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看见别人吃红薯，历来不爱吃红薯的我，那时却馋得口水直流，为了肚里的孩子，我要想着方设法进食，别饿着我的孩子。
　　 于是，我顾及不了许多，每餐从食堂端来一份饭，去跟那些来自当地农村自带口粮的老师换来红薯吃。虽然，我平时并不喜欢吃红薯，可那时候，却觉得红薯比什么都好吃，甜甜的、粉粉的，入口香融，蛮和我的口味。就这样，在那一个月里，我和肚里的儿子才不至于被饿着。
　　 我们所有的学员都是由全县各个学校所委派，大家都互不相识、互不了解。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有的男女老师谈起了恋爱。
　　 最可笑的是，在学习班里，有不知情的男老师还以为我也没结婚，竟然托与我同寝室的女老师来向我作介绍，话一出口，令我们女寝室的老师们哄堂大笑，搞得我好不好意思。于是，女老师们就专门拿我开心：“谁叫你长得这么秀气，连大肚子了，别人还看不出来。”
　　 在学校读书时，我不仅爱好文体，还爱好绘画，在教学工作中以及在学校出版刊物中，我展现了美术及体育等方面的特长，因此，与我共事的大姐张老师时常夸我说：“小妹，你能‘拳打脚踢’，是块当老师的好料子。”
　　 在组织能力方面，我常被家长们夸奖，孩子们课后虽然都喜欢和我说说笑笑，但当我给他们上课时，他们却是那样聚精会神，无论上哪个班的课，哪怕是由几个班合上的音乐课，在组织纪律方面都无须我多费口舌，教室里总是鸦雀无声，仅听见我讲课的声音，因此，一个关系好的男老师经常开玩笑说我：“你这个家伙很有杀气”。
　　 同事和家长们的赞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启发，我决心不负众望，买来了各种有关教学方面的书籍充实自己，同时，利用寒暑假经常参加各种培训班的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丰富自己的教学经验，这也为我后来二十多年的教师生涯奠定了很好基础。
　　 70年代末，为了照顾夫妻关系，我准备调出该厂子弟学校到丈夫身边去。那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忙于工作调动之时，厂里正在进行激烈的工资上调工作。按40%的比例加工资，争得简直不可开交。经过考试和考核及各方面的成绩评定，我被有幸列入可加工资中的一员。
　　 这时，有个工龄比我长却没能加上工资的女老师，背地向有关领导抵制我说：“她已要调出去了，工资加给她，工作积极性又不能发挥在我们单位。”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个工资不要加给我。但是，领导却驳斥她说：“这是根据考试、考核的硬成绩来定的，谁都无权抹杀。况且这是前面工作成绩取得的结果，与其后无关。”
　　 加点工资是小事，这件事却给了我很大的促进。在我工作调动的欢送会上，厂领导关切地叮嘱我，要我把这种动力带到新的工作单位，继续发扬光大，争取更大成绩。
　　
　　 （五）
　　 我带着原单位领导和老师们的殷切期望，还是以一个代课老师的身份，调入了广东省，丈夫部队驻地旁边的一所学校。
　　 第一天，我去报到时，校长和老师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向我把学校的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
　　 这是一所开办了二十多年的老学校，在四十多个教师中，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教师，也有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年轻教师。
　　 学校设有中学、小学、学前班等二十多个班，分小学部和中学部两个校址。中学部里新的校舍，新的教室，新的课桌椅，一派欣欣向荣的面貌给了我一种愉悦的感觉。
　　 在教学课程的安排中，校长和老师们考虑到我新来乍到，语言难以沟通的问题，暂时安排我教小学三、四年级四个班的数学，以及和另一男老师分担初中部的音乐。然后，校长带我到相隔有一、二里路的山下的小学部去熟悉情况。
　　 小学部和中学部相差天壌之别，只见高低不平的操坪，破烂不堪的桌椅板凳。两校的反差让我的心情一下跌到了低谷，想到我的两个儿女也将要在这种环境中度过小学阶段，我心里凉了半截。
　　 由于当地的教师一贯用方言教学，我的普通话教学，让学生们接受起来非常吃力，我教起课来更觉费劲。尽管我费了要比平时多一倍的功力和心血，课内课外，每道题都要给学生们左一遍右一遍，举一反三，反复地讲解、耐心地辅导，但是，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结束，我所任教的四个班级的数学，除了一些部队子弟和其个别的当地尖子之外，大多数学生的成绩都不够理想。
　　 这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也是我多年的教学工作中所未曾出现过的尴尬。为此，我有些泄气了，我想，我反正是个代课老师，干什么不行？非得要在这棵树上吊死？何况丈夫当时又是部队团后勤处的处长，他平时安排过那么多家属的工作，难道就差我一个安排不了？于是，我跟丈夫提出我决意改行的想法。
　　 丈夫看到我那执意的态度，又见我每天没日没夜地上课、备课、批改作业，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和家庭，也就满口同意我改行。
　　 正当丈夫为我四处联系改行工作安排问题时，和丈夫关系很好的，师政治部的王部长告诉我丈夫说；“现在上面已下来了一个文件，凡是任教达到了规定年限的代课教师，均可以转为正式教师。”当他知道我的教龄远远超过了规定年限时，便极力要丈夫劝我最好不要改行。听了这个消息，我一心想着尽早调出学校，一心又考虑着王部长的话，不知如何决断。
　　 在我举棋不定的时候，一天，校长找我去谈话。只见老校长那慈祥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原来他也是告诉我代课老师转正的消息。没等校长说完，我就跟校长提出我要改行的想法，并说正在联系当中。校长听我这么一说，顿时愣住了，也许他觉得我的想法不可理喻。
　　 过了一会儿，校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随便改行太可惜了。改行后，你不仅要把这么多年所积累的工作经验全部丢掉，而且还要从头学习新的东西，等于从零起步。最好不要放弃这难逢难遇的机会，还是干你的老本行吧！”随即，他又列举和夸奖了我具备当老师的一些优越条件。
　　 校长苦口婆心的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也使我深深地觉得，这是一个爱才惜才的好校长。看着老校长企盼的眼神，想着老校长语重心长的忠告，我不好再提出改行。就这样，我放弃了原来的打算，被转为了正式教师。
　　 现在回忆起来，我从心底里感谢那位王部长和我广东学校的老校长，感谢他们在我年轻处事迷茫的时候，给予了我正确的开导和无私的指点。
　　 感激之余，不仅使我想起了小时候，父母请的一个看八字的高人曾对我所言：“一生遇事有贵人相助”，这句话在这里得到了印证，他们就是助我一臂之力的贵人。
　　 在广东学校工作了六个年头，当我要随丈夫转业离开它时，我忍不住流下来了惜别的泪水。老校长和老师们那种和蔼可亲的面容、善良纯朴的心地，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几年中，我和他们结下了兄弟姐妹般的感情。一个庞大的学校，一支不小的教师队伍，管理得井井有条。
　　 他们之间从未出现过互相嫉妒，互相勾心斗角及有损教师形象的现象，有的只是兄弟姐妹般的关心和爱护，这是多么不容易，多么难能可贵。同时，从那些做事犹如大人似的孩子们身上，使我体会到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真正含义。
　　 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广东学校的老校长和师生们，告别了那块亲切的异地他乡，跟随着丈夫转业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湖南。
　　
　　 （六）
　　 八十年代中期，我带着两个儿女跟随丈夫，转业到了一个省监狱管理局下属的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因厂房地理位置的问题，分为南、北两厂。我被安排在这个单位的北厂子弟小学，仍然干自己的老本行，教书。此时，我是以一名光荣的正式教师，走进了我教师生涯的第四站。
　　 刚调入北厂子弟小学不久，我首次被职称的条条框框锁定，定了个“小教一级教师”的职称。为了扫清今后职称评定中的障碍，为了开拓自己的知识面，我虽然具有同等学力，但还是主动在1986年9月，报考了三年制的中电师范函授班，一边工作，一边利用休息日和寒暑假，参加听课和电视讲座进行自学。
　　 在我的努力下，第一学年度的每门功课经过考试，均已一次过关。据与我同班学习的一些其他学校的老教师透露，她们中有些老师仅因《函数》或《古典文学》一门过不了关，一直没能拿到那一纸中师文凭。因为，如果哪门功课当年没考及格，那就只有等到来年的这个时候再参加补考，就这样，他们年复一年地考，又年复一年的不及格，有的老师甚至考了七、八年了，还舍不得丢掉那块鸡肋。
　　 任凭你教龄有多长，经验有多丰富，教学成就有多大，但在一些人的眼中，你始终比不过那一纸文凭，由此，让我感到了老师的艰难，想到了没有所谓文凭的悲哀。于是，我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啃掉这块骨头，把那一纸中师文凭拿到手。
　　 当我兴致勃勃地准备进入第二学年学习时，因我所任教的班级正面临毕业升学的关键时刻。这个班级的数学是我从三年级一手带上来的，唯恐毕业班的教学成绩不理想而将对学校带来负面影响，校长要求我暂停自修学习任务，全力以赴搞好毕业班的教学。
　　 按照校长的要求，我停止了自修课，一心一意赴在毕业班上。1988年，我所任教的那届毕业班的数学升学成绩，在衡阳市城北区里名列前茅，学校得到了区里的好评，我也因此被评为了城北区的优秀教师。
　　 送走了那届毕业班，好心的校长又找到我，建议我还是继续完成自修学习的任务。老师们也劝我接着学习，不然，前功尽弃了。于是，我在1988年9月，又接着报名开始一边工作，一边自学。
　　 隔了一年的功课没学，中间衔接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我利用休息日和工作之余，双管齐下，一边补学第二学年度落下的科目，一边学习第三年度新的课程，没日没夜地突击学习。
　　 在那一年的每个晚上，我基本没睡个好觉，常常是熬夜到凌晨两、三点，书都是放枕头边，哪怕一次睡早点，中途醒来了又不免拿起来看看，若是遇到了《函数》中的一些难题，那更是无心入睡。同时，对自己两个孩子的家庭作业也无法顾及一下。
　　 挨到了考试的那几天，我更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别人考了上午，下午便可休息或复习另外的功课，而我考了这门接那门，考了上午接下午，两年的考试科目考得我差点趴下。
　　 特别让我难忘的是，在有天考试的前一晚，我可能因吃西瓜吃坏了肚子，又拉又呕一个晚上，第二天，丈夫咋说也不要我去考了，我不听，他还说又不是考什么状元，就别考了，我还是不听，毅然一门不漏，参加了考试。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考试成绩公布了，两年的课程，我每门通过考试，门门及格，原本三年的课程，我两年攻破。1989年7月我顺利按时学完了中等师范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拿到了那一纸企盼的《中师》毕业文凭。同班的一些学员们羡慕极了，她们张口结舌，说我“神了”，简直难以置信。
　　 说实话，工作干得好与坏，有时并不完全在于文凭的高低，而在于一个人对工作的那份责任、那份能力。想当初，我以一个代课老师的身份莽撞地走进了教师队伍，在多年的教学工作打拼中，能赢得有关领导和无数家长们的好评，这不仅是我的幸运，也是我对教学工作的那份火样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所致。
　　 在北厂子弟小学脚刚站稳脚，四年后，因住房分配的问题，我带着儿女们又随着丈夫调到了这个单位的南厂，于是，我又被安排在南厂的子弟小学任教。这是我教育工作的第五站，也是我一生教师生涯的终点站。
　　 后因学校停办，我被安排在本单位办公室从事机要工作，直至退休。从此也就结束了我那二十多年的教师生涯，割舍了我那多年来对教育工作的热爱之情。
　　 ......
　　 教师生涯二十多年，工作单位先后辗转几处，尽管在我的个人利益方面收获无几，但在我的知识领域和精神领域里，却得到了不断的升华。
　　 离开教师队伍虽已多年，那熟悉的教学程序，那令人向往的讲台，那工作中平易近人的良师益友，以及那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这一切的一切，时常会浮现在眼前，令我心驰神往，令我难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