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正无精打彩地分类U盘文件，突然，一张照片从文档里跳出来，静静地望着我。我震了下，随即有了精神，哦，是烈士胡南！
　　 前年清明，正值踏青时节，和三五好友相约到重庆。一路上，大家建议：既然是清明，应去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用一颗赤诚的心祭扫英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才不枉此行。定下路线，直奔目的地，经重庆本地人指点，先参观白公馆，再去红岩渣滓洞，为最佳路线。参观完白公馆，已是下午三点多，随之向红岩渣滓洞急速奔去。
　　 到得渣滓洞门口，已是人山人海，有才去的，有返途的，分道而行，倒也各不相阻。渣滓洞，位于重庆市歌乐山麓，原为人工采掘的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亦因是煤窑口而得名。因地形隐蔽，距白公馆又只有2.5千米，1939年，国民党将渣滓洞改为监狱，1943年被中美合作所改造为第二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和迫害革命者。临近，我凝视“渣滓洞”三个字，黑色座架，银灰镶边黑色字体，还真是像极了煤炭的颜色，给人阴森恐怖之感，一下子就将人带进那个白色恐怖的岁月。
　　 朋友们刹时凝神肃目，边看介绍，边拍照记录：监狱外的高墙铁丝网、外墙的标语、审讯室的刑具、血腥的老虎凳、监狱墙上的文字（敌人的心理战术）、女牢房的上下铺、江姐一家的资料卡片等等，皆以照片先行记录。在女牢房里，一张户籍卡片引起我注意，那是压在女烈士胡南照片下的户籍简历，简历上面的户主，赫然写着“周恩来”三个字！我回扫一眼，确定无误，姓名是“胡南”，户主是“周恩来”。我赶快呼朋拍照，心中疑惑：这该是怎样聪明伶俐，智慧美丽的传奇女子呢？！我愣愣地站着，手中的相机，仿佛变得重逾千钧，眼睛却死死地盯着胡南的照片，想要从她的眼神里找到答案……
　　 一路参观，我怏怏地跟着，心里想：是什么境况下，胡南会在自己的户籍资料里填上总理的名字呢？胡南到底是位怎样智慧且伶俐的女子？边走边想，脑海里全是胡南的照片，照片就贴在“周恩来”三个字下一厘米的框里，应是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整张卡片边框已泛浅黄。从照片看，胡南看上去很年轻，齐齐的短发，圆圆的脸，戴着眼镜，眼神沉静而坚定，既端庄文雅，又不挡眉宇间散发出的英气。
　　 诸多疑问存放心头已久，赶紧收集相关资料，试图了却心中挂虑。
　　 胡南，原名胡永萱，又叫胡其芬、胡启芬，生于1918年（一说1919年）。父亲胡彦博是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为人正直，虽在北洋政府的财务部当会计，却常靠典当维持生活。母亲肖石莼是湖南长沙人，性情豪爽，富有同情心。1929年，胡南11岁，父亲胡彦博去南京赈济委员会做会计，全家从北京迁到南京。1935年，胡南17岁，“一二·九”运动波及南京，胡南便加入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并在两位堂兄的影响下，成为了南京学联的成员，从此，革命的种子就播种在胡南年轻的心里。通过“南京学联”内部刊物，胡南读到了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的心开始飞向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
　　 1937年暑假，胡南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恰逢抗战爆发，胡南一家从南京迁到长沙。在中央大学，胡南参加了“白雪剧团”，后又去长沙抗敌后援会救护训练班学习，并到伤兵医院服务。同年12月，经堂兄胡笃仲介绍，胡南参加了我党领导、以地方统战关系建立的湖北汤池农村合作社训练班的学习。就在这个训练班上，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胡南19岁。
　　 1938年7月，胡南随家到了重庆，在新市区委领导下从事地下抗日宣传工作。同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胡南进了中央财经大学，就读于柏溪分校。作为革命的一颗种子，胡南受地下党沙磁区委的委派，在中央财经大学柏溪分校的地下党支部任党小组组长。当时的支部工作，主要是通过学校的学生救亡联合会，组织“柏溪剧社”、“歌咏队”、“宣传队”，在校内和附近的农村演出活报剧、教唱救亡歌曲。在这些活动中，胡南十分活跃，唱歌、演剧、讲演、写文章，她都是一把好手。同学们钦佩她的才能，推选她为中大女同学会会长。然而国民党特务们对胡南领导的女同学会早已视为眼中钉，不断借事端对她进行诽谤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采取卑鄙下流的手段故意找茬。胡南毫无畏惧，机警沉着地积极开展工作，后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秘密抓捕共产党员时，立即决定让胡南撤离中大。
　　 1939年9月，胡南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学到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由于胡南时常活跃在同学们中间，复旦大学的很多女同学都认识和喜欢她。毕竟胡南年轻，她的革命热情似火，却缺乏斗争经验，当局很快又开始注意这位叫“胡永萱”的女学生。这年冬天至1940年春，蒋介石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胡南不得不撤离复旦大学，被调到《新华日报》研究室担任英文翻译工作。从此，她不再用“胡永萱”这个已被敌人注意的名字，而以“胡南”的名字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皖南事变”后，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中共南方局决定将《新华日报》的200多工作人员精减到80人左右。胡南属于被疏散隐蔽人员之一，后来组织又决定送她到延安。这对胡南来说是做梦都在想的好事。到延安后，她被分配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秘书。
　　 这是一段难忘的革命生活。活泼可爱的胡南到延安后如鱼得水，像其他女同志一样，天天穿着一套灰色军装，到处唱啊跳啊，仿佛心中有说不尽的欢乐。到了冬天，她还在头上戴上一顶自己亲手用红毛线编织的帽子，显得比周围的女同志别致。能干好学和心地善良的她，真的太缺少斗争经验了。她的这些“小资情调”成了整党运动中的大问题。加上有人“揭发”她曾经参与的“南京学联”是“红旗特务”组织等，戴上这样骇人的大帽子，使这位未曾经历过严酷斗争锻炼的年轻共产党员，度过了无数个痛苦的不眠之夜。在长达一年多的审查中她受尽了委屈，不过这时的胡南则变得成熟和冷静得多了。她的革命意志比过去更加坚定和有韧性了。
　　 1945年6月，党组织给胡南作出审查结论，否定了那些不实之词，这年，胡南27岁。
　　 1945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时延安的胡南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团来到重庆，在邓颖超领导下从事妇女工作。
　　 重新回到一别4年的山城重庆，胡南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因工作需要，她的服饰和打扮也不一样了，烫了发，常穿着绸缎旗袍，一副上流社会的时髦妇女形象。
　　 胡南的突然回来，令她家人惊诧和不安，埋怨道：“你怎么又回到这个老虎窝里来？特务整天都在抓共产党，你回来不是送死吗？”
　　 “怕什么，我额头上没有刻字。”胡南淡然一笑，又平静地再三叮咛家人：“我改名启芬了，记住，以后叫我胡启芬。”
　　 党组织根据重庆地下斗争的需要，又因胡南学历高、英语好的条件，决定让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以求通过这个有宗教色彩的合法机构，广泛联系各界妇女群众。
　　 在这个女青年会下有个妇女联谊会，地下党员李玉钿任理事长，这样胡南就和李玉钿以合法身份开展公开的和隐蔽的双重工作。胡南很快适应了变化的环境。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面貌出现在女青年会中。每星期一主持各部工作会议，会前领读《圣经》，然后讨论工作。牧师不在时，她带领工作人员作祈祷。人们以为她是教会大学出来的虔诚教徒，谁能想到她是无神论者，是共产党员呢。她代表女青年会出席重庆市政府召开的一些会议，从中获取有用的情报；她拜访女青年会的董事们，和一些上层妇女、社会名流们交往，显得练达、稳重而又高雅；她密切联系群众，深深植根于群体之中。她联系的妇女联合会理事长饶国模，还是红岩村的主人，曾经热情地支持过八路军办事处，对办事处派回重庆做地下工作的胡南，她也予以积极帮助。后来胡南还成了这位“红色女主人”的入党介绍人。
　　 胡南在被捕之前，由刘国鋕介绍到其亲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公馆作家庭英语教师，并以此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她当时的真实身份是地下党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
　　 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叛变后，胡南不顾自己的安危，多方通知同志们脱险。
　　 1947年春担任中共重庆地下工委的妇委书记，1948年4月被捕。在渣滓洞“11·27”大屠杀前，狱外地下党收到一封日期为1949年11月21日，署名“吉祥”的信。信中希望党组织尽快实施营救计划。后因为敌人的大屠杀计划提前，营救才没有成功。而据查证，这封信为胡南所写。在狱中表现得十分英勇机智的胡南，于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
　　 又值清明，烈士英魂早逝，却是容颜未改，我痴痴凝望着胡南的照片。胡南在中共代表团的时候，应是1945年12月，在邓颖超手下工作，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而这时，胡南也才27岁。胡南就义时31岁，正值人生大好年华！胡南在户主栏写下“周恩来”三个字的时候，一方面是机警聪慧，为防止身份暴露；另一方面还体现了胡南的毅然、果断和对党忠贞的坚决态度。胡南是自豪的，她是总理的女儿！胡南更是英勇伟大的，因为她还是党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