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得失
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原为英文作品,初版是由美国耶鲁出版社于1961年出版的。手中这一本,是由刘绍铭等人合译的中译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简体版。
此书体例:1、《大陆新版序》;2、《中译本序》;3、《经典之作——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引言》(刘绍铭);4、《〈中国现代小说史〉再版序言》(刘绍铭);5、《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王德威);6、正文;7、附录(一)《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8、附录(二)《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9、附录(三)《小论陈衡哲》、《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英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导言》、《中文小说与华人的英文小说》;10、参考书目;11、中文索引;12、外文索引;13、《编后记》(陈子善)。
正文内容分三编共十九章来阐述。从初期十年,到成长的十年,直至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二十年间的中国现代小说情状。有一段时期内小说界的综述,如第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第十八章等;有以作家群为研究对象来描述的,如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十四章等;有以单个作家为研究对象来描述的,如第二章、第七章、第八章等。
此书可谓是体例完备,描述角度多样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首先区分一个概念。中国文学的时代划分:近代(1840——1919);现代(1919——1949);当代(1949至今)。当然,这并不是历史领域的划分。
作者对中国现代小说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准确把握文学与政治、社会、人生之间的微妙联系,在历史的框架中给中国现代小说把脉、定位,并把作家的社会活动背景、人生际遇、心理脉络等与其相关作品结合起来分析,让读者充分了解作品的基础上,也进一步了解到作品背后真实的作家面貌。
在《大陆版新序》中,作者不无自豪地说:“……他们尊重、喜爱我的那本《小说史》,正因为我写下了我自己的评断,不像大陆原先所能看到的正统文学史著作,对所有现代作家的评断差不多都是一致的。”
有自己的见解,不人云亦云,方能给后来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思想,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至于偏、正、对、错,有著述放在那里,人人心中有杆秤,细细品读,自见高下,去伪存真即是。这一点,不光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搁在任何领域,恐怕都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才能引发众人辨异的兴趣,从而发展进步。众口一声、千篇一律是大忌,只能导向虚假甚至僵死。放弃“大一统”、“程式化”、“模板化”,才是文学的希望。中肯的文学批评,是文学保持蓬勃生机的一剂良药。
《中译本》序中,作者谈到王际真对他的认同,语气带有深深的感激。也许,每一位作者,无论是无名之辈,还是名流宿儒,作品一经发表,都很在意别人的反响吧。有认同褒扬的,便生知遇之感,感激涕零,引为同好;有指摘申斥的,便有不安之心,戒备森严,准备反戈一击。说及痛处便罢,忍痛认了;说的不那么理直气壮的,便唇枪舌剑对着干起来,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甚至达到人身攻击的地步。这,虽则是人之常情,却是文学评论的忌讳。
《中译本序》中作者坦言:“四五年前我生平第一次系统地读了萧红的作品,真认为我书里未把《生死场》、《呼兰河传》加以评论,实在是不可饶恕的疏忽。凭我手边现有的资料,《吴组缃》这一章及第十一章讨论萧军部分,都得有所增补;我对《八月的乡村》所作的评论,也稍欠公正;在第十四章里,我对艾芜、沙汀、端木蕻良四人作了简评,主要也因为作品看得不全,只好几笔带过。我现在认为端木蕻良、路翎两人都应有专章评论才对。”
在此,夏志清先生对自己的著述作了深刻的反省与检讨。从中可以看出,做学问应具备的老老实实、严肃求真的态度。在书后的附录(三)中,夏志清先生有专文评论端木蕻良,主要笔墨放在《科尔沁旗草原》上,长达38页,正文中任何一位作家都没有占据过这么长的篇幅 。这是夏先生对自己著述中所认识到的欠缺的一种弥补。
正文中,夏志清先生格外推崇张天翼、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人。提及沈从文,说沈从文是国内唯一有改写习惯的作家。其实,人的见解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阅历的改变、时代的变迁,人对事对物的看法肯定会有所变化。并且,如前所述,夏志清先生能在过后反省自己作品的不足,其他作家怕也难免。是在有生之年尽量弥补不足,修正谬误好呢?还是就那么让它存在?沈从文大约是说不的一位。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美关系紧张,信息又不发达,身处美国的夏志清先生,跑了不少地方的图书馆,孜孜以求,爬梳整理,还是欠缺不少材料,成就此书大不易,有不到之处可以谅解。
以前,提到著名现代作家,便是“鲁郭茅,巴老曹”,而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要重新“排排座,分果果”,他对鲁迅的《小说新编》、茅盾的《子夜》等作品有非议,对郭沫若、巴金、曹禺、老舍评价不高,而把更多的褒扬给了张天翼、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让这些本来在上世纪中期大陆官方文化视野内不怎么醒目的名字得到了学界的重视。
试看他的一些评论文字:
——“(鲁迅)他不能从自己故乡以外的经验来滋育他的创作,这也是他的一个真正的缺点。”
这里,我持反对意见。作家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是最理性的选择,不能说是缺点。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鲁迅的小说,当得起“不可逾越的顶峰”这句话。
——“鲁迅既不左,又不右,变得完全孤立。”
这符合先生的自题诗“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冰心的优点并不在于感伤的说教,也不在于对自然的繁神崇拜态度,而在于她对狭小范围内的情感有具体的认识。”
这个评断很是新颖独到。
——“正因为茅盾的共产主义信仰较具知性,所以他在《蚀》里对革命失败的描写比较客观。”
——“从中国文学史的观点看来,小品文之所以兴起,主要是这种形式最能表现传统的感性。”
——“凡是传统的感性在严肃的文学中受到压抑时,小品文对许多作家来说,变成了一种个人的解脱。”
——“巴金和一般左翼作家们,只在程度上,而非类别上的不同,因为巴金无法在人物和场面上造成一种真实感。”
——“与蒋光慈不同的是,丁玲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
举出以上例句,见微知著,读者就可以大致推想出夏志清先生持论与我们平时所接触论调的不同之处。
阅读过程中,发现不少疑点,当是翻译之误。列举如下,以期与有识之士共同探讨。
存疑:
1,P46——“仿佛之间,他摆脱了……”
(“仿佛之间”怎讲?改为“恍惚之间”好一点。)
2,P112——“……小说家能够运用有创作性的想象力……”
(“创作性”为“创造性”之误。)
3,P113——“没有前进到够勇气面对社会的非议”
(不通。改为“没有进步到够勇气面对社会的非议的地步”,似乎好一点。)
4,P161——“一个穷困家庭长大的女子,在她下嫁富有的厂主……”
(“下嫁”不妥,文中之意明明是攀龙附凤之举,“下嫁”指地位高男子的嫁给地位低的男子,比如公主下嫁某某。)
5,P174——“一个名叫周如水懦弱的男子”
(“懦弱”应与“的”前后对调。)
6,P218——“……制定出他们实行这些目的的方法”
(“实行”与“目的”不搭配,改为“实现”好些。)
7,P255——谈及张爱玲,有一句“她父亲重婚后”,前面曾说张的父母办过离婚手续,后又说“重婚”,不妥,应为“再婚”。另外,张爱玲幼时,恐怕也没有“重婚”一说,三妻四妾的大有人在。
8,P286——“最要紧的关键是……”,“最要紧”与“关键”词义重复,应去其一。
9,P343——“……不辜负全部责任。”此处,是“不幸”,并非“辜负”,否则语义不通。
10,P351——“转告丈大的话”,“大”显见是“夫”的误写。
11,P352——《春蚕》引文中“满可平静的水……”,“可”应为“河”。
12,P357 “新文学和继起的中国大陆文学,也大异其趣。……实在看不出新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有什么重大的相异之处。”前后矛盾的两句话,讲不通。
13,P358——“严复要积极导致中国富强的理想”,此处“导致”与“理想”搭配不当。或改为“倡导”较好。
14,P358——“也是现代西方文明致力的目标”,“致力”不妥。此处用“努力”较好。
15,P150——“曾国藩髦下”,显然,“髦下”乃“麾下”之误。
16,P368——“而她也因为嫁到这位财雄势力的丈夫”,“嫁到”,改为“嫁了”或者“嫁给”好些;“财雄势力”为联合词组,“财雄”与“势力”不匹配,“势力”应是“势大”之误。
17,P370——“苏联制片场”,改为“苏联电影制片厂”好些。
18,P383——“赋予健康的草原。”,“赋予”是动词,给予的意思。此处改为“富于健康气息的草原”似乎好一点。
19,P399——“终于回到他自己的家产。”,语义不通。应把多余的“产”字删掉。
20,P401——“可能获得……了解共鸣的幅度。”“幅度”后面加上“更大一些”才通。这一句的汉译很是别扭,完全是英文语句的结构,忽略了汉语习惯,忘记了这是为汉语读者提供的读本。原文如下:“这部小说可能获得感情的深度或者了解共鸣的幅度。假如主要人物不摆知识分子的架子,且更能有出诸同情的行动。”读起来拗口不说,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文理不通的病句。关系句前后倒置也罢了,但必须使用恰切的关联词,才能联结起来。比如,可改为:“这部小说可能够获得感情的深度或者了解共鸣的幅度更大一些,假如主要人物不摆知识分子的架子,且有出诸同情的行动的话。”
21,P402——“……得不到科尔沁草原赋予健康的大地滋养的女人”,“赋予”之误前面第18条已出现过。另外一点,此句也是很拗口,不如改为“得不到富于健康气息的科尔沁草原滋养的女人”。
22,P403——“自承无能为力”,“承”字字义:在下面接受,托着;担当,应允;受到,蒙受;继续,连接;顺从,迎合;姓。看句子即知,此句要表达的是“承认”之意,但把“承”拿来单独使用,并无“承认”之义。因此,“自承”应改为“自认”。
23,P404——“端木当他只是21岁刚开始的小说家”,文气乖涩不顺,应改为“端木当时只是个刚刚21岁的小说家”。
24,P405——“大山很少出现令人联想到这两位《水浒传》英雄。”此句文理不通,应在句末加上“行为”一词作“出现”的宾语。
25,P409——“《科尔沁旗草原》的确是一部值得注意的小说,假如读者受到适当的预先警告,而加以耐心和同情的阅读一次以上。”这样别扭的倒装句,前面已经指出过一次,应在句末加“的话”二字。其次,“加以”后面的搭配混乱不堪,改为“加以耐心和同情的阅读,达一次以上的话。”,可能更好一些。
26,P414——“假如我们沉思默察科尔沁草原,以及中国一般,到处都有疼痛和苦难。”此处,“中国一般”指代什么?语义不明,语句不通,改为“中国一般地区”较好。
27,P417——“因此,我们应该感谢的是,端木蕻良在他的写作生涯一开始,就感到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创造魄力。”此处,“感到”应改为“表现出”才能讲通。
以上罗列的是语句字词上的欠妥当之处,下面就论断方面谈两点。
1,P45——“这是个相当浅显的见解……叶绍钧显然不懂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他学过日文和英文,但能力不足以阅读原文。)”此处所下论断,似嫌武断。叶圣陶先生那段话,是针对“文字不过是小节”之论的辩驳。他用几句大白话,轻易就驳倒了视文字为小节的荒谬观点。不能因叶先生善于使用浅显的词句,而断定他所表达的就是浅显的见解。我觉得,他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三言两语,便能教人看出其论点的荒谬,便是精辟的见解,深刻的见解。如果说叶圣陶先生的见解“相当浅显”,那么,人人便可明了,何须他老先生去费口舌?怎还会有“文字不过是小节”的观点出现?关于这种观点,可还有不“浅显”的高见?可还有叶圣陶先生没有点透的地方?叶圣陶先生一贯善于深入浅出地谈论问题,字面不用深奥、生僻字词,更不使用艰涩、拗口的语句。用浅显的语句表达自己的洞见,让普通读者易于接受,是他为文的风格。下面论及叶圣陶先生“不懂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更是无稽之谈。我不能揣测叶圣陶先生是否懂得,但是夏先生依据括号内的文字来下判断,也是失之公允的,不够客观。
2,P128——评判《骆驼祥子》时,有这么一句话,“故事结构紧凑,也使人想到是受了哈代的影响。”在此,所下论断当属唯心之论。除非做着自己表明,否则就因“故事结构紧凑”就能下断语是受了哈代的影响?难道只有哈代才能写出故事紧凑的小说不成?理由太过于牵强,让结论变得无所依从。你可以说某某作品与某某作品相似,但绝不能就此下断语说谁受谁的影响。别说国外作者了,就是本国的,A与B的作品风格类似,未必A就当真拜读过B的作品。不管生于世界哪个角落,作为人类,情感、思想总是有类似的地方,因此,蕴涵着人类普遍的思想感情的文学创作,总是无独有偶的时候多,卓尔不群的时候少。
为文学立史,把一个时代的作者及作品作个大体的评判,让新入门的爱好者在书籍林立的书架前有所选择,有所扬弃,功莫大焉。要之,持论一定要公允,要客观,才能对前世之人有所交代,对后世之人有所指引。
阅读过程草草,所列出的一点点看法,也许是不恰当的,欢迎有心的老师指出我的谬误。
第一:理论维度把握的方向性和适用性以及理论运用的视野问题。比如玉心老师存疑的语词毛病地方,我数了数大约有二三十次之多。这样的考据当然能证明学术的严谨性,但此处仍要跳出文本来考察,因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夏志清先生用英文书写的,我们所读到的版本,是经刘绍铭、林耀福、思果、谭松寿等人的译本,那么,即使有语句的毛病也是翻译者文笔不佳的结果使然。正如今年获诺奖的法国作家莫迪亚诺的《暗店街》这部作品,在我们国内有好多翻译家的不同版本,薛立华版本的开头是:“我的过去一片朦胧……”;李玉民版本的开头是:“我飘飘何所似,不过幽幽一身影。”而中国大部分专业读者,是非常喜欢前者的形象精准而否定后者的花哨、虚浮。可以这样说,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在翻译的创作过程中,正如巴特所言:原作者死了!于是回到刚才的话题中来,此处尖锐的矛如果要刺穿夏志清先生坚固的盾多少有点牵强。
我倒很赞成本文作者的一些观点,至少他是很客观地看问题。不是人云亦云。具体实例在本文中已经凸显,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