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父亲(散文)
上午没有上班,闲来无事收拾房间,无意间看见压在箱底的相册,不由自主地坐下来,一张张翻看。这是红尘岁月的记忆,一张照片就是一个故事,当我翻到最后,目光停住了:那是十五年前的一张照片,我蹲在父母的后面像个小女孩,幸福的笑着。如今他们去世快十年了,看见二老慈祥的面容,忍不住潸然泪下……
《父亲和我》
母亲说,从出生我就注定是一个经受磨难的孩子。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出世的时候奶奶见是女孩,不高兴地说:又是一个丫头,扔了吧。父亲不同意,丫头就丫头,也是一条性命,好歹养着。那年在贵州工作的二叔带着全家回来探亲,见奶奶嫌弃我,就和我父母亲商量:哥,嫂子,我两个小子没有女儿,正好把四给我。二婶也表示愿意收养我。那时孩子多,送人就像送只小牲口,我的命运就这么定了。就在准备启程的头天晚上,也许我不愿意离开家乡,半夜突然病了,发起了高烧。母亲明白我是得了婴儿病,就让父亲去请村西的一个会治婴儿病的奶奶,那奶奶年纪大了,不愿意来。几天的孩子眼看就要夭折,母亲无奈对父亲说:看来是这孩子没命长大,不要让她走在家里,抱去关地吧。二叔看看我的小脸,坚决地说:不行,这是一条命,我去。二叔去到那奶奶家,二话没说,把那奶奶从床上拉起来,拿着她放在窗台上的银针盒子背着她就走。来到我家奶奶看看我的小脸,顾不上生气,几根银针扎下去,把我从鬼门关上拉回来,她说:是七天风,这种婴儿风很少见,幸亏二侄子把我背来,不然这个丫头就没命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丫头是有福之人,要好好疼她。这一病,我的命运又改变了,不能去贵州了。二叔临走的时候亲亲我的脸,这是二叔第一次亲我,也是最后一次,他走后再也没有回来,只是在来信中经常提到我。
也许失而复得珍贵,父亲特别疼爱我,每天下地回来都会抱抱我,在父母的呵护疼爱中我长到了四个月,命运又一次把我逼到十字路口,母亲得病了,是很重的精神病,全家的精力转移到母亲身上,只有十一岁的大姐照顾我。母亲清醒的时候,看看小小的我,对父亲说:这次真的把四送人吧。我有病,没有奶,也不能照顾她,这孩子在咱家恐怕会饿死,趁早给她找个好人家吧。父亲看看小小的我,同意了母亲的建议。过了几天真的找到一户想要孩子的人家。就要送人了,几个姐姐和哥哥全哭了。大姐说那时我已经会格格地笑了。就在将被抱走的时候我还在笑,父亲抱我出门的刹那,我好像知道要离开亲人,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是我的哭声,留住了父亲的脚步,他毅然转身,把我放在大姐怀里:大丫,好好看着你妹妹,玉米地瓜地喂,只要不饿死就会长大,好歹让四和咱们在一起。父亲的一句话,给了还是孩子的大姐一个沉重的责任,也让我的命运有了一个永远的定位。
渐渐地我长大了。从记事起,我就惧怕母亲,母亲很严厉,我对·她又敬又怕。父亲疼爱我,即使我犯了错,他也会维护我。那时麦子少,一年到头很少见到馒头,只有建房嫁娶时才能吃到,每次父亲去人家帮忙,吃饭时都会偷偷地放在上衣兜里一小块,回到家给我吃,我盼望父亲出去帮别人干活,晚上焦急的等父亲回来,二姐总是笑我馋猫,我也毫不在乎,反正馒头没有她的份。
从小我的好奇心就特别大,几个姐姐叫我“人精”。那时候没有电脑电视,只有电影。村里每次放电影就像过年,太阳不落山,我们就搬着板凳早早的来到场地,一一放好,占住自己的领地。然后眼巴巴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地坠落,城里来的放映员好像不理解我们的心焦,一直等到天擦黑才姗姗来到,不紧不慢地扯起镶着黑色边沿的白色银幕。渐渐地看电影的人来了,我们高声招呼父母,每当这时父亲总是给我带来晚饭,饿急的我边看电影边吃。
父亲看看旁边的母亲,伏在我耳边,悄悄地问:“四,香不香,爹偷偷地给你炒的鸡蛋,不要让你娘知道。”
“香。”我狠狠地点点头。一个鸡蛋包在两个地瓜面煎饼里,实在是少得可怜,却是最奢侈的美食。那年月,一个鸡蛋六分钱,可以买一斤盐,够全家吃半个月的。平时很少吃到鸡蛋,我偷偷地笑,“爹,你真疼我。”长大了才明白,每次炒鸡蛋都是经过母亲允许的。
电影没有什么好片子,都是老一套,《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在那文娱生活匮乏的年代,虽然看烦了,看腻了,为了调剂枯燥的业余时间,人们仍然四处追着看,乐此不彼。我太小,对于咿咿呀呀的京戏我真的看不懂,听不懂,只是大姐她们都去了,为了满足那份好奇心,每次我都缠着父亲,父亲很少拒绝我,他背着我走几里路赶去电影场,等到电影散场我早困了,趴在父亲宽阔的背上,悠然自得地睡着了。现在想想,真混,父亲劳累一天,本来可以好好歇歇,却被我剥夺了休息的时间。
我最盼过年,每年年初一,城里剧院都演戏。早晨吃过水饺,姐姐们都走了,我央求着父亲带我去看戏。父亲依着我,看戏的人太多,他担心挤着我,每次买完票都是背着我进入剧院,找到座位才放下我。在那里,我看了《牛郎织女》《杨门女将》等很多戏剧,回到家里,给小伙伴讲那些剧情,讲故事里的人物:漂亮的七仙女,勤劳的牛郎,和人一样走路的老牛,红脸的关公,白脸的庞文,黑脸的包公........不管情节对不对,伙伴们听得津津有味,每张小脸上都流露出钦佩和羡慕,我心里充满自豪,感谢父亲,是他让我懂得了很多,是他不辞辛苦开阔了我的视野。长大了,自己可以看电影了,我不在缠着父亲,那时看见父亲脸上流露出复杂的神色,有欣慰,有失落,惆怅:四长大了,不在要我背着看戏了。他的语气里带着伤感。
五岁的那年夏天让我终身难忘,整个夏天我是在父亲怀里度过的。
六月,毛毛虫猖獗的季节。毛毛虫又名杨刺子,北方常见的一种虫子,指甲盖大小,有绿色,五彩色,浑身上下长满密密麻麻的有毒的毛刺,别看它个不大,不小心被它蛰一下,又痛又麻,十天半月好不了。杨树,椿树等很多植物的叶子都是它喜欢的食物,有时它也会光顾月季玫瑰的身上。
夏天天气太热,我们喜欢到河边戏水,洗澡,沿着河边是杨树林,大人收工后也喜欢坐在河边乘凉,水边放了很多平整光滑的石头供乘凉的人休息。
那天中午,我们几个兴冲冲地来到河边。我习惯中间一块四四方方的石头,每次来河边没有人和我争抢,好像成了我的专座。这一次也不例外,我走到石头边径自坐了上去,,一阵钻心的疼让我立即站起来,我大哭,又蹦又跳,伙伴们都愣了了,不知道我为什么哭。我家距离河边很近,哭声引来了我的全家人,父母,大姐二姐,他们气喘吁吁的跑来,父亲跑在最前面。他一把抱住我,有力的大手刚巧放在我的屁股上,我触电似的浑身打颤,声音嘶哑的我已经说不出来话来,父亲疑惑地退下我的短裤,他惊呆了,只见我的两个屁股蛋上沾满黑压压的杨刺子的毒毛,像黑色的毛涮,它们争先恐后地向我的肉里钻,随着我的哭声,屁股很快就肿了起来,二姐心疼的抱住我,哭了起来:怎么办?怎么办?谁有没有办法。父亲明白了,一定是有人在石头上砸碎了杨刺子,我习惯坐在上面,首当其冲成了第一个受害者。父亲不敢再抱我,他双手托着我回到家里,默默地把我放到床上,我哭的已经没有力气,大姐大骂那个缺德的人,那天中午,谁也没有吃饭,都在旁边陪着我,
那时太小,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疼,现在想想,应该是锥心刺骨,撕心裂肺.......一根杨刺子的毛扎在手上都疼痛几天,成千上万的毛刺扎在屁股上那种滋味可想而知。那段时间,我疼的睡不着觉,天天晚上在床上爬,父亲坐在一旁陪着我,虽然没有任何表情,我知道他心一定在流泪,看着不能坐每天趴着的我,父亲吃不下睡不好,他消瘦了,收工回来都让我趴在他的腿上,姐姐哥哥想轮换一下,父亲不同意:你们下了一天地,累了。其实父亲更累。一个多月后,我慢慢地能坐了,父亲松了一口气。从那以后,我看见杨刺子就过敏,浑身哆嗦。发现杨刺子,父亲就会把它们深埋在地里或着点火烧了。
我家有一棵很大的皂角树,每年都结很多皂角。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杨刺子的树第二年有了杨刺子的卵,夏天来临,它们破蛹而出,很快长大成虫。那天我们坐在树下吃饭,一个杨刺子从树上爬下来。我发现了大叫一声,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爹,那毛毛虫来蛰我了。“
父亲拍拍我的肩:“不要怕,有爹在。”他站起身,用根小木柴把它挑进尚有余火的灶膛里。
晚上睡觉的时候,父亲对母亲说:“把皂角树杀了吧。”
母亲有点舍不得:“一家人的衣服、被褥就指着这棵皂角树洗呢。”
父亲说:“以后就用碱吧。总比吓着四强。”
母亲虽然惋惜,为了我,只好同意了。
一只不起眼的毛毛虫,一个被吓破胆的孩子,毁了了一家赖以洗衣的皂角树。从此,家里有多了一项开支:买碱洗衣。
七十年代末,我读一年级了。
中午放学回家,我拉着父亲的手走到一边,悄悄地说:“爹,你知道凉鞋什么样吗?”
父亲一脸茫然:“凉鞋?没听说过。”
我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做到,不怕水,今天秋霞穿了一双,粉红色的,真漂亮。”
父亲还是茫然:“什么鞋子不怕水,没见过这样的鞋。让你大姐给你做一双。”
我摇摇头说:“她说是在城里的百货公司买的,大姐做不了,还说要一块钱呢。”
父亲明白了:“你是不是想要?”
我笑了:“嗯。
一块钱不便宜,要两个工日才能挣到。父亲沉默了,家里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买鞋,我穿的鞋子都是大姐做的,那个年代,老百姓很少有买鞋穿的,我知道母亲不会同意,只要打通父亲这条路,没想到父亲这里也搁浅了。
我赌气不吃饭,哥哥姐姐几次叫我我假装听不见。母亲问明原因,几棒槌打在我屁股上:“小小年纪使性子,你看你姐那个买鞋了。”
我知道家里没有钱,但是倔强的性格驱使我一定想得到想要的。不躲不闪,我认准了,就要凉鞋。
父亲把我领开母亲的视线,擦去我的泪水:“四,听话吃饭去上学,爹给你买鞋。”
第二天一早,父亲走了,晚上回来的时候,他把我拉倒一边,变戏法似的红背后拿出一双粉色的凉鞋:“四,看爹给你买什么了。”
我一看兴奋地蹦起来,一把搂住父亲的脖子笑了:“爹,你真好。”
过了两天才知道,父亲为了给我买鞋,去国营林场找到姑父,走他的后门给苹果树打了两天的农药,挣了一元两角钱,给我买了鞋子,自己浓药过敏浑身奇痒很长时间才好。
《父亲和牛》
父亲在生产队负责耕地,有生产队父亲就开始耕地,我记事时父亲已经耕了十几年。
耕地用牛,父亲和牛有着深厚的感情。队里有两头牛,黄色的是头公牛,又高又大,黑色的是母牛,比黄牛稍微小一些,我叫它们大黄,老黑,它们性格温和,和父亲就像老朋友,父亲兼着饲养员,每当给它们添草料的时候,两头牛就会亲热地舔着父亲的手,一旁的我看的心惊肉跳,生怕它们抵着或咬着父亲,父亲微笑着回应抚摸一会它们的头或脖子。
春天来了,枯黄的原野披上了绿装,闲置了一冬天的土地随着气温的升高变得松软,父亲整理好犁耙,准备耕地了。
下地了,在圈屋里闷了几个月的大黄和老黑高兴地甩着响鼻,“哞哞”的叫上几声,好像说:终于可以出来活动活动筋骨了。它们知道应该干什么,一前一后向路上走着。
父亲挑着犁耙耕地用的绳索,跟着它们走向目的的。
那时上学太小,在家无聊,经常随父亲下地,我喜欢宁静的原野,喜欢采摘含苞待放的野花,喜欢在广袤的原野中无拘无束的奔跑。
父亲是犁地高手。秋天种麦子,他耕出来的地深浅匀称,即使不用耙,也是平平坦坦;春天栽地瓜,一左一右两边犁一条标准的地瓜垄就出现了,几乎不再用人工修理。我佩服父亲。
春天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身上,我坐在地头看着父亲耕地。两头牛在前边迈动稳健的步子,父亲扶着犁走在后面不慌不忙地耕着,泥土的芳香随着春风扑鼻而来。我静静地看着,父亲手中有一条长长的鞭子,每次扬起来的时候我的心也随着它提起,响亮的鞭哨在头顶叫着,我想,抽在牛的身上一定很疼,我知道,父亲从来不舍得落到牛身上,父亲爱它们就像爱我。
该休息了,父亲解下它们身上的行头,把它们赶到荒地,它们悠闲的啃食地上的青草芽。旁边地里的麦苗已经返青,绿油油的令它们馋涎欲滴,它们抬起头看看主人,似乎问:主人,可以吃吗?
父亲高声吆喝一声,它们懂了:这个不能吃。
我奇怪:“爹,它们为什么这么听你的话?别的生产队的牛都带嘴笼头,大黄老黑怎么不带?”
父亲笑着说:“它们和你一样大,跟随我六年了,早已熟悉了我的语言,带不带笼头一样,只要我不让它们吃的东西,,它们是不会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