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清明时节祭胡南(散文)
周末,正无精打彩地分类U盘文件,突然,一张照片从文档里跳出来,静静地望着我。我震了下,随即有了精神,哦,是烈士胡南!
前年清明,正值踏青时节,和三五好友相约到重庆。一路上,大家建议:既然是清明,应去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用一颗赤诚的心祭扫英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才不枉此行。定下路线,直奔目的地,经重庆本地人指点,先参观白公馆,再去红岩渣滓洞,为最佳路线。参观完白公馆,已是下午三点多,随之向红岩渣滓洞急速奔去。
到得渣滓洞门口,已是人山人海,有才去的,有返途的,分道而行,倒也各不相阻。渣滓洞,位于重庆市歌乐山麓,原为人工采掘的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亦因是煤窑口而得名。因地形隐蔽,距白公馆又只有2.5千米,1939年,国民党将渣滓洞改为监狱,1943年被中美合作所改造为第二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和迫害革命者。临近,我凝视“渣滓洞”三个字,黑色座架,银灰镶边黑色字体,还真是像极了煤炭的颜色,给人阴森恐怖之感,一下子就将人带进那个白色恐怖的岁月。
朋友们刹时凝神肃目,边看介绍,边拍照记录:监狱外的高墙铁丝网、外墙的标语、审讯室的刑具、血腥的老虎凳、监狱墙上的文字(敌人的心理战术)、女牢房的上下铺、江姐一家的资料卡片等等,皆以照片先行记录。在女牢房里,一张户籍卡片引起我注意,那是压在女烈士胡南照片下的户籍简历,简历上面的户主,赫然写着“周恩来”三个字!我回扫一眼,确定无误,姓名是“胡南”,户主是“周恩来”。我赶快呼朋拍照,心中疑惑:这该是怎样聪明伶俐,智慧美丽的传奇女子呢?!我愣愣地站着,手中的相机,仿佛变得重逾千钧,眼睛却死死地盯着胡南的照片,想要从她的眼神里找到答案……
一路参观,我怏怏地跟着,心里想:是什么境况下,胡南会在自己的户籍资料里填上总理的名字呢?胡南到底是位怎样智慧且伶俐的女子?边走边想,脑海里全是胡南的照片,照片就贴在“周恩来”三个字下一厘米的框里,应是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整张卡片边框已泛浅黄。从照片看,胡南看上去很年轻,齐齐的短发,圆圆的脸,戴着眼镜,眼神沉静而坚定,既端庄文雅,又不挡眉宇间散发出的英气。
诸多疑问存放心头已久,赶紧收集相关资料,试图了却心中挂虑。
胡南,原名胡永萱,又叫胡其芬、胡启芬,生于1918年(一说1919年)。父亲胡彦博是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为人正直,虽在北洋政府的财务部当会计,却常靠典当维持生活。母亲肖石莼是湖南长沙人,性情豪爽,富有同情心。1929年,胡南11岁,父亲胡彦博去南京赈济委员会做会计,全家从北京迁到南京。1935年,胡南17岁,“一二·九”运动波及南京,胡南便加入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并在两位堂兄的影响下,成为了南京学联的成员,从此,革命的种子就播种在胡南年轻的心里。通过“南京学联”内部刊物,胡南读到了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的心开始飞向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
1937年暑假,胡南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恰逢抗战爆发,胡南一家从南京迁到长沙。在中央大学,胡南参加了“白雪剧团”,后又去长沙抗敌后援会救护训练班学习,并到伤兵医院服务。同年12月,经堂兄胡笃仲介绍,胡南参加了我党领导、以地方统战关系建立的湖北汤池农村合作社训练班的学习。就在这个训练班上,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胡南19岁。
1938年7月,胡南随家到了重庆,在新市区委领导下从事地下抗日宣传工作。同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胡南进了中央财经大学,就读于柏溪分校。作为革命的一颗种子,胡南受地下党沙磁区委的委派,在中央财经大学柏溪分校的地下党支部任党小组组长。当时的支部工作,主要是通过学校的学生救亡联合会,组织“柏溪剧社”、“歌咏队”、“宣传队”,在校内和附近的农村演出活报剧、教唱救亡歌曲。在这些活动中,胡南十分活跃,唱歌、演剧、讲演、写文章,她都是一把好手。同学们钦佩她的才能,推选她为中大女同学会会长。然而国民党特务们对胡南领导的女同学会早已视为眼中钉,不断借事端对她进行诽谤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采取卑鄙下流的手段故意找茬。胡南毫无畏惧,机警沉着地积极开展工作,后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秘密抓捕共产党员时,立即决定让胡南撤离中大。
1939年9月,胡南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学到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由于胡南时常活跃在同学们中间,复旦大学的很多女同学都认识和喜欢她。毕竟胡南年轻,她的革命热情似火,却缺乏斗争经验,当局很快又开始注意这位叫“胡永萱”的女学生。这年冬天至1940年春,蒋介石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胡南不得不撤离复旦大学,被调到《新华日报》研究室担任英文翻译工作。从此,她不再用“胡永萱”这个已被敌人注意的名字,而以“胡南”的名字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皖南事变”后,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中共南方局决定将《新华日报》的200多工作人员精减到80人左右。胡南属于被疏散隐蔽人员之一,后来组织又决定送她到延安。这对胡南来说是做梦都在想的好事。到延安后,她被分配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秘书。
这是一段难忘的革命生活。活泼可爱的胡南到延安后如鱼得水,像其他女同志一样,天天穿着一套灰色军装,到处唱啊跳啊,仿佛心中有说不尽的欢乐。到了冬天,她还在头上戴上一顶自己亲手用红毛线编织的帽子,显得比周围的女同志别致。能干好学和心地善良的她,真的太缺少斗争经验了。她的这些“小资情调”成了整党运动中的大问题。加上有人“揭发”她曾经参与的“南京学联”是“红旗特务”组织等,戴上这样骇人的大帽子,使这位未曾经历过严酷斗争锻炼的年轻共产党员,度过了无数个痛苦的不眠之夜。在长达一年多的审查中她受尽了委屈,不过这时的胡南则变得成熟和冷静得多了。她的革命意志比过去更加坚定和有韧性了。
1945年6月,党组织给胡南作出审查结论,否定了那些不实之词,这年,胡南27岁。
1945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时延安的胡南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团来到重庆,在邓颖超领导下从事妇女工作。
重新回到一别4年的山城重庆,胡南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因工作需要,她的服饰和打扮也不一样了,烫了发,常穿着绸缎旗袍,一副上流社会的时髦妇女形象。
胡南的突然回来,令她家人惊诧和不安,埋怨道:“你怎么又回到这个老虎窝里来?特务整天都在抓共产党,你回来不是送死吗?”
“怕什么,我额头上没有刻字。”胡南淡然一笑,又平静地再三叮咛家人:“我改名启芬了,记住,以后叫我胡启芬。”
党组织根据重庆地下斗争的需要,又因胡南学历高、英语好的条件,决定让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以求通过这个有宗教色彩的合法机构,广泛联系各界妇女群众。
在这个女青年会下有个妇女联谊会,地下党员李玉钿任理事长,这样胡南就和李玉钿以合法身份开展公开的和隐蔽的双重工作。胡南很快适应了变化的环境。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面貌出现在女青年会中。每星期一主持各部工作会议,会前领读《圣经》,然后讨论工作。牧师不在时,她带领工作人员作祈祷。人们以为她是教会大学出来的虔诚教徒,谁能想到她是无神论者,是共产党员呢。她代表女青年会出席重庆市政府召开的一些会议,从中获取有用的情报;她拜访女青年会的董事们,和一些上层妇女、社会名流们交往,显得练达、稳重而又高雅;她密切联系群众,深深植根于群体之中。她联系的妇女联合会理事长饶国模,还是红岩村的主人,曾经热情地支持过八路军办事处,对办事处派回重庆做地下工作的胡南,她也予以积极帮助。后来胡南还成了这位“红色女主人”的入党介绍人。
胡南在被捕之前,由刘国鋕介绍到其亲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公馆作家庭英语教师,并以此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她当时的真实身份是地下党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
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叛变后,胡南不顾自己的安危,多方通知同志们脱险。
1947年春担任中共重庆地下工委的妇委书记,1948年4月被捕。在渣滓洞“11·27”大屠杀前,狱外地下党收到一封日期为1949年11月21日,署名“吉祥”的信。信中希望党组织尽快实施营救计划。后因为敌人的大屠杀计划提前,营救才没有成功。而据查证,这封信为胡南所写。在狱中表现得十分英勇机智的胡南,于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
又值清明,烈士英魂早逝,却是容颜未改,我痴痴凝望着胡南的照片。胡南在中共代表团的时候,应是1945年12月,在邓颖超手下工作,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而这时,胡南也才27岁。胡南就义时31岁,正值人生大好年华!胡南在户主栏写下“周恩来”三个字的时候,一方面是机警聪慧,为防止身份暴露;另一方面还体现了胡南的毅然、果断和对党忠贞的坚决态度。胡南是自豪的,她是总理的女儿!胡南更是英勇伟大的,因为她还是党的女儿!
木兰今年的祭品是韵味深长的美文,又见木兰是文苑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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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乾坤大哥高标准地鼓励我,谢谢!抱拳!
问好老师,顺祝春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