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老父亲的年纪并没有多大，五十多岁而已，然而，我每次想到他，眼前浮现的总是一种很古老很古板的姿式。
　　 ——题记
　　
　　 楔子
　　
　　 “再把衣服带上两套吧，回到家后要干活，会脏得很快的，又没有时间经常浆洗。”
　　 下班回家，连饭也顾不上吃，妻子就忙个不休地帮我重新检查整理行装。检查整理完后，又无限关爱地看着我的脸，柔声向我提出规劝。
　　 “好，就再加上一套。”我知道，其实已经根本不需要了，但又不忍心彻底拒绝妻子的好意。于是就折中地回答。人最首要的问题就是温饱问题，人对人的最低级、最基本而又最基础的关爱也就体现在温饱问题上。
　　 说是回家，其实我这次回家并不是一般的探亲意义那种，县里组建扶贫攻坚工作队，从各单位里抽调人员，我被抽中了，并且被分配到生我养我十五年的故乡，对于这，别的人都叫做下乡，只是我跟妻子讲的时候用了“回家”这个词，妻子也就跟着我这么说了。
　　 “回家后，休息时间，一定要多帮父母干些活。他们都很老了，却每天都得早出晚归地干。每次看到他们那累得佝偻了的身体以及那又短又粗又布满趼子的手掌，我的心都难受得如刀绞盐浸一般。”
　　 “别唠叨了，我会的。那是生我养我的父母，这还用你操心？我们好好地享受一会儿安静好不好？”说完，我便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半闭着眼睛呆着。
　　 “哎，你说，他们那么勤劳，那么肯干，那么卖力，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啥都吃得苦的人。但是，他们的生活怎么还是那么艰苦呢？”安静的气氛保持不到一分钟，妻子又按奈不住般地把它打破了。
　　 “这个问题嘛，我思考过不知千次万次，有时候，我觉得我思考出头绪来了，想得十分清楚了，那原因是明明显显地摆在那里的，可一转眼我又猛然发现，我其实什么样也没有思考明白，相反，在乱麻堆里我早已被搅得晕头转向，不辨东西。”我如实地向妻子坦白自己的无奈。
　　 妻子提出的这个话题，一下子把我对静谧的需求赶到了九霄云外，脑筋儿开始飞快地旋转起来——我又一次沉入了对那问题的思考之中。
　　 “哦，我去买点儿米线，明天你带回去。老家那里没有，他们很稀罕的。”溟蒙之中，我仿佛听到妻子的声音，“我一定会在你做好饭之前赶回来的。”
　　 弄不清，我给妻子答话了没有，但是我没有去做饭那是肯定的，而且，就连妻子啥时候回来了，又一声不吭地下厨房做饭去了，我也全然不知——我继续着我的思考。是啊，今天我怎么能够禁得住不去思考呢？从明天起，路漫漫其修远，我将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它已作为一副重任落在我的肩上，不容我再回避，不容我再对它糊里糊涂。
　　 然而，直到妻子把饭做好了，来到客厅门口对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喊：“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我还是什么结论也没有找到，相反，脑海里翻滚的却是一些许许多多有关老父亲的事儿。
　　
　　 第一章
　　 （一）
　　
　　 我出生的地方有一个十分古怪的名字——叫土锅寨。
　　 有人肯定会想，土锅寨这地名一定是因为那里生产泥巴土锅而得到的，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里没有任何东西供应别处，是个十足的自给自足的地方，再确切些说，是个自给还不能生足的地方。
　　 为什么偏偏叫这么个怪名称呢？没有任何的口头传说，也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不少的人向我盘问过几次，我就瞎想：那是因为那里的东面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险山峻岭，西面也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险山峻岭，南面又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险山峻岭，北面还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险山峻岭，险山峻岭脚下供土锅寨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那块勉强称得上“坝子”的平地又小得十分可怜，从东到西不过两千米，从南到北也不过两千米。这形状实实在在是一口名符其实的“土锅”。四面崇山围成的屏障层层叠叠，坚硬而厚实，任凭山外吹佬风，流什么空气，都几乎与土锅寨丝毫无关。土锅寨人看到的天就是土锅口大的那么一块，比坐在井底的青蛙看到的大不了几许。
　　 土锅寨人居住的是茅屋，百分之百都是低矮的茅屋。除了五根横梁以外，这种茅屋不再用任何木料，四周的墙身用和稀的泥土直接夯成，没有楼，无须考虑它能否承受得住重压。墙身上不留一个窗口，仅留一道刚好一人能钻进钻出的门，门是用几根当地人叫做“洋嫩竹”的竹子并在一起拼成的。在古书上我们常常见到“柴扉”一词，我想这就是名符其实的竹扉了。茅屋的椽子同样用这种竹子充当。土锅寨四周的山坡上别的什么也没有，唯独这种竹子漫山遍野。土锅寨人烧火做饭，都只需去捡现成老死干枯的。披盖茅屋屋顶的是从相对平缓的山坡上割回来的茅草。这种茅草得来毫不费力，但每年都得翻盖一次，要不然就冬不能遮风，夏不能避雨了。
　　 这样的小茅屋，土锅寨的人家每户至少有三四座，人口多一点的人家可能达七八座，没有这么多怎么行呢？从它的建盖方法我们可以相见，每座茅屋都是很小的，都只能派上一个用场。就拿睡人的来说，放一张竹笆床之外，也就只有一个过道了。但是，无论有几座，排列都是没有一点儿秩序的，东一栋，西一幢，分散在各个角落，之所以能让人辨得出哪几座同属一户，完全是因为它的周围围了一大圈长长的、弯弯曲曲的、用来防御别家人或狗闯进去的竹篱笆，或者稍富裕一些人家的土围墙。这样的格局，也让每一个第一次看见的人，由不得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正在烧煮着几个大土豆的大土锅。
　　 据说，早些时候，土锅寨时兴族长制，而且族长地位是至尊无上的，寨子里的大小事情都得他点头才能算数，要是他摇了一下头，谁还敢去干，那就是叛逆，严厉的族规将不允许他再参加寨里的任何活动，换句话说就将他开除了，只不过没有放逐而已。对于这我是完全相信的，因为近几年来，土锅寨人族长的地位虽然已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削弱，已几近彻底消失，但是，土锅寨人家的家长仍然至尊无上，八面威风，在家里说一不二。大概这就是族长的影射。
　　 在土锅寨，家长由谁当任，千百年来流传着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只要具备两个条件，不论其他方面怎样家长一职都非他莫属，这两个条件一是要属于男性，二是要属于男性中最年长的。因而，我家的家长就是我的老父亲——那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我的祖父排行第二，与大祖父和三祖父分家时，按老规距祖太爷顾持小儿子三祖父，祖父便责无旁贷地担任了新家的家长。父亲是独儿子，祖父仙逝后，家长之职便顺理成章地由父亲继任了。如果有人想要知道父亲的任职期限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那就是从祖父断气开始，一直要到父亲归西为止。不说你也一定清楚了，不仅我家是这样，所有土锅寨的人家都是这样。
　　 老父亲自任家长以来，从不曾松懈过一时一刻，竭尽全力地掌管着家业家务家事家帐，不但自己以身作则，起早贪黑，而且不允许家中的任何成员偷懒松闲。每天的吃晚饭桌上，他都要细细致致地安排好每个人第二天的活计，比如谁去放牧啦、谁去打柴啦、谁去下田啦等等等等，一五一十，一板一拍，一丁一卯，有条不紊，经常的时候，安排一遍他还嫌不够，还要不厌其烦地唠叨上两遍三遍，甚至四遍五遍。假若谁想去赶集上街一天或者想去走亲串戚一趟，则必须向他口头申请又申请，待他一努一努地将嘴里的菜咀嚼碎了，咽下肚里后，说声“得”或是“不得”，然后再照章行事。背地里，我跟弟弟谑称我家的吃晚饭为召开例会。说完我俩都不约而同地咧嘴一笑，当然，从来都是提防又提防的，千万不敢让老父亲听到并且还要拉钩发誓，互相警不许告密，谁告密谁是小狗。
　　 然而，不知其责任要归咎于土地瘦薄，气候恶劣还是什么，与所有的土锅寨人家一样，我家还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之下，压得人抬不起头的贫穷之帽还戴在头上。别说吃精吃好，就是吃粗吃饱都还得精打细算，要是给鸡喂食或者给猪下粮手重了一些，就会惹得老父亲歇斯底里地痛骂：“过了年就要没得吃了，你是瞎了眼啦？竟然浪糟白蹋……”就说现在，远不到五荒六月，家里托口信或老父亲亲自来找我帮他想法子解决些口粮钱、牲畜草料钱，那是每年都有的事。
　　
　　 （二）
　　
　　 有谁说过，无论什么事物都要几经磨难，历尽艰辛，才能获得它的新生。我现在工作在县文化馆里，是土锅寨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吃皇粮”的“能人儿”——国家粮食政策改革后，土锅寨的人仍然还称我“你是吃皇粮”的。是土锅寨飞出的一只“金凤凰”。然而，也许谁都难于相信，难于理解，在我雏鹰展翅，跃跃欲飞的当儿，差点儿就折翅在我那当家长的威严的老父亲之下，其原因又简单得更是令人难以置信——不因为别的，只因为我是他的长子。
　　 我读完初中是一九七八年，刚好赶上各行各业拨乱么正，国家恢复考试制度。那时候报考大中专的手续一点儿也不象现在这样复杂，简单得很，快毕业时，连我也不知道，班主任老师已为我们统一报了名。于是，我便参加了中考。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题只是求一个组合图形的面积，对于我来说，根本没有丝毫的困难，那个所谓的隐藏条件，不费吹灰之力我一眼就看得一清二楚。可是，在我要着手解这道题的时候，猛然发现两个监考老师都站在我身旁，再偷偷地一环顾，原来整个考场就剩下我一个考生了。我紧张得心快要从喉咙里迸出来，干脆就连那道稳拿分的题也不做，起身离开了考场。说实在的，我根本没有一点儿意识，这是关系到“命运”的“决战”。土锅寨的人谁也没有给我灌输过这方面的思想，哪怕是有意无意间，我怎么可能有那种意识呢？
　　 没想到，一个月后，我竟接到班主任老师托上街赶集的如美大婶带回来的口信，要我第二天就回学校一趟。原来，我被初录了。在班主任宿舍兼办公室的房间里，我俩商量着填写了志愿表——那时候，这一栏其实是不起多少作用的，招生的方式基本上是按成绩的高低及一定的学校顺序录取，只要“上线”最终都会被录取。况且，足不出户的土锅寨人根本也不知道还存在着专业与学校的优劣之说。
　　 填报志愿的当天晚上，我把被初录的消息告诉了老父亲，因为第二天就要到县医院去体检，必须征得他的“得”或者“不得”。这是我们第一次谈论有关我考试的事情，在这之前，老父亲从来没有问过我考得怎么样，我也始终没有跟他讲过我考得如何。每天都是天亮出门，天黑归家，然后就迫不及待地倒在各自的竹笆床上恢复疲劳。
　　 老父亲听了，吮着长烟管一个劲儿地闷头抽旱烟，额头上原本就很深的皱纹一下子显得更深了，眉宇间拧出的“川”字十足是三道刀刻的伤疤，烟锅头儿拄在火塘边的灶灰上被埋了大半个，从而任他使劲吮吸也看不见烟锅儿头上的火星是否闪烁。我只能从他那不住地叹气中猜想，他的内心里一定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被初录的是中专，国家包伙食的。”我补充了一个情况，但老父亲仍然不动声色，不知他听到了还是没有听到。直到火塘里的火光只剩下一星点儿了，老父亲才终于吭声，他一字一顿地说：“去检吧，反正只是初录，就给你借此机会去县城里玩一趟。十五岁了，你还没有去过一次啊。”然后，他给了我十元钱。我记得很清楚，三张两元的，四张一元的。
　　 正式录取的通知书发下来后，老父亲的思想矛盾更加激烈了，一连几天都没有睡安稳，每天晚上他不住地翻身把竹笆床弄得“咯吱咯吱”的山响吵闹声，搅得我也无法合眼。至于我，除了默默地数老父亲一共翻了几次身外，什么也不想，好象这事完全是别人的事，确切地说是老父亲的事，根本与我无关，去成去不成我都满不在乎。老父亲说“得”我就去，说“不得”我就不去。我见惯的就是土锅寨人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日以继夜操劳的固定格式，绝无仅有翻过大山就是前几天去县医院体检那一次。外面的世界如何？与土锅寨有些不同吗？没有些微感知。出去了以后将会怎样，不出去以后又将会怎样，吃多了肚子胀的人才会去瞎费神呢！
　　 第四天是个阴雨连绵的鬼日子，全家人都无法出门去干活。老父亲老样子地躺在他的竹笆床上，将长烟管伸到竹笆床旁边的火塘里，不住地抽旱烟。傍晚时分，他将我叫到跟前，极其为难又极其无奈地对我产：“你不能去，你是长子。”这是他第一次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
　　 “嗯，不去就不去。”我低着头眼睛盯着脚尖，乖乖地站在老父亲的面前。既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把这事当回事，更是因为在身为家长的老父亲面前，家里的人都只有听话的份，没有说话的权利。停了一会儿，老父亲破天荒地向我解释起缘由，讲了一大堆他无可奈何，而我根本听不进去的话。
　　 土锅人祖祖辈辈都恪守着一个规矩：长子不出门！长子是第一支血脉——所谓正宗的血脉，即使象我一样有两个姐姐，她们都不能算数，都不参加排行——必须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敬祖上香乃到传宗接代的“报恩”义务，什么倒插门，就妻之类都是绝对不允许的。而如果我一去，就要比倒插门、就妻还要离得远，“人是国家的人了，不再是土锅寨的人。”老父亲解释的缘由中有这句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