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烽烟突起
　　
　　 从1979 年2月17日中越边境爆发战争，到1989年广西、云南两线轮战结束，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继抗美援朝之后规模最大、耗时最长、且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战争。
　　 提起30多年前那场速战速决后而又旷日持久的战争，有必要赘述一下中国和越南两国的历史渊源。
　　 追根溯源，越南原为中国封建王朝设立的一方诸侯。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该地区设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公元前207年建立“南越国”，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诸侯政权，南越政权存在了一个世纪。公元111年，只承认秦廷合法性的南越政权，被汉武帝派兵一举破灭并大力推行汉字及中原文化。此后，越南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直至宋朝以前都是中国一个地方的郡县， 称为“郡县时代”。公元679年，唐朝在南越设安南都护府加强管辖与治理，史称“安南国”。公元968年，牛娃出身的丁部领趁唐朝末年地方封建势力内部纷争之机，建立丁朝，自封国号为“大越国”。公元973年，丁部领被宋太祖册封为安南郡王，但宋王朝收复安南的军事行动失败，直接导致越南正式成为被大宋朝承认的藩属国。至公元11世纪初，越南封建王朝仅限于越南北部的红河中下游一带及中部的广平以北地区，其版图相当于现在国土的四分之一。1428年，黎利建立了后黎朝，改国号为“大越”。1802年建立了阮朝，完成全国统一，取国号为“南越”。1803年，清政府将安南国改为越南国，封阮福映为国王。越南由此而得名。1858年，法国以保护传教士为借口，入侵越南，此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1885年，中国清朝政府与法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结束了与越南的“藩属”关系。1940年9月，日军发动密支那战役，法国与日本签订了《日法河内协定》，越南随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新殖民地。在法国和日本殖民统治期间，以胡志明为首的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越南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取得了“八月革命”的胜利，迫使阮朝的末代皇帝保大宣告退位。 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向全世界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
　　 无独有偶。据我老家阮庄的《阮氏族谱》记载，越南国中之“阮”姓，与中原“竹林七贤”中阮籍、阮咸叔侄系一脉分支。 魏晋时期，阮姓先后由中原向东南、西南和东北三线迁徙，日本冲绳和越南的“阮”姓自称“阮氏后裔”也算史出有据。在抗击法国殖民地统治的战争中，隐居在中国打游击的胡志明就曾经化名“阮爱国”。 2009 年，中央电视台名记者水均益访谈越南国会主席阮明哲时，阮明哲自称信奉儒文化，是阮孚（阮咸之子）的后代。阮孚曾任交州（今越南北部与广西一带）刺史，其后裔为避朝廷内乱，多向越南境内迁徙。无怪乎，当年毛泽东主席会见胡志明时，曾一语双关地评价中越关系说：“我们是同志加兄弟”。
　　 既然是亲如手足的好兄弟，当战火燃烧到兄弟的家园时，一向侠骨柔肠的炎黄子孙绝不会坐视。
　　 1955年7月17日，居心叵测的美国撕毁《日内瓦协议》，扶持傀儡吴庭艳发动军事政变，自任总统分裂越南，使越南南方沦为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殖民地。1961年，美国与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组成联军，悍然出兵越南，将战火由越南南方燃向北方。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从1965年到1973年，中国政府刚刚摆脱三年自然灾害，随之又进入文革动乱岁月，在国民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慷慨解囊，先后向越南政府提供200 多亿美元的无私援助。同时，人民解放军派出了工程、防空、后勤、筑路等各路大军共计32万人奔赴越南，新建和改建了7条公路，总长为1211公里；帮助越南在河内以北地区修建的铁路工程项目达100个，共计完成了新建铁路117 公里，新建铁路桥梁30座，修建坑道239条、总长2.5万多米，坑道口露天炮阵地138个，掘开式永备工事149个，海底通信电缆15条、总长103公里，永久性道路和施工道路171公里、桥梁14座、涵洞21个、码头9座。这些军用和民用设施，有力地保障了越南抗美战争的运输需要。在抗美援越战争中，1400多名中华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至今长眠在越南北部和中部的40处烈士陵园内，成为中越友谊的永恒象征。
　　 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应该是一个和睦相处的大家庭。
　　 古人云：“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家庭的兄弟为了各自的利益，尚且反目闹出“阋于墙”的纠纷，又何况国与国之间乎！
　　 长期经受封建王朝和殖民地统治的越南人，本能地期望着有朝一日“咸鱼翻身”，成为中南半岛的新霸主。
　　 上世纪60年代，一代伟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提出“反帝反修”的口号，越南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明确的态度却是“反帝不反修”。1969年9月2日，胡志明主席逝世后，随着黎笋、范文同的执政，越南一方面伸手无休止向中国索要经济援助，另一方面与前苏联进入“蜜月外交”，企图倚仗苏联霸权主义的势力，促成其“中南半岛联邦”统治的梦想，为苏联南下印度洋的环球战略遥相呼应。
　　 1975年4月30日，越南南北方实现统一，在苏联的直接怂恿下，越南当局将中国政府设为“假想敌”，开始反华排华，悍然出兵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南子岛、沙岛、景宏岛、鸿麻岛、南威岛和安婆沙洲，并且在新出版的《越南行政区划图》中，把中国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划归越南领土。与此同时，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囤积重兵，增设公安屯，军警协同，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和武装挑衅。从1975年的439起，发展到1978年的1100起。仅1978年9月至 1979年2月的半年间，越军侵占中国边境领土达162处，枪杀中国边民，烧毁家园，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越南当局将中国政府的忍让视为软弱可欺，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先将相邻弱小的老挝演变为“傀儡”，同时又将与中国亲密来往的柬埔寨红色高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顾中国政府的劝告，公然于1978年12月26日出动18个作战师、外加15个旅（团）和1个航空兵师，共计20万人分5路侵略柬埔寨，一举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策反并扶持原柬军第4师师长韩桑林成立“傀儡”政府，意在将“印支联邦”进一步拓展到包括缅甸、泰国、菲律宾、新加波、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妄图充当亚洲的“古巴”。
　　 南国边陲烽烟突起，弓拔弩张，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于是，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帷幕……
　　
　　 二、一级战备
　　
　　 1979年初，太行山区连降大雪，平地下得足有一尺深，北风呼号，寒气袭人。
　　 官兵们聚餐刚吃过新年团圆饭，1月3日，我所在的陆军54军161师接到一级战备命令，紧张气氛顿时遍布军营。准备探亲的官兵立马取消假期，正在度假和出差的被电令火速归队。当时我正在师专案组协助侦破一起枪案，案子未破，应招归入原建制无线连，开始清查仓库，分类整理留守物资和急运物资，上报急运物资所需车皮计划单。
　　 此前，驻守河南洛阳的43军率先进入一级战备，由我部挑选优秀班长和老司机补充该军。那时候，部队都不保守，我们通信连老班长陈金州是重点培养的干部苗子，多次立功受奖，作为全军的代表，首批被选送到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陈班长当即被充实到43军，同时还选送一名6年军龄的老司机。
　　 轮到我们出征，161师原为乙种编制，按实战要求齐装满员，迅速扩编为甲种编制。全师新增编33个连队，每个连队按8名干部计算，就要充实近300人，基层老资格的班长和战斗骨干大都被突击提拔。我们直属队的几个老文书，如高炮营的刘清民、汽车连的刘道清，刚宣布为营部书记和排长，一周内再下一道命令，前者升任高机连副指导员，后者调师后勤部担任助理员。兵源不足，紧急向兄弟部队征调，临时由炮2师输送报务员，汽车8团挑选老司机，同时由襄樊36分部补充卫生员和大量新兵，新组建起来的连队，人员最多者来自16个单位，战时官兵互不熟悉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天上午，我到焦作火车站提取补充新兵档案，返回连队，通信员买来一对枕巾和笔记本，通知我说：“打背包吧，下午去司令部通信科报到。”我随口问：“又出公差呀？”通信员说：“正式调走，祝贺你高升。”以前我曾在师政治部宣传科、组织科和保卫科出过公差，对于文字材料不算外行，可去司令部搞参谋作业，却自感生疏。那时候，机关的老参谋、老干事大都下基层任职了，几十年没打过仗，各科室都想要几个熟悉的人员。保卫科长和我是老乡，我们在专案组相处4个月，科长直接找我说，要把我调过去。此事被通信科长知道了，鉴于是直属领导关系，一个电话打进通信营，立马将我调走，协助老参谋皮东文负责无线业务。好在我新兵时受过报务员培训，对无线电业务并不陌生。我们迅速进入情况，为各团在战时开进途中设计印制了大量路标，重新修订了联络号谱，同时还拟制一份演习计划报师首长批准，夜晚将全师通信兵拉进太行山突击搞一次模拟演练。
　　 雪后的大山深处，午夜的寒风如刀子般刺脸，我们在没有向导的前提下徒步开进，根本寻不到路径，摸黑翻过两座高山，都是从南坡上去，再由北坡下来。南坡的积雪被阳光融化，上山还算容易，北坡的积雪经先头部队踩踏，瞬间变成了滑琉璃，一脚踏空直往下哧溜，山坡上的酸枣刺成了“救星”，任尖利的针刺穿透绒手套扎进皮肉里，我们仍抓住不敢松手，身上的大衣被挂成开花树。及至天明，我们翻越最后一座大山，仰头瞅瞅耸入云端的山巅，吓得“妈呀”一声两腿发软。演习归来，我顾不上脱掉满是泥浆的鞋袜，像木桩一样撂在床上昏睡一整天。
　　 按照上级命令，我们军对外更换了新番号，原本要出征西线，由云南越过红河，借道缅甸直插敌后，打到奠边府，一举吃掉越军316A师飞虎12团。316师是越军的王牌，组建于抗法战争时期，之后扩军分为A师和B师，12团又是A师的主力，连姓黄的团长嗜酒贪色等个人资料都很详细。军里专门组织师、团首长飞抵云南前线查看地形，针对亚热带丛林地区长途奔袭研究作战部署。应该说，我们对异国穿插作战是有充分准备的。
　　 然而，纵观国际风云，战争即是军事家的演兵场，同时也是政治家们相互博弈的棋局。由于中国刚结束10年内乱，百废待兴，十分薄弱的经济基础能否支撑起一场局部战争？还有陈兵边境的苏联虎视眈眈，届时会不会在北部寻借口制造摩擦事件，与越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因此，中国人打仗，却要看别人的脸色。
　　 1979年1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出访美国，与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正常化关系，在国际纵横棋局间为苏联人投下一枚扑朔迷离的棋子。美国人一边反对中国惩罚越南，同时为了与苏联争夺欧洲的利益，“无意间”向中国高层透露出苏联军队的机密：苏军在中国几千公里边界上驻扎54个师，其中比较充实的师占三分之一（12000——13000人），第二种师也是三分之一（6000——7000人），相当于我们的简编师。另外还有架子师占三分之一，大约4000人左右。知己知彼，让中国高层下定决心要打这场战争。
　　 1月30日，邓小平在出席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时公开说：“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数日后，邓小平改道访问日本，在东京又公开对田中首相说：“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
　　 然而，面对中国铁腕人物的强烈措词，一心想称霸亚洲的越南人却置若罔闻，仍我行我素。
　　 让中国高层没有料到的是，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红色高棉面对越军的入侵不堪一击，金边陷落，越南人扶持韩桑林成立起傀儡政府。中国高层计划由西线纵深穿插的最佳战机已失，54军暂时处于待命状态。
　　 邓小平访美归来，中央军委重新调整作战部署，54军由西线穿插任务改为东线作战，再次更改番号，编入广州军区战斗序列，迅速向广西边境集结。
　　
　　 三、出征南疆
　　
　　 早春二月，我军先头部队已按作战序列登车南下。那段时间，我们直属队白天搞战前动员，夜晚集中到司令部大礼堂看电影，苏联的《解放》、《攻克柏林》、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还有日本的《啊，海军》、《山本五十六》等等，几乎全部是反映二战时期的战斗故事片，看得我们这帮子乳臭未干的少壮派军人仿佛都变成了铁血男儿，纷纷写请战书和决心书，匆忙清理物品打包留守，留下家庭地址和遗书，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