐楚联军变得弱小呢？韩信很好的利用了“潍水”这个天然条件。他先“引兵半渡，击龙且，阳不胜，还走”，做出了一副打不赢就逃跑的懦夫姿态。本来骄横看不起韩信的龙且，看到韩信溃败，就疏忽大意了，而且他一心想要在齐国人面前露脸，夺头功，于是带领少数楚兵渡水。当龙且渡过河对岸后，韩信下令“决壅囊”，把预先堵河水的沙袋抽掉，河水暴至，大水茫茫，将龙且带领的少数军队和主力部队一分为二。在数量上取得绝对优势后，韩信对龙且“急击”围歼，最后将他杀死。蛇无头则不行，果然龙且对岸的主力军队，“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
　　
　　 张良的智慧
　　
　　 分析事情解决事情，我们总要坚持历史的辨证的观点。这大概就是舍尔巴茨夫在《佛教逻辑》总结的：“一，判断；二，充足理由；三，同一性与因果性；四，内在的共相世界的构造；五，任一概念中必然包含的分别和相互否定。”比如郦食其劝汉高祖复立六国后，认为这样就可以像周武王和商汤一样，南面称霸，然后“楚必敛衽而朝”。可是张良却以为如此这般，那么刘邦大事去矣。
　　 上面是张良的判断。接着张良从两个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几个方面，正反说明刘邦所处的的形势与周商不同。先是从总的实力来分析，汤武能控制好桀纣，“能制其死命”，而刘邦不能掌控项羽，“制其死命”。第二，周武王“表商容闾，式箕子门，封比干墓”，“散鹿台之财，同济贫困”，而刘邦没有也不能对六国后人这样做，这是政治上的不同。第三，周武王“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载干戈，示不复用”，“休马华山之阳，示无所为”，而刘邦不能，这是军事上的不同。周武王“息牛桃林之野，天下不复输积”，刘邦也不能，这是经济上的不同。世异则事异，这几个的不同，导致刘邦处理六国不能生搬硬套商汤和周武的模式。刘邦一听张良深刻的分析，茅塞顿开，“辍食吐哺”，大骂郦食其：“竖儒，几败乃公事！”这是张良对“内在的共相世界”，“同一性与因果性”，“分别与相互否定”的分析。
　　 同时从《汉书张陈王周传》这一段也可看出，张良的分析几乎都是先从刘邦自身的形势出发，然后才分析“楚项羽”，“六国之后”，这也反映了哲学里的“内因决定外因”，“内因是矛盾的根本原因”的哲学思想。同时也还可以知道，所谓的量变引起质变，并不是单纯的数量的变化，汉高祖要达到他“南面称霸”的目的，不只是要给足“六国之后”虚名，还要在政治军事经济实力上达到一定的程度。
　　 关于内因与外因，后面张良劝说刘邦不要立戚姬儿子为太子的事例也很好说明了这个道理。“大臣多争，未能得坚决也”，经过大臣宗室吕后等的百般劝说，刘邦要立赵王如意的心思已经松动了，既是说内因已经开始朝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了。但仍需要一些外因，一些量变，才能促使刘邦改变主意。可是单纯的诤谏，是不能引起“质变”的，张良明白了这一点，于是在吕泽的“强要”下，张良不得已告诉他请来汉初四老。当刘邦看到太子也即后来的汉惠帝身边跟着四老时，就不得不哀叹：“羽翼已成，难动矣！”连刘邦请都请不来的汉初四老都诚心归顺汉惠帝，可以想象他的政治基础已经相当牢固了；如果强行要废太子而立赵王如意，轻则使如意性命不保（当然，后面吕太后也没有放过赵王），重则汉朝将陷入战争状态。因此说，所谓的量变引起质变是多方面的量变，包括内外的变化，首先，要内因变化。
　　
　　 秦朝的败亡
　　
　　 也许秦朝的失败主要原因并不是在秦法酷虐上，否则陈胜起兵造反时就不会以“公子扶苏”为口号之一了。从他这个口号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反感秦朝统治，主要并不是因为她的制度，而是反对处在权力中心的那些人，比如胡亥，李斯，赵高等人。当然了，秦法太密固然是天下大乱的一个原因，可不是主要原因。
　　 刑名从李埋商鞅开始，已经在战国时代流行，就是到了西汉，虽然窦太后，汉文帝，汉景帝提倡黄老之治，然而国家还是以刑名为主。《汉书元帝纪》记汉宣帝和汉元帝两父子之间的对话。“（元帝）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可见，秦朝的制度，包括郡县制等，汉朝基本上都在延用。
　　 个人觉得秦朝之所以覆败朝夕之间，乃是不能妥当安排六国势力，看看随陈胜崛起的诸侯大多是六国贵族公子可知。比如项梁项羽，乃楚国贵族之后，“梁父即楚名将项燕者也”，“家世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魏豹兄弟，乃是魏国王室之后，“其兄魏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田荣田横，也是齐国王室之后，“故齐王田氏之族也”；韩王信也是公族之后，“故韩襄王孽孙也”。这些人虽然在秦灭六国后被废为庶人，可是他们想复国的心思一日也没有断过，六国的遗老遗少忠诚子民，也对故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一支永远不能轻视的政治力量。把美国著名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关于革命的观点运用到这里，六国的王室后人公族子弟就是推翻秦朝的领导者，而农民阶层只不过是他们的工具。后面的汉朝就高明得多，把各地的富豪势家都迁到长安周围，强干弱支，这样也便于掌控管理。大概从刘邦开始，到西汉结束，汉朝统治者一直在执行这个迁徙的政策，只不过随着时代的改变，迁徙的方式有时是强制性的，有时则是奖励性的。
　　
　　 汉武帝的得与失
　　
　　 汉武帝是个很有争议的君王，有人说他是个有作为雄才大略的帝王，有人骂他是暴君，苏轼就曾骂过汉武帝。说他暴确实很暴，他在位的那几十年，汉朝可谓是多事之秋。对外，开发西南，并吞南越闽越东越，灭朝鲜，驱逐匈奴，西通大宛。对内，兴制度，建正朔，崇儒学，筑宫室，封禅出游，动不动就诛杀大臣。淮南王谋反，牵连诛死数万人；巫蛊之祸，太子与丞相喋血长安，伏尸几万人，皇后、公主、太子都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被害死。竟连太子的孙子刘病已，汉武帝自己的曾孙，也不放过。假如没有好人相救，这个襁褓中未来的汉宣帝也没有了。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一年，还发生了莽和罗谋反一事，如不是上官桀和金日蝉，汉武帝早被谋害了。那时农民起义也此起彼伏，为了平息暴乱，汉武帝派出绣衣使者。这些绣衣使者为了讨好皇帝，不分青红皂白，死在他们手下的农民不知有多少。其中最有名当数暴胜之，杀人更是以万计。
　　 如此残暴被人嫉恨的汉武帝，居然还能把汉朝维持下去，笔者一直很不解。现在看来，汉朝能在风雨飘摇中屹立不倒，大概跟他善于提拔士人阶层也即知识分子有关，放开手，让他们去建功立业。他在元封六年下的诏书如此写道：“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蹄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斥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所以班固也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庆、石建；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禅。我们脍炙人口的汉朝名臣，几乎都是汉武帝提拔培养起来的。美国政治家亨廷顿说过，农民阶层无法担当起革命的任务，他们必须要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领导。汉武帝和他的汉朝幸运就幸运在，他只得罪了农民阶层，否则早改朝换代了。
　　
　　 智士蒯通
　　
　　 总觉得蒯通和伍被的智谋可以和张良陈平比肩，韩信要是听蒯通的话，那么秦末也许会是刘邦、项羽、韩信三足鼎立的局面；淮南王刘安要是听伍被的话，那么汉朝恐怕得乱好几年。看看蒯通游刃在范阳令和武信君之间，真是绝矣！
　　 那时候出场的人物有范阳令，武信君，慈父孝子，燕赵边城诸将，作为条件的事情是“天下大乱”，“楚汉初起”，“武臣略定赵地”。本来，如果天下不乱，范阳令徐公还可以继续“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可是天下一乱，时局变了，徐公有恃无恐的“秦法”土崩瓦解。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时变则事变，蒯通就在这种情况下来见徐公，告诉他以变化的眼光看世界：要么投降武信君，可以得性命，保富贵；要么负隅顽抗，最后被仇恨他的百姓杀死。而蒯通见武信君时，则告诉他要用联系的眼光看事情：要么在徐公投降后杀了徐公，但这会致使燕赵境内其他守将为了不重蹈徐公的悲剧保全自己的性命而誓死顽抗，武信君在燕赵之境将寸步难行；要么善待徐公，燕赵的守将听说徐公被善待，一定会乐于投降武信君，那么下燕赵就等于“坂上走丸”。在这里，武信君和范阳令徐公既有尖锐的矛盾，也有合乎彼此利益的共同点，求同存异，这是最好的协调两人关系的办法。蒯通很聪明地在他们之间看到了共同点，当然也找到了自己晋身名士的起点。佛家说事物之间只存在两种关系，一个是共同律，一个是因果律，除此之外不会存在第三种关系。不过从蒯通的故事看来，事物之间是既可以存在共同点，因果关系，还可以存在矛盾关系；假如徐公不听蒯通的话，负隅顽抗，那么徐公和武信君就是矛盾关系。
　　 大抵豁达的人看到的总是共同关系，而心胸狭窄、悲观消极的人看到的总是矛盾关系。
　　
　　 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人总是通过否定认识世界的，刘希夷在《代悲白头翁》中，就是通过“白头翁”的可怜，来认识“红颜美少年”和“全盛红颜子”的。只是他的认识比较波折一些，从桃李花的美好，认识到人生的短暂变换，又从短暂变换回忆起“清歌妙舞落花前”，再从回忆总结出“但看古来歌舞地，唯见黄昏鸟雀悲”，他是否定的否定的否定的否定。他就好比佛家所说的那种人，心念会在一天中在佛、菩萨、声闻、缘觉、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十法界中来回许多次。他没有苏轼看得开，“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也没有禅家那种悟性，“自从一见桃花后，直到如今更不疑”。也许乐观的人与悲观的人区别就在，前一种人喜欢在一枯一荣一生一死一离一合中寻找共同点，而后一种人则喜欢找因果矛盾关系。不过刘希夷的因果矛盾关系并不成立，因为“古来歌舞地”，并不总会变成“黄昏鸟雀悲”，逻辑学上他犯了“不定因”的谬误。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里”，照佛教刹那存在逻辑，没有一朵花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花之所以称为花，是因为它总要变为果，或者准确的说是花没有哪一秒不是在向果转变。这“年年岁岁”以来花不知开了多少茬，结了多少次果，那人却还是那个人，即便老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