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由一个普通高中毕业生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小学教师，回忆那二十多年教师生涯的酸甜苦辣，现在仍然历历在目......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姊妹六人，我是老大。60年代中期，我从离家十几里路的一所县中学初中毕业之后，在大部分同学都被安排就近读“半工半读”技工学校的同时，我和同级的一个女生被幸运地分配到了衡阳市医士学校。
　　 按要求，我们把户口都迁移到了学校。入校报到后，我被安排在中（2）班学中医，满以为这一辈子，医生可算是当定了。也许是前生没修得从医之缘吧，进医校学习半年后，因响应党中央“返校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又返回到了原来的母校。
　　 在其后的“返校复课闹革命”运动中，我们这届三个班共二百来号初中毕业生无课可上，只有天天在校“闹革命”。因为父母的坚决阻拦，我没能加入任何派别的造反组织。每天按要求参加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排练和演出。
　　 两年后，好不容易熬到了“复课闹革命”运动的结束，等来的却是三届初中毕业生一同进行升学分配的紧张局面。
　　 在那一切中等专科学校均停止招生，且普高升学率不到百分之十的情况下，大部分同学被安排“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而我幸运地由学校与父亲所在单位的双方推荐，进入了母校当时独设的一个高中班继续读书，于70年代初高中毕业。
　　 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全国还没有恢复高考制度，高中毕业后，大多数同学仍然被安排下放农村锻炼，我有幸被安排在家待业。
　　 三个月后，一个离家不远的衡阳市属单位招工，因为我母校曾经多次被邀到他们厂里进行文艺演出，一些领导对我都比较熟悉、了解。于是，他们来到父亲所在的局里，点名要招我进厂当教师，还找到我和父母亲征求意见。
　　 一听到我要被招工，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特别是从小对我痛爱有加的父母亲，一直以来最担心的就是怕我下放农村，当听说有这样一个招工的好机会，且离家又近，乐得心里简直像开了花，父母亲连二话都没说，兴奋地一口就应承下来了。也难怪，那时，自己局里等了三个月都没有招工指标下来，外厂能有这样一个招工的机会，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五个弟妹们一听说我这个大姐大要参加工作了，更是高兴得跳了起来。在那个年代，读书出来能分配个工作，那简直象是中了个状元。
　　 看见那些同学一批又一批地下放农村，我能安排个工作，也觉得知足了，更没有什么挑剔可言。于是，招工进厂就基本这样定了。
　　 无巧不成书，第二天，我母校的唐校长找到我，告诉我说学校准备安排我去上大专，是一个“社来社去”读大专的指标。学校根据需要，经过讨论决定，派我去衡阳市师专读音乐专业，两年后毕业回原校任教。
　　 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跳舞，在学校，我曾是文、体活跃分子，在我心里也曾多次盼望能有一次专门学习音乐的机会。在那么多毕业生里，学校将这仅有的一个深造的机会给了我，且又不用担心毕业后工作分配的问题，这是其他同学所望尘莫及的。
　　 然而，此时的我，对于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却是高兴不起来。家里弟妹一大群，个个都在读书，父母亲能让我这个大姐大一直读到高中毕业，觉得对我确实够恩惠了。更何况文化大革命还耽误了我两年，在这两年里别人下的下农村，做的做事，而我天天就在学校宣传队混，没为家里做一分钱贡献。我如果还去读两年大专，不仅不能赚钱回来，反而还要父母再拿两年钱出来。
　　 望着日夜辛劳的父母，想着父母为我即将要被招工那喜笑颜开的样子，我真是于心不忍。如果没有那个招工指标摆在眼前，我可能会欢天喜地、心安理得地去读这个大专。
　　 经过一番掂量之后，我谢绝了校长和老师们的好意，放弃了那次深造的机会，放弃了我人生的追求，无奈地选择了早点为父母分忧。
　　 于是，我与梦想的音乐专业失之交臂，懵懵懂懂地被招进了那个离家不远的衡阳市属工厂，走进了该厂的子弟小学，当上了一名代课老师，开启了我教师生涯的大门......
　　
　　 （二）
　　 这是一所由相邻两厂合办的子弟学校，刚刚筹建完毕。校址设在两厂通往外面的一条要道旁的一块平地上，整体布局还很不错。两厂当时一共仅派了四个教师，学校由我厂政工科直接负责管理。
　　 在我们四个教师中，有一个张秀华老师是本厂政工科高科长的夫人。张老师原本在一所中学里教高中，为照顾夫妻关系，调进厂子弟小学。张老师是天津人，两口子一同毕业于哈尔滨大学。另外，还有两个男老师是以前从事过教育工作的老教师。
　　 全校学生有一百多个，都是两厂的子弟。根据学生的报名人数和老师的的搭配情况，学校共开设五个年级，四个班，其中一、二年级合为复式班。
　　 在商量排课时，几个老师见我刚从学校毕业出来，年轻、活泼，又懂拼音。就决定让我但任一、二年级复式班的班主任，包教本班语文和数学，同时，但任全校的音乐课教学。
　　 我是刚从学校出来的普高毕业生，既未经过任何的专业培训，更谈不上有什么实践经验。是否能但当得起这一重任，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没个底。但是，我还是满腔热情地毅然接受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项工作干好，绝不能辜负当初厂领导招我进厂的一片期望。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迎来了开学的第一天。在我所担任的这个复式班的教室里，两个年级，四十多个学生，我安排他们按年级分别坐两边。
　　 第一堂课是我的语文课，快上课了，只见走廊的窗户外面围着很多学生的家长，看来，他们的心情好像比我们老师还不安。看着这么热闹的场面，虽说我平时经常登台演出，胆量应算是可以，但登这个讲台，我却还是第一次。
　　 此时的我，心里“咚咚”像打鼓一样，不免有点胆怯起来。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下意识地深深吸了口气，硬着头皮走进教室。首先，我向学生们简单的作了一下自我介绍，并讲了一些有关规定及课堂纪律之后就直奔主题。我让大家把书拿出来，布置一年级小朋友自己先预习今天要学的课程，之后，我即到另一边给二年级授课，布置作业，再转到一年级这边来讲课。
　　 待两个年级授课完毕，基本上快下课了，我利用下课前剩下的一点点时间，让两个年级分别看着黑板两边的板书，复习今天所教的内容，然后，查看两个年级完成课堂作业的情况，并进行个别辅导。
　　 不一会儿，下课铃响了，我吁了口气，走出教室。刚出门，只见家长们就热情地上来和我打招呼，见那神情，倒像是他们完成了一件大事之后吁了口气似的。
　　 第一堂课，就这样在学生家长们的无意监督下完成了。
　　 屈指一算，很快就要放寒假了。期末考试结束，我所任的复式班，两个年级的成绩出奇的理想。几个月的授课，基本上都是在一些家长自发的窗外旁听中进行的。家长们对我在授课中，口齿清楚，声音响亮，普通话准确以及对学生的耐心，都给于了高度的评价。
　　 经过几个月的教学及家长们的赞扬，坚定了我对教育工作的信心。在全校音乐课的教学中，我的歌声以及我那孩童般的性格所致，全校的孩子们都喜欢上了我这个犹如大姐姐似的老师。
　　 每当课后，我的身边总是围满了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她们对我无话不说，甚至做了个什么梦也要告诉我。冬天的课后，一旦见我站在外面坪里晒太阳，便有高年级的一些孩子们立刻主动地从办公室里搬来我的椅子让我坐下。
　　 孩子们这些天真的举动，加倍了我对教育工作的热爱。尽管我不是什么专业师范学校毕业出来的，也绝不能辜负孩子们对老师的这片热爱之情。
　　
　　 （三）
　　 几个月的工作相处，我和张老师成了姐妹般的好朋友。张老师大我十来岁，她专门管我叫“小妹”。由于我当时还没有结婚，住的是集体宿舍，吃的是大食堂。张老师经常邀我到她家去一块聊天，一块吃饭。
　　 他们夫妻俩生有一个五岁的儿子，是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两口子很好客。他们平时最喜欢包饺子吃，每次吃饺子都少不了叫上我。每当和张老师一家在一起，那和谐的气氛让我感到犹如在父母身边一样，有一种家的温馨。
　　 记得有一次在张老师家吃饺子，他们用一个好大的盆蒸了一条两、三斤重的鲤鱼，一上桌，高科长就把一块好大的鲤鱼嘴夹放在我的碗里，并象念快板词一样说：“鳙鱼头，草鱼尾，鲢鱼肚皮，鲤鱼嘴。这些部位是各种鱼的精华所在。”还对我说：“鱼做好了当餐就要吃完，留到第二餐就会有腥味不能吃了。”总劝我多吃一点。
　　 张老师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是个性格开朗、落落大方的人,因为他们夫妻俩是南北结合，在日常生活中免不了要为一些方言而产生误会，闹出些笑话。
　　 张老师告诉我说，有一次，她吩咐她丈夫去借个磬来，准备把米舂碎煮粥喝。因北方人所说的这个“磬”音同于南方方言中所说的“秤”，于是，高科长就事与愿违地去借来了一杆秤。气得张老师哭笑不得地说：“我让你借个‘QING’，你咋借杆‘CHENG’？”我听了之后捧腹大笑。
　　 在我和张老师一块共事的几年里，张老师不仅在生活上给了我极大的关照，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工作和学习中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指导。记得我俩为了练好钢笔字和毛笔字，我们买来练字本，约定每天每人利用课余时间各写两页字，然后，我们就象给学生改作业一样，互相批改,让我仿佛觉得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从张老师身上让我懂得了不少做人的道理，学到了很多学校所学不到的东西。她是我教师生涯里的良师益友，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好大姐。后来，张老师跟随高科长一块调往上一级单位工作，早我两年调出学校。尔后曾来看过我几次，并买来了玩具和很多吃的东西送给我的两个孩子。
　　 学校开办的两年后，随着生源的增加，教师队伍由原来的四人增加到十几人。两厂为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除经常在本校举行公开课之外，还经常安排老师到外校听课、培训。有时还要接受一些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来校实习的任务。同时，经常对教师们进行不定时的文化知识考试和业务水平考核，并张榜公布成绩。
　　 记得有一次，不知厂里是请的什么高人给我们出考题。只见在一份语数各占50%分的合考卷子上，印着密密麻麻的几大板有些怪异的题目，让我们这些教师来考。我当时靠瞎蒙得了个68分，是那次考试成绩中的最高分。
　　 自教师考试成绩公布以后，家长们一片哗然，意见纷纷，教师们也搞得人心惶惶，脸上无光，无心上课。我是个刚进教师队伍不久的代课老师，觉得压力更大，也不知道厂里以后还会出些什么怪题来考我们。见教师们几进几出地被频繁调动，心想，唯恐哪一天被人踢出去的话，那将面子全无，还不如趁机自己要求早点调出去。
　　 于是，我曾一度再三要求调出学校工作。不知由于我会瞎蒙，还是命好，每次不论是文化考试，还是业务考核，我的成绩总是不错，加上在教学实践中，我的组织能力和教学能力又一直被老师们和家长们看好，所以，无论我怎么要求调出学校工作，也未能如愿以偿。
　　
　　 （四）
　　 后来，单位借用我母校的教室与外校合办初中班，按要求两校要互派老师共同任教，单位就派了我与其他三位男老师前往初中班教学。当时，我是被派去担任初中的语文教学。
　　 听到此消息，想到自己可以和母校的恩师们共事了，真是让我高兴极了。再说，还有让人更高兴的就是，那时，我的女儿还只有一岁零一个月，我肚里又怀了有四个月的儿子，单位并不知道，我也不能声张出去，因为那个年代，国家已提倡按政策计划生育，生第二个孩子必须隔上三、五年。单位之前有的没按政策怀了第二胎，知道了后就不准上班，天天办学习班，不仅不发工资，还要挨批，直到处理掉为止。那时，由于我住在娘家，没有人发现。在我正着急没地方躲的情况下，听说要调我出来任教，真觉得这是天在助我到世外桃源去避风头一样，我好不高兴啊！
　　 但是，接着让我发愁的事也来了。
　　 在开学前，正赶上全县举办《初中语文老师教学培训班》，学校通知到一个离家一百多里偏远的五七大学去参加学习。想到培训学习，更是一个没有教师文凭的代课老师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怀着孩子，虽然感到发愁，但是，我仍然二话没说，奉命前往。
　　 那天，我独自一人提着行李，一路颠簸，转了两趟车，下车后又艰难地步行了十几分钟的山路，终于疲惫地到达了指定地点。原来，这所五七大学设在一个山沟里，一眼望去，可真算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在那为期一个月的教学培训中，我虽然学到了不少的有关知识，但是，我和肚里的孩子却吃了不少的苦头。由于妊娠反应，我每餐吃不下饭，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山沟里，连个小卖部都没有，更别谈买什么好吃的东西，加上繁重的学习任务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时不时感到头昏眼花。同班的学员们看我每餐都不吃什么东西，总以为我是在家里吃好的吃惯了，学校的饭菜不合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