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个猪场，只养了十多头“长寿”猪，那时集体养的猪，大都是喂的粗糠和青饲料，一年到头不长肉，出栏的周期很长，年年亏损，其目的只是为了能得到一点猪粪作肥料。猪场里也只有高得财一个饲养员，没人管，特别“自由”，为此，高得财的这份“工作”还挺让人羡慕，甚至还有人妒忌他，捕风捉影地说他的坏话。有一次，生产队长向我反映：说有人看见他偷猪场里的精饲料烙饼给他儿子吃，我起初并不相信，就叫他先别声张，等我调查核实一下再说。我找得财个别谈话时，他承认确有其事。平时猪场并没有精饲料，那一回是因为有一头母猪下了崽，队里用五十斤大麦轧了些粗麦粉，为子防止被养猪的人拿回家去煮粥吃，送到猪场后，生产队里的会计还特地亲自动手掺了一些粗糠进去。我问他既然已经掺了粗糠怎么还能吃，他说：“实在没办法，那天家里又断了炊，孩子们在猪场哭闹得凶，就每人烙了一块饼给他们，其实那里面掺的糠不多，孩子们吃得还挺香，不过我向你保证，总共就那么一回，除了那一次，我可从来没往家里拿过一回东西，这事你可以再调查。”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也没要他在支部会上作检讨。那时我想，就是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英雄人物如果还活着，碰到高得财目前这种情况，也是难免会犯一点小错误的。
　　
　　 四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被调到公社工作，大女儿已经出了嫁，其余的几个孩子也都在外面上学，桂贞一个在家里种了五六亩承包田，到了农忙时还常常会得到得财夫妻的帮助，翠云替我家栽秧也从来不要桂贞还工。每年过春节时，我都叫得财写一份报告，替他找公社民政科争取二、三十元钱的困难补助。其实那时他已经算不上是困难户了，跟大多数农民一样，至少都能吃上饱钣。他家的三个孩子都没上多少年学，家里没有吃闲钣的，劳力多，除了种承包田还能搞点家庭副业，后来，国家对农村退伍军人还多少有了一点生活补助。因为两个儿子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他家还跟队里要了一块宅基地，新砌了三间简易的砖瓦房，接着又化了两千元钱为大儿子“买”了个贵州的媳妇。翠云还经常跟人说，她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如果不是赶上了计划生育让她做了结扎手术，后面还可能有两三个孩子，那样的话就更够他们折腾了。
　　 后来，他的大儿子分出去了，住进了新屋。没过几年，又将那两间住了二十多年草屋改建成瓦房，虽然砌的仍然是最简单那种平瓦空心墙，但却比原来的土屋宽敞明亮了许多。记得当年我和他做邻居时，他一家五口人在闷热的夏天里都是挤在一张不是太宽的板铺上，高得才常常通夜在露天外纳凉，庄子中间新建了一座水泥板桥，到下半夜时桥上还躺满了纳凉的人。那时没电，没办法，桥上面有点河风，蚊子也比在巷子里少一些。有一回听到翠云对桂贞说：“现在算是过上好日子了，不愁吃，不愁穿，住得又宽敞，每年还能余点钱为儿女们办事情，真想不到还能有今天。”
　　 又过了些年，我替桂贞在镇上找了份“工作”，在乡派出所食堂煮饭（那时公社又改成了乡政府），家里的承包田全部让得财家代种。那几年，他家靠种田还发了点小财，就是人也比在大集体时更辛苦了些。那时农业机械化才刚刚起步，只有耕田、灌溉和脱粒用上了机器，像收割、栽秧这些大宗农活都仍然靠原始的人工来完成。还有，那时每年都有河工任务下达到村，任务是按照承包田面积平摊下来的，不给工钱。他家田种得多，分的任务就大，得财每年冬天都要出去无偿地挑个把多月的河，他本来就算不上是个大劳力，个子不高，长得又单薄，现在又有了一把年纪，挑不动也只能硬撑着。不过，苦虽苦一点，种田的收入却不少，苦了几年，二儿子也结了婚，二媳妇是明媒正娶的本地人，当然花的钱也比娶大媳妇要多得多。
　　 正当形势越来越好的时候，高得财又经历了一场“劫难”。那年他的大孙女儿已经三岁，大媳妇又偷偷地怀上了二胎，秘密暴露后，不敢在家中久留，一抬脚就逃到贵州的娘家，大儿子送走了媳妇后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打工了。乡计生办的人就将高得财“抓”了起来，说是要跟他拿钱派人去贵州“抓逃”。他因为不肯出钱还吃了些拳脚。那天，我听到消息后，特地赶过去看他，他被关在计生办大楼楼梯下面的一个不足两平米的杂物间里，水泥地上只有一摊稻草，以前听说这间“禁闭室”里曾经将一个媳妇超生的老头关了一个多月。见到我时，他眼里噙着泪水，没跟我说一句话。我找到那个主任，我说：“你们千万别把当普通群众一样对待，当年他‘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时你们还都没出生。”我那时是乡里的中层干部，虽然“级别”要比那个主任高一些，但他那时手里有“尚方宝剑”，事关“国法”，不便多什么，那时计划生育可是个敏感的“雷区”，弄得不好会惹火烧身。每当到了吃饭的时候，桂贞都从食堂里盛一大碗饭送过去，只关了三天就放回去了。
　　 后来，媳妇在贵州给他生了个孙子，计生办要拆他大儿子的房子，我又帮他解了一次围。那回我直接找了分管计划生育的乡长，我说他那房子拆下来值不了几个钱，不如由我做他家的“工作”，让他一分不欠地将超生罚款缴上来。那时超生二胎的罚款标准虽然也只有三千元，但在那时可是个天文数字，差不多要卖一万好几千斤粮食。他的儿子出了一千，得财也出了一千，还差一千是我借给他的，过了二年也是得财还的。后来，翠云美滋滋地抱着孙子跟桂贞说：“受点儿罪，花掉些钱还是值得的，要不哪有孙子抱？”
　　 我退休的那年，得财查出了晚期肺癌。拖了不到一年便走了，最悲痛欲绝的当然是二婆子翠云。那年得财67岁，翠云刚过了60，其时，他的一切身后事都安排妥当了，就连最小的女儿也在前些年成了家生了孩子，他走之前最放心不下的也就是这个跟着他过了将近四十年贫苦日子的女人。再往前走，前途一片光明，满以为，人老了却苦尽甘来，还能会有一段好日子过，哪晓得，天不遂人愿。走的人苦，未亡人注定会更苦。
　　
　　 五
　　 我退休后，又和老伴从镇上搬回了村里，子女们都一个个地“飞”出去了，觉得留在镇上还不如回老家好，于是，我就将我家那三间虽然曾经重建过两次但现在又已经成了古董的老房子进行一次简单的装修，准备在老家终老天年。二婆子一个人也住在他家老房子里，离我家老屋只隔了两户人家，那两户人家常年锁着大门，人都在外面，只有到了过年过节时才会回来住几天。因此，二婆子每天都会到我家串会儿门，跟老伴谈会儿陈年往事。
　　 二婆子的大儿子是个瓦工，常年在大城市建筑工地上打工，大媳妇与她这个婆婆处得不好，说她前些年对老二照顾得多些，不大管他们，平时跟她很少往来，只有在外面上学的孙子回来时会过来看看奶奶。二儿子原来也跟他们住在老屋里，后来夫妻两个开了一条大船出去搞运输，这几年在外面混得还不错，前年还在村前的公路边上砌了一座别墅。不过，一家人常年在外，别墅也没人住，只是有时候二婆子会去将门打开通通风。大媳妇在家里还种着他家的五亩多承包田。现在种田不费力，大宗农活都是机械作业，一年到头干农活的日子没有打麻将的日子多。二儿子家的承包田原来都是得财老两口代种的，前几年，卖粮的钱全给二儿子，只要他贴一点肥料钱、机器耕作和收割的费用，为此，大媳妇经常向二老发牢骚，发狠要将她家的田也“请”他们“代种”。得财走后，二婆子也不种田了，正好那时开挖养蟹塘成风，给的转让费也挺诱人，连老两口的养老的口粮田都给人家挖了蟹塘，人家每亩田一年给一千二百元钱。因此，即使两个儿子都不养她，二婆子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她每年能拿到蟹塘上给的一千多元钱，还有千把元的基础养老金，她一年买四五百元钱的稻就足够吃了，自己在院子里再种些蔬菜，也算得上是“小康”生活了。有一次我听到她跟老伴唠叨说：“想起来，最苦的就是我家死鬼老头子，现在不愁吃穿，种田又不用出大力，国家既减免了农民的农业税，还不要农民出工挑河，如果他能多过几年，也能有点儿福享，听说现在对以前当过兵的人补贴又增加了，还听说对当年上朝鲜抗美援朝的人补贴还更多一些，一年能拿到好几千元钱。”老伴听她这么说就劝她：“别多想了，就来说去还是他命苦。”
　　 又过了二年，二婆子经人介绍，跟了一个附近镇上的老头，那个老头还是城镇户口，就是一辈子不曾有过正式工作，在菜场上摆摊卖菜，年纪跟高得财差不多，快70岁了，比二婆子大五六岁。老伴也刚走了二三年。过去的时候，他们还领了结婚证，挺正规地住到了一起。后来听说老头的几个儿女特别反对老爸的“花心”，坚决不肯让他将二婆子领到老屋里住，老头子一气之下就在菜场旁边租了一间房子断绝了与儿女们的来往，一开始，老两口还算恩恩爱爱，二婆子有时也在菜场上帮老头看看摊子，我和老伴去镇上时，看到她养得白白净净的，好像比以前还年青了些，老伴很为她高兴，跟我说：“想不到她的‘命’还不丑，还能享到点儿老福。”
　　 二婆子这边的女儿嫁得比较远，是她自己作主将女儿嫁给淮安她的一个娘家侄子的，听到妈妈又嫁了人，也特地回来看过一次，看到那老头人还不错，觉得这样挺好，妈妈有个依靠也省了儿女们的心。两个儿子也并不反对妈妈重新组织家庭，他们都认为有两个老人在一起相互照顾着总比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老屋好，不过两个媳妇可不这么认为，她们总觉得婆婆这样做是丢了儿女们的脸，说了许多难听的话，说村里有个四十多岁时就守了寡的女人，到现在都正正经经规规矩矩的，她六十出了头的人还“老作骚”、“熬不住”。因此，二婆子跟了人后难得回来一次，这边也没什么值得她挂念的，大媳妇又不搭理她。后来过了一年，二媳妇将闲着的老屋又卖给了人家，那房子原来分家时就是分给老二的，现在没人住了卖掉倒也无可厚非，就是二婆子回来时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让房子时的那天，二婆子回来收拾东西时还在我家吃了一顿饭。
　　 哪知道好景不长，只过了二年多一点，她又被那个老头子用三轮车送了回来，说是人家不要她了，又跟她办过了离婚手续。她私下里告诉我老伴说：“老头子拗不过他的儿女们，日子没法过，特别是他家的那个女儿，简直就是个泼妇，连老头子上她妈的坟都不允许，说他没资格去见她的妈妈，有时候还常常上门闹事，骂的那些话可难听了，说我是‘卖老逼’，图的就是她老爸有几个钱。不过我如果死皮赖脸地不走，他们也没办法，毕竟我和老头子是双方自愿的合法夫妻，就是有点不忍心看到老头子天天受那种窝囊气。我走了他也能过几天安静的日子，于是我们就和和平平地分了手。”老伴问她：“老头子曾给一些钱把你？”她说：“他要给我五千元钱，我没肯要他的，我寻思，如果真的要了，不就成了‘卖’那个了吗？再说，我也不需要那笔钱，我一个人能吃多少用多少？”
　　 她回来后，碰到的最大问题是没处住。大媳妇那里绝对去不了，因为他家早就分出去了。按理说应该住到二儿子家，因为老房子是她家卖掉的，虽说那房子是分给他家的，但总应该等老人归了天才能处理，那天，二儿子家里的人都不在家，在外面搞运输的人家只要到了逢年过节才会回来住几天。二婆子身上有那所别墅的钥匙，别墅西边有一间独立的车库，南面对着公路装的卷帘门，北边对着天井还有一扇小门，因为还没有置办汔车，那间屋一直闲着，只放了些杂物。二婆子想：“我住在那间房子里不大影响得到他们，平时还能帮他们看看家。”房间里有一张老式床，记得还是二十多年前，得财把院子里的一棵长了七八年的苦楝树砍下来请本村的一个老木匠打的。她想，卖房子时老二没把这件老古董扔掉或许是给她留着后路的。她就这样住下来了，只占用了这一间车库和旁边的厨房，正屋的门仍然锁着。
　　
　　 六
　　 哪晓得二婆子估计错了，二儿子和二媳妇根本就没想到她还会回来，如果他们常年在家的话，那张老床早就成了烧锅的柴禾了。二媳妇听到了消息后，特地从苏南赶了回来，一回来就跟她吵了一架，说了许多难听的话，说她丢尽了高家的脸，怎么还有“逼”脸回来，说什么都不让她住在家里，骂骂咧咧地还动了手，先是将她的东西往门前的公路上扔，后来还将她往外推，二婆子知道，杠桑（方言吵嘴）她不是媳妇的对手，管她怎样数落都不还嘴，只是要将她往外推时，她死死抓住门框不松手，她如果被赶出去就真的无家可归了。后来二媳妇用了蛮力，趁她不注意时用力一推，将她重重地推倒在门外的公路上。这一跤跌得可不轻，竟然让她瘫倒在地爬不起来了。
　　 闹到这种地步，在旁边围观的人再也看不下去了，都纷纷指责二媳妇蛮不讲理，有人将庄上的支书也叫过来了。此时大家已经发现二婆子真的是摔伤了，拉不起来，说有一边大脚根子不能动不能碰，于是支书就下令叫那个泼妇找车子送她婆婆上医院。去医院时我老伴也跟去了，拍片检查后得出结论是一侧股骨骨折，必须住院做手术用钢板固定。这时，二媳妇才傻了眼，她跟我老伴说：“婶，要不先回去，等我打电话与她两个儿子商量一下再说”，回来后，不知道她有没有跟她的男人联系，也不知道商量出一个什么结果，只是第二天早上发现，肇事者不辞而别去了苏南，想不到竟然逃之夭夭了。我老伴过去时，只看到二婆子一个在铺上疼得哼声不绝。后来我替她给她淮安那边的女儿打了个电话。女儿还算有点孝心，听到消息后随即就赶了过来，将妈妈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