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摘山果
　　 必须是个收获的金秋，必须是个鸡犬相闻的午后。
　　 天很热，除了街门口老榆树下坐着几个乘凉的老人外，大人们都在午休，他们养足精神，以便下午继续投入到抢收的战斗中。榆树上的蝉声单调地聒噪着。
　　 我先是佯装躺下，支楞起耳朵捕捉来自外边的一切声响。等到院子里没有了动静，我断定父母都已睡着的时候，便摒声猫腰穿过中堂，逃出来。然后趴在隔壁的墙头上，用暗号招呼上三小、二娃，一同向村外蜿蜒的山路奔去。那年，我十岁。
　　 这次行动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二娃说，昨天吃中饭的时候，他老子提到说南坡梁上的野山楂熟了。
　　 黄土高原上，沟壑起伏，满眼都是泥土的颜色。我们结伴三人一行，穿过一片片齐整的田地，翻过一道道山梁。在一处田地的地边上，我们看到了一团团的墨绿色，期间点缀着亮丽的红色，就像现在圣诞树上挂着的小彩灯。那便是我们要找的野山楂。
　　 野山楂树耐寒，木质较硬，果实熟期也比较晚，通常都到了谷子收割的时候了。也就是说等地里的庄稼都收回到粮仓的时候，这种野果子才能熟透。现在我总是想到底多大的诱惑力，能让一群小孩“铤而走险”。或许是那个时候水果缺乏，也或许仅仅是那个年龄好动贪玩。
　　 走到了野树前，我们先是稍作休息，做一些前期准备。大体是这样的：解开裤腰带，把二股筋背心往裤子里一塞，再然后把裤腰带勒紧——装山果的袋子成了，自制DIY。尔后是爬树。一只手攀爬树枝，腾出另一只手去摘山果，把摘下的果子从二股筋背心的领口处放入。我们像猴子一样，只差一根尾巴，像安全带一样绕在树上。这种树一般都生长在山崖上，就好比黄山绝壁松，从远处望去，甚是好看。树下面一般是深不可测的沟谷。因为有季节性山洪涧水的滋养，再加上地处低洼，沟谷里草木丛生，谁也不能目测出被覆盖着的谷底究竟有多深。秋天的风很有劲，山风自不必说，树叶被风吹得飒飒作响。从一开始踩到树桠上，我的小腿便开始不由自主地发抖，一直到完工，从树下来。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谁也顾不上和谁说话。只有山风吹来，脚踩得树枝晃动，听到野外唯一大自然的声响——树叶的窸窣声时，我们才相互之间喊一下对方的名字，等到对方的应和，心里才又踏实下来，继续沉浸在采摘的快乐之中。有时在得意忘形的时候，也会出意外。
　　 我记得曾经有次，踩空，掉下去，飞了很久才落地。有多疼已没有印象，只记着有一种恐惧整个笼罩了我。
　　 我深深地体会到，人在小的时候，整体把控能力就是差些，由于我前面把背心往裤腰塞得时候草率了些，等到肚皮里的山果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背心突然决口，前功尽弃，毁于一旦。看着别的肚皮渐渐隆起，而我还得从头再来，着急啊。不管怎么说，我最终还是让自己肚皮也鼓鼓的。
　　 采摘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开始打道回府，太阳光还很刺眼，一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间或有一只尖嘴松鼠从树上窜下，一只受惊的野鸡从草丛中嘎嘎飞起，一只野兔从山棱中敏捷地跳过。这些我们都不怕，我们就怕忽然有一条蛇横在路途中。其实我们谁也没有见过蛇，但蛇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大人经常给我们讲，大中午是蛇最喜欢出动的时候，它们会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出来晒皮。意思当然是以另一种方式，告诉小孩们大中午不要到处乱跑，而应该呆在屋里睡个午觉的。现在想来，那个时候身处大自然中是很寂寞的，但当时我们有说有笑，似乎没想到过这些。一路奔跑，一路吃，吃得牙根子都发酸，一连好几日只要看到酸性食物就倒牙。
　　 等我们返回到村里的时候，大人们一多半已经下地了，我会再悄悄地穿过中堂，躲进耳房。找个袋子，或者笸箩，对着二股筋背心的下摆，然后从裤腰里提住背心往上一抽，野山楂就咕噜噜，一股脑儿溜了出来，就像父亲把场上打好的粮食，一抽底子倒入粮仓一样。那声音，那颜色，那感觉，听得看得真叫个过瘾。
　　 之后是拖着疲惫的身子守着笸箩欣喜地补个午觉，再之后是裤腰带上面一圈的肚皮好几天的奇痒难捱。
　　
　　 （二）看戏
　　 搭台唱戏，从古至今，都是老百姓文化生活的传统内容。戏台，和村委会大院一样，都是北方农村的标志性建筑。据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戏台发挥过重要的阵地作用。
　　 每年一场大戏是必不可少的，一唱便是五六七天。唱戏必然有赶集。集，就是集市。以唱戏为平台，商贩云集，磨剪子的，卖布匹的，换笸箩簸箕的等等，人们在这些天，可以淘到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用具。此时往往会出现一个小的繁荣。
　　 看戏，印象中最早的一次好像是七岁。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到十里之外的乡镇中心去看戏，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梁上。看过老戏的人都知道，占位，是很重要的。如果视线被挡了，那会是再懊恼不过的。每每在开唱以前，村人们扶老携幼，大板凳小板凳往场子里涌。有的村委会很有人文关注，村大队把村里的缘木，一排排横摆在戏台前，作为看台的座椅。
　　 父亲在场子里挤出一小片空地，支了自行车。然后我站在后架上。那时我感觉我和父亲一般高。戏的曲目早已没了印象，只对其中一段情节记忆深刻。先是一个大白脸粉墨登场，衣衣牙牙地唱了半天。既而几个红脸上场，手执马鞭，脚踏马蹄靴，绕舞台小跑了几圈后，说时迟那时快，其中为首的红脸甲“呔”的一声，手起刀落，朝大白脸砍将过去，大白脸应声掩面倒下。红布拉上，音乐响起。父亲在一旁给我讲，奸臣东窗事发，被忠臣给拿下了。等到红布再次拉开，舞台背景也换了。一道血淋淋的的刀口子斜对角横亘在奸臣的大白脸上。大白脸跌跌撞撞，瀑布般的黑胡子很有节奏地抖动着，音乐变得更加激越。我知道这是演戏，但这个情形分明吓到了我，以至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看完戏，少不了的当然是父亲给我买五毛钱香瓜子一包，还有带皮筋上栓的塑料手枪一把。
　　 再往后看戏，还是乡镇中心的老戏院。
　　 不过我已经是独立看戏，实际上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看戏了。那时我在乡中学念初中，是寄宿生。开春以后，天气渐渐回暖，老百姓还没开始农忙，每年这个时候，唱戏如约开始了。看戏最好玩的时候当是晚上。一伙人下了晚自习后，从操场的后墙翻出来。夜灯初上，朝高音喇叭里传出来的衣牙声奔去。场里场外，人山人海，沸反盈天，小商小贩，吆五喝六，每个小摊前，空酒瓶子上点着一支蜡烛。每每走过，狱卒穿过牢房一般，灯光后面的一双双黑眼睛盯着你，不失时机地向你吆喝叫卖。那时滩上的小商品对我们已经没有了吸引力，我们已经学会了抽烟，开始变得忧伤。我们绕场子转，一起讨论班上甚至学校的气质女生，学着二十来岁的大后生去谈一场深沉的恋爱。那时我第一次听说用“水”来形容女孩子。然后是一群人围在灯光昏暗的台球桌上为争最后一颗黑8球而绞尽脑汁。
　　 戏台场里，经常会有骚乱发生，每年唱戏，基本上逢唱必打。一般也都是二十多岁的大后生们为找对象争风吃醋使然。一打便是群架，不是前村的后生抢了后村的对象，就是后村的后生觉得前村的后生太发嘎，战争消停不一会儿，就又打起来了，原来是被打一方咽不下恶气，从自己村里甩过来一拖拉机后生进行反攻，接着又是一次骚乱。不过来得也快去得也快，基本上没有村委会的调停和公安干警的干涉。但凡这些事情，我们都很兴奋，接下来好几天课余时间便是咀嚼这些大男孩打架的事情。每每谈起来，滔滔不绝，都像是我们打的架一样神气活现。其实我们并没有敢靠近过打架的现场。
　　 之后，身在他乡，多少也能见到些老家戏台的影子，但总觉得味道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