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婆子是春节前被发现死在家里的，究竟是哪一天死的，谁也说不准。她儿子一家常年不在家，那座局部三层的乡村别墅成年地锁着门，她一个人住在路边的那间不足二十平米的车库里。那些日子，车库的卷帘门一直关着，与她住在一条巷子里的人都以为她出了门，腊月二十八的那天，儿子一家从外面回来才发现她死在铺上，还被老鼠啃掉半边脸和一只眼睛。
　　 二婆子娘家姓巩，这个姓我们这里极少见，因此，村里人只知道她年轻的时候叫翠云，不知道她姓什么。因为她的男人排行老二，背地里都叫她二婆子。她的老家在淮安那边，离这里有几百里远。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嫁到我们村的，那时，村里有一个比我大五岁的邻居家的儿子刚从部队退伍回来，一个家在淮安的战友替他介绍了这门亲事。我那个邻居姓高叫得财，因为在他前面还有个哥哥，他是老二，小名就叫二伙，又因为他到了十多岁时还光着屁股在巷子里跑，大家都叫他二侉子，我那时还小，喜欢跟在他后面疯玩，对他还挺崇拜，都是叫他二哥哥。高得财在我还上小学时就当了兵，听说还上过朝鲜战场。挺幸运的是那场战争结束后他又毫发未损地回到了祖国。他退伍时已经二十六七岁的老小伙子了，如果不是他的那个战友帮忙，还真不容易找到对象。
　　 高得财退伍回来时，他的父母都不在了，三年大饥荒时，老实巴交的父母一直没出去逃荒，因此都未能熬过那一劫。那时，他哥哥已经结婚多年，也刚从江西回来没几年，他们结婚后挨肩儿生了三个孩子，其中有两个是在江西生的。一家五口住在他家老屋里，那三间住了几代人的草屋也已残破不堪，那时连肚子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思顾到房子？因此，高得财从部队回来时，除了穿着一身军装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头衔别的就一无所有了。他将翠云带回来时，没地方蹲，就在哥哥家的堂屋里搭了张板铺，两个人睡到了一起就算成了家。翠云比得财小六岁，记得初来的那会儿白白胖胖的，像个瓷娃娃。好在那时候搭个土舍子也花不了多少钱，只要有力气。他的哥哥嫂子觉得当务之急必须帮他们先搭个小舍子，让他们搬出去，住在这里太不方便了，夜里动静大一点倒是还可以忍受，毕竟孩子们都熟睡了，就怕他们在白天里一些亲昵的动作会影响到孩子。
　　 人民公社那会儿，一年四季都没得个闲时，虽然上一天工只能得到几角钱的报酬，但还是要天天去混，否则连口粮、烧草都买不回来。因此，哥哥嫂子只能利用起早带晚的时间帮他搭舍子，白天舍不得歇工。好在高得财干起活儿来还挺泼皮，那时候在部队不是行军打仗就是搞建设搞生产，个个都能干，而且不怕吃苦。翠云是个乡下的姑娘,干活儿也还算利索，两个人夫唱妇女随地忙了二十多天，终于有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不过，那两间草盖的茅屋也算不上是个“家”，充其量只能算是个“窝”。四面墙全是用的是从人家旧屋上拆下来的旧土墼（苏北农村里的一种体积较大的土坯)砌起来的，南墙留了个小方洞就算是窗户，屋顶上没用一根木料，那时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只化了十元钱买了几根比撑船的篙子粗不了多少的小毛竹，上面胡乱地盖了一层稻草。唯一的一副屋门是用芦苇编成的芭门子。
　　 搬家前，他嫂子帮他泥了一个锅腔就算是他们用来烧饭的土灶。搬家的那天十分简便，基本没什么东西可搬，哥哥只给了他一副搁铺的床板、一张破旧不堪的书桌和一个缺了一条腿的小板儿饭桌。那张破书桌已经有了些年代了，听说还是当年奶奶的陪嫁，摇摇晃晃地不说，还少一个抽屉。将其安放在外间的北墙边就算是堂屋里的家神柜，高得财还特地花一角多钱买了一张毛主席画像贴在北墙上，才使得屋里有了一点“家”的感觉。那种专门用作家堂的毛主席像，两边还连着一副对联：“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全靠共产党”。他们用砌墙剩下的几块旧土墼在房间里搁了一张铺，说是房间，其实两间屋是通联的，并没有什么隔断。那张吃饭用的小桌子因为少一条腿，高得财不得不到供销社里买了一根锹柄栽上去，好在只有两个人，糊弄着也勉强能用。当然还要花一点钱添置一些锅碗瓢盆之类的物件，此时，高得财从部队带回来的不多的一点钱已全部用光了，那一年，我也跟大家庭分了家，和老伴还带着个孩子在他家草屋旁边搭了两间规格差不多的房子。后来我们做了几十年的邻居。
　　
　　 二
　　 记得我搬过去时正是酷署难耐的三伏天，他家早去了个把月。之前，他家因为没澡盆，高得财每晚都是在河里洗凉水澡，没看见翠云下过河，不知道她是怎么洗的澡。后来，我们家带去了一个澡盆，虽然也不是正儿八经的大澡桶，只是一个稍大些的圆木盆，但勉强能坐得下一个人洗热水澡。每当我们这边洗过了，翠云就过来借澡盆，以后习惯了，我家洗完后都将澡盆放到门外由她过来拿，不过高得财一次没用过。他说：“哪有在河里洗得痛快，还要烦神叨叨的烧热水。”
　　 我们都在一个队里上工，我是标准的“大劳力”，样样农活都拿得出手，虽然由于营养不良，那时只有一百二十来斤的体重，但力气还真不小，二百斤的担子搁的肩上能健步如飞。特别是我会罱泥，那时罱泥是一项按工效记工分的农活，每天能拿到二十多分工。在这方面，高得财不如我，他干农活算是半路上出家，不会罱泥，也没罱过。那时不会罱泥的男人是二等劳力，只能跟在半劳力后面做杂活，只能拿到罱泥的一半工分，有时连一半都拿不到。因此，一年做下来，我能挣到五千多工分，他只能挣三千多一点。翠云在妇女劳力当中还算得上是个大劳力，就是载秧栽得不如我们这里的女人快，可能是淮安那边水稻种植面积不大，平时栽得不多。不过，栽秧都是大兵团作战，水平差一点也能跟在后面滥竽充数，也不会去扣她的工分。
　　 第一年，队里年终决算时，我家除了扣去三个人口的口粮烧草钱还分得了五六十元现金，他家的工分钱刚好够买两个人的口粮烧草，没分到一分钱。第二年遇到了一场水灾，虽然对水稻的产量影响不是很大，但棉花田却被淹得绝了收，队里的工分单价每分工只有三分多钱，我家也没能分到一点余粮钱，他家反而成了“超支户”，那时，像我们这些刚从大家庭中分出来的小夫妻大都没搞过什么家庭副业，又不会养猪，顶多养几只生蛋的母鸡。队里分红拿不到钱，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没一点零花钱，更谈不上有钱去买点青菜、胡罗卜等副食品用来缓解粮食的不足了。因此，那一年是我的人生最低谷，高得财比我过得最更艰难，我毕竟还有父母、弟、妹的一个大家庭在旁边，多少能得到点济助，他家可是道道地地的孤军作战。
　　 我老伴的娘家也在本村，因为是农历八月里出生，小名叫桂贞子，她没上过学，谈不上有大名，“桂贞子”一直被人叫到现在，听说翠云在家中还上过一年多的小学，只是听她说学过的那几个字也差不多都还给了“先生”。因此，两个女人在一起倒并不缺乏共同语言，又是在一个生产队里，又是邻居，除了睡觉不在一起，其余时间基本形影不离，白天在一起上工，晚上在一个油灯下纳鞋底，也算得上是“闺蜜”了。我对得财仍然很敬重，还像小时候一样叫他二哥哥，不过对于他的处境我没能力帮他。
　　 那一年，两家的日子都过得特艰难，每人一天只有不足一斤的口粮“计划”，没钱买代食品，只能天天喝薄粥，那时每人有二分地自由地，可以种点粮弥补口粮的不足，但得财家两个人只有得财本人有自由地，翠云没有，据说是因为她的自由地“计划”还在她淮安的娘家，这里不能重复。因此他家的粮食老不够吃，到了月底分粮的前几天，就常常断炊。有的人家小夫妻带着两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小孩子也能分到一份口粮，家里的粮食就会宽松些，得财只有两个“大口”，都是大劳力，越吃不饱饭量就越大，记得那时他们两人一顿能喝一大锅子粥，比我家三口人喝得还多。我家的情况虽然稍微好一些，但也不是没断过炊，那时到了月底，队里都差不多有一半人家的米坛子见底。每当到了家里没有一粒米的那几天，都是得财拎着一个淘米箩儿，低声下气地跟人家借一点混一顿。我家是首当其冲，但也只借一两回，每回一斤米，而且一分了粮就还，也到他的哥哥家借过几回，后来他的嫂子不肯借给他了，说是有两回借了不曾还，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记得有一天实在借不到了，两个人还坚持跟大家一起上了一天工，中午人家放工回家都能喝上几碗粥，他们就上铺睡会儿觉，然后再上工。那天我罱泥，队长安排得财跟我拿船，拿船的活儿虽然没有罱泥费力气，但也要不停地撑船，一船泥罱满了也要同罱泥的人一起攉泥，那天他跟我说：“我对不起翠云，跟着我挨饿，我曾对她说过。‘你如果嫌这里苦，你就回去重找个人家吧’她不肯走，说：‘一女不配二夫，就是看上了你是个实在人才跟你的’。现在这种日子也不知道哪天是个尽头。”
　　 那一年，我的大女儿已经三岁，桂贞子又怀上了第二胎，翠云那年也怀了孕，而且两个人月份差不多，临产时已是深秋，在妇女上工的路上常常看到两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拿着镰刀匆匆忙忙地跟在一群人后面下田割稻。
　　
　　 三
　　 后来几年里，翠云接二连三地生了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农村的生育高峰期，因为三年经济困难期间农村不但没有孩子出生，还饿死了许多人，那时政府鼓励多生孩子，一开始对生孩子的妇女还有工分补助。按理说，他家有了三个孩子后能分到五口人的粮，粮食紧张的状况应该会得到缓解，不过，他家因为工分做不上来，年年超支，不但年终分配时拿不到一分钱，还要被队里将口粮卖到粮管所里去，让他自己拿钱去买，他没钱买时就将“计划”卖掉一些议价，再用卖粮的钱去买剩下来的粮，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叫“杀猫儿喂猫儿”，老小多的超支户那时大都是这样做。这样一来，粮食就仍然不够吃。又由于年年分不到钱，家里的零花钱就更紧张，有时养的两只老母鸡抱窝不生蛋，连买一盒火柴的二分钱都没有，每回烧饭时，翠云都是拿一个草把到我家灶膛里“过火”。为了节省一些点灯的油，晚上翠云大都是到我家油灯旁边“借光”为孩子们补衣服、纳鞋底。
　　 他家五口人，每年可以分到十丈多一点的布票，分布票对他家来说就等于是“分红”，因为一尺布票可以卖到二角钱，实在需要给孩子添件把衣服时就卖掉些布票，再用卖布票的钱买几尺花布。高得财从来没添过新衣服，他的那一身军装一直穿了好多年，黄色被洗成了灰白，上面还补了不少不同颜色的补丁，夏天，他都要打几个月的赤膊，只穿一条短裤头，烈日下也只披一块见方不足三尺的白粗布披肩，那块布，既能当上衣，下河洗澡时还能当毛巾。翠云在穿着上面的花费要比得财“奢侈”些，因为，年轻的妇女不能像男人那样打赤膊，在漫长的夏天里，她们至少每人要有两条可以换洗的短裤和两件短袖洋布上衣。我们那里都习惯将短裤叫“昆子”（昆字还应该有个衣旁），那种短裤较宽大，是可以单穿着干农活的，与现在的内衣是两码事，那时农村中的妇女还不知道什么是内衣。生过孩子的女人，穿的褂子旧一点破一点也不大要紧，唯独她们的昆子要结实，马虎不得，有时候在田里干活一不小心将旧昆子绷开了一条缝，就不得用手捂着屁股跑回家去换衣服。那样令人十分尴尬的事那些年时有发生，记得翠云就碰到过不止一次。那时，做昆子的布全是用的洋布（一种较薄的棉布），一是图价格便宜，只有三四角钱一尺，二是图热天穿在身上凉快，但不经穿，看起来还是好的，其实已经没得“身份”了，经不起折腾。
　　 翠云在这方面倒也不大在意，她的表现常常比别的妇女还要“侉”一些，她不但会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中旁若无人地给孩子喂奶，甚至晚上在外面纳凉时干脆光着上身，在皎洁的月光下，她的两个大白奶子常常让那些在一起纳凉的光棍汉们想入非非。为此，后来队里有人在背地里给她起了个诨名，叫她“侉婆子”，当着她的面就叫她“二婆子”，时间长了，她父母给她取的那个很好听的闺名就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三十岁还不到的她在远处看就像是一个老婆子了。那时有了两三个孩子的农村妇女大都是这样的，有一句俗话叫“蓬头赤脚领儿女”，她们短暂而苦涩的青春年华随着一个个孩子的降生很快就成了遥远的记忆。
　　 我当村支书的那些年，高得财被队里照顾安排到集体猪场上养猪，其实也说不上是照顾，活儿特别脏不说，还只能拿到一个半劳力的工分。只是活儿轻巧一些，能挤出一点时间来照看孩子，那几年，他家孩子的状况实在是惨不忍睹，最大的一个才六岁，一个四岁，一个两岁。他们夫妻二人上了工，家里就靠那个六岁的儿子带两个小的，有时负责带弟弟妹妹的“大人”只顾自己出去玩了，四岁的弟弟就跟着他，还不会走路的小妹就在床上哭得死去活来，有一次还被老鼠啃掉一个小脚趾头。高得财当了“猪倌”后，家里的情况就好得多了，他可以将那个最小的带到猪场里，上午该干的活儿干完了还能回到家里烧中饭，翠云从田里回来也就能吃到了一顿现成的。队里对他能做到这样人性化的安排，也算是仁至义尽了，那时对退伍回来的军人没什么特别照顾，只是到了旧历年底，村里会象征性地敲锣打鼓送几张年画和一张“光荣人家”给他们。像高得财这样的共产党员每年还要缴五角钱党费。这段时间里，虽然翠云做的工分比得财多，但得财却包揽了全部家务活，他不但会洗衣做饭，还会缝缝补补，当了几年兵的人大都会做些针线活，不过，人们一见到那种粗针大线就知道是出自男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