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后，我们就是两口子了。从此，我是老公，她是我的老婆，我的媳妇儿，我的小媳妇儿。
　　 我们常常躲开大人搂在一起亲。亲一下生一个小孩。亲两下生两个小孩。亲左边脸，生男孩。亲右边脸，生女孩。男左女右。
　　 有天，她叫我亲她一百下。那时候，我们数数只能数到一百，于是就认为一百是世界上最大的数，所以，我们就亲了一百下。那天，她叫我亲她的这一百下没有按照男左女右的规定来亲，是乱亲的。是她要我乱亲的。原因是她突然想要给我生一些奇怪的小孩。她的脑子里总会突然有一些奇怪的想法。他叫我亲她的脸，亲她的手，亲她的头发，还叫我亲她的裙子，还叫我亲她留在路上的小脚丫子印。她说亲脸，生和我们一样的小孩；亲头发，生可以在天上飞得很高的像鸟一样长着翅膀的小孩；亲裙子，生在地上跑得很快的像马一样长着四条腿的小孩；亲路上的脚丫子印，生在地上爬的很小的像蚂蚁一样的小孩。她还要我和她一起埋进水里亲。
　　 在水里亲会生鱼。她说。她还要我和她一起去稻田里亲。在稻田亲生的就是稻草人。她说。她的名字叫张小花，小名野菊，村民们对她说：你是野菊花生的。我的名字叫张小草，小名草儿，村民们对我说：你是草生的。村民们这么说时爷爷在场。如果爷爷不在场，村民们就叫我们小杂种。
　　 小杂种。他们叫我们。
　　 捡的小杂种。他们叫我们。
　　 叛徒张云华捡的小杂种。他们叫我们。
　　 我和她，我们两个都是爷爷捡的。所以，从小，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长大了，她要做我的媳妇，我要做她的老公：我们在一起生很多小孩，生全世界的小孩。爷爷也这样希望。爷爷姓张，所以我们就姓张了。村民们所说的叛徙张云华就是爷爷。
　　 现在是白天。我的白天，即她的黑夜。我清楚地听见她睡在我的心的床上翻身的声音，并且清晰地看见她睡在我的心的床上翻身的情景。她呼吸均衡，睡姿松懈。脸上带着细微的笑容。她的一只手伸在了被子外面。她睡觉时，总是要把一只手伸在被子外面，不是左手，就是右手。我也是。
　　 爷爷活着，每个晚上都在给我们把手放进被子里。爷爷把她的放进去了，我的又伸出来了。爷爷把我的放进去了，她的又伸出来了。我们觉得伸出一只手在被子外面睡觉自由一些，有种飞翔的感觉，但是我们不懂，那样会着凉的，时间长了，伸在被子外面的手会痛。我轻轻地把她伸在被子外面的那只手放进被子里。那只手是她的左手。我刚把她的左手放进去，她的右手随即就伸了出来。我轻轻地捉住她的右手，正要往被子里送。她的右手就抓住了我的手。
　　 原来，她是醒的。她在装睡，或者说，她早就已经醒来了。她抓住我的右手。她的脸上的笑容已经不再细微而是灿烂了。这说明她心情愉快。她对自己已经死了还能住在我的心里的这个现实是满足的。自从她死了，就不再叫我哥哥了。她叫我的小名草儿。我喜欢她叫我的小名。草儿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很好听的。我喜欢。我也叫她的小名。野菊野菊。我这样叫她。我一直就这样叫她。她仍旧是穿着一身黄颜色。那些黄颜色的衣服仍旧是当年在老家时，爷爷给她缝制的。
　　 她抬起头，在我的一边脸上亲了一下。我把另一边脸给她。她又在另一边脸上，也亲了一下。她的头发像乌鸦的翅膀一样，在我的心房里到处乱飞。没有忍住，我就把我的一只手探进了她的被窝。我在被窝里摸索到了一本书。她又躲在被窝里看书了。我说过她多少次了。我说要看书你就光明正大地看，为什么一定要躲在被窝里看？
　　 她说一个死人还看书……她怕我笑话她。
　　 死人和活人有什么区别？我说，死人也是人，死人为什么就不可以看书？
　　 于是，在我的心里或者院子里那些玫瑰花的旁边，她就一本接一本地没日没夜地看书。她从小就是一个爱看书的人。有天，我听见她和一个老人争吵。这个老人长着一张马脸，嘴里叼着一根空烟斗，样子像侠客，单纯得神秘，邪恶得圣洁，既是一个虚空，又是一个奇迹。原来，这个老人就是著名的阿根廷人博尔赫斯。我曾经在北京的地下见过。原来，博尔赫斯死后来到了地下北京，修建了一座全世界最大的未来图书馆。原来，博尔赫斯不喜欢《红字》，认为《红字》是一本非常一般化甚至很糟的书。野菊不同意他的看法。我没有劝他们。我静静地坐在阳光下听他们争吵，心里有种无法言说的幸福。
　　 当时，正值夕阳西下，阳光暖得让人从心里往外痒痒的。那种感觉，像阳光是一只又一只毛毛虫，它已经钻进了你的皮肤，钻过了你的骨头，钻到了你的心里，现在，又从你的心里往外钻似的。当时，我正陪同一个病人：一个患了艾滋病中期的病人。
　　 这是一个五十岁上下个子不高的圆脸的中年男人。脸上的忧愁，仿佛一盘正在盛开的向日葵。我陪着他一同坐在临终关怀医院院子里的玫瑰花园旁边的木椅子上。这个病人歪斜着身子，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姿态舒服地睡着了。一条细长的乌浊的涎水，从他的一嘴角如蜘蛛吐的丝一样，随着我的肩膀上的衣服，差不多已经爬到了我的胸口上。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我闻到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涎水释放出一股肌体败坏的气息，如烂苹果的味道。我仍是一动不动地坐着，一方面，我怕我动会惊醒他，另一方面，我正在倾听我的心灵深处的话：就是野菊和博尔赫斯争吵的话。
　　 海丝特是纯洁的，野菊最后对博尔赫斯说，而且是世界上最纯洁的。我为野菊敢给博尔赫斯说这样一句话而自豪和骄傲。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头上戴着一顶旧极了的已经变成灰黑色了的补丁重着补丁的军帽，然而鼻梁上却戴着一副小巧精致的金边眼镜的小个子老大爷，从院子的那一头缓缓地不动声色地走了过来。即使一个瞎子都可以看出：他头上的旧军帽，同他整个的衣着，以及同从他身上释放出来的浓厚的书卷气息，是非常不相埒不相衬的。
　　 小个子老大爷一走进院子里，我就看见了他，一看见他，我就感到我浑身上下左右的血液都热得沸腾了起来，或者刚好相反，浑身上下左右的血液都冻得凝固了。我坐着。我没有动。我像突然死了似的。我不能动，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个圆脸的中年男人，一个艾滋病中期患者，他的头正靠在我的一个肩膀上，睡着了；还有，我正在倾听内心深处妹妹和博尔赫斯的争吵。所以，我根本就动不了。等老大爷已经走到我的跟前，并且紧挨着我在木椅子上坐下来时，我想动，已经晚了，已经太晚了。老大爷刹那间就紧紧地捉住了我的一只手。我一惊，挣脱了，从椅子上跳起，想跑。那个艾滋病中期患者骤然失去依附，身体一歪，眼看就要摔倒在椅子上，我立刻伸出双手托稳了他。他醒了过来，但一时还懵懂着，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两只奄无生气的眼睛觑眯着，无助地看着我。阳光里，他看上去，样子既祈恳又惶遽。我跑的心情全没有了。该来的总是会来，我在心里给自己说，躲避没有用。这么一说，我的心随即就定了下来。
　　 你还是找到我了。我轻轻地说。我没有看老大爷。我伸张开一只手，揽住身边的艾滋病中期患者。我以这个动作掩饰自己的慌忙。我的心快蹦出我的胸膛了。
　　 其实，我并没有找你，老大爷说，我想忘了你的，但是我做不到，我需要你，你是我最后的希望。
　　 啊。我说。仿佛一条深藏水底的鱼，我轻轻地吐出了一个气泡。我几乎整个身子都麻了，凉了，僵了，又几乎整个身子都被烈火给焚烧了。
　　 你对我的伤害实在是太深了，我又忘不了，老大爷紧紧地盯住我的眼睛，接着说，但是我并没有想过要找你。我只是受本能的驱使在找你。你伤害了我，我找你做什么呢？报复你？我不愿意，也没有这个能力，我想都没有想过要报复你，再说报复你，也不能治好我心里的伤痛。你是我的亲人啊，我只是失望，失望，失望，你太让我失望了。最开始，有一段时间，我甚至都觉得活着无意义了，我都想要自杀了。真正说来，我想自杀，是因为我对整个人类失望了……
　　 对整个人类，可是，我，只是我自己，我不能代表整个人类呀……说着，我深深地埋下头。我知道老大爷为什么能够这么容易这么快就找到我了。是野菊。是野菊告诉他我在这里的。是野菊出卖了我。野菊这么做是为什么？野菊做事总是有道理的。自从野菊死了后，她的灵魂住进我的心里，她对我的一切就都一清二楚，甚至比我本人还要清楚了，因为她是直截了当地生活在我的心里的。她就开始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专与我作对的事情，这情景就如我在自己的心里豢养了一条毒蛇。告诉老大爷我的所在就是野菊与我作对的第一件事。老大爷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害怕见又最想见的一个人。为什么呢？不仅因为他刚才说的我是他的亲人，还因为我曾经偷过他，我不仅收光了他身上和他家里的所有的钱：二千八百六十七块五角三分，还摘下了他的手表，而且，还拿走了他的他刚在图书市场买的一页都没有来得及看的一大摞新书，在他完全信任我，并且绝对无条件地爱我时。
　　 草儿，我想对你说，其实我一直是醒的，那天晚上，我一点觉都没有睡。你想想我怎么能够睡得着呢，在那种情况下？我看见你起的床，我还以为你是上厕所。在你翻找钱时，在你收我的衣服和裤子时，后来，你居然敢来摘我的手表。你知道吗？你一拉开我的桌子的抽屉，我的心就紧了起来，就疼了起来，泪水就从我的眼睛里自己出来了。我知道你在找什么。我躺在床上。我一动也动不了。那会儿，我其实很想起来，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全部给你，统统给你，只要你能够留下。但是我知道那不可能。你一拉开抽屉，我就知道了，你是不会留下的。但是，我还得谢谢你给我留下了这顶帽子。这顶帽子，你是故意给我留下的，是吗？是这样吗？这说明你还是一个好孩子。你看，你走了后，我就一直戴着哩。我想问你草儿，在你摘我的手表时，难道你真的没有看见我脸上的泪水吗？你摘下了我的手表，还拎走了那一大摞书。那一大摞书对你毫无用处。当然，对我也是毫无用处。我买时其实根本连看都没有看。你走了后，我躺在床上，默默地流泪，想就那样死了算了，我在床上没日没夜地躺了整整五天……当一个透明的天使一样的女孩子走到我的床前时，我还以为自己已经死了。那个天使一样的女孩子就是你的妹妹。爷爷。女孩子轻柔地叫我，同时伸出手来擦拭我脸上的泪水。你是天使吗？我问女孩子。我不是天使爷爷，我是你的孙女，女孩子说，我叫张小花，小名野菊。听女孩子这么一说，我很想坐起来，但是女孩子的一个手势制止了我，同时，也因为我真的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女孩子给我说：我得了艾滋病了，我要死了，医生不给我治疗了，因为没有钱……所以哥哥才……爷爷你要原谅哥哥……爷爷，哥哥是不相信你，我们刚到北京时，哥哥到处找你，他找啊找啊，可是就是找不到。几十年了，你为什么不给公联系呢爷爷？……女孩子说到这里突然就消失了。女孩子一消失，我就浑身都有了力气，一下子，就坐了起来。我确信不是一个梦，又希望是一个梦，又害怕是一个梦。我就开始找你。我几乎找遍了北京的所有医院。我终于在临终关怀医院找到你了。我找你，目的是想看看你的妹妹，我的孙女。她在哪儿？她好些了吗？
　　 看着老大爷，我张了几次嘴，然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我的喉咙在那一刻已经死了。同时，不怕你笑话，我已经泪流满面了。因为他提到了我的妹妹野菊。
　　 那么，那一大摞书，你是把它给卖了呢？还是扔掉了？见我无法回答，老大爷转移了话题。告诉我它们都是些什么书，好吗？
　　 就是因为那一大摞书，我才认识这个戴旧军帽和金边眼镜的小个子老大爷的。那天，天色已晚，突然下起了比手掌还要大的雪。老大爷拎着一大摞书，从一辆公共汽车上艰难地下来。那会儿，他的头上还顶着一头洁白得一点儿也不比刚从天上落下来的雪差的头发。那会儿，我就走在那公共汽车站的近旁，单薄的根本就不温和的旧军帽戴在我的头上。天很冷，灰蒙蒙的，路上没有多少人。我本来不想搭理老大爷的，我正为野菊的艾滋病，没有钱治而愁着。医生已经催了五次款了。医生说，再不交钱来，我们就只好把你妹妹送到太平间去了。那时候，妹妹住的医院不是这家临终关怀医院。这家临终关怀医院是妹妹已经死了两个月了，我才知道的。也是妹妹告诉我的。妹妹死了后，灵魂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游荡了九天，最后，才肯乖乖地住进我的心里。在这九天里，她没有昼和夜地在北京尽情地奔跑。灵魂裸在祖国的风中，后来妹妹对我形容，那种感觉，真好。
　　 老大爷放下书，他拎着书其实并没有走两步路。他直起腰，双手支在腰的两侧，喘着气。从他的嘴里喷出来的热气哈了他的眼镜片，使他眼前的景象有一些模糊。他累坏了。飞倦的鸟栖歇枝头般栖歇一会儿，他的目光穿过眼镜，看见了晃晃悠悠的我。当然，我早就看见了他。我走到了他的身边。我的目光落在了他的那一大摞书上。我记得当时，我为那一大摞新书感叹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