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日，我又踏上老家的山园。穿行在茂草密林间，每年每次来，似乎都有往复的感觉：熟悉而又陌生，陌生而又亲切。亲切的，是那里安放着先祖的魂灵，弥漫着昔日的温情与记忆。而草木的自由繁衍，芃芃郁郁，总能使人惊异，刮目相看。
　　 山园不大亦不小，只是从没丈量过，目估约五六亩，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园子四周垒了隔断，我们这儿通称隔子，隔子上长满了粗粗细细的杂树，看上去就像栅栏似的严密防护着。在我们江淮丘陵地带，地貌多为波状起伏的岗地和河谷平原，其间连绵的山与孤立的山，也不少。我们家的山园，就横卧在一座叫鼓山的南麓。所以称“我们家”，是因为山园并非我一户所有，而是自祖父以后，为一个大家族所共有。
　　 在自耕农时代，农家要是有了水田，有了菜园，再有了山地，那日子便踏实而少忧了，纵是旱灾或水患肆虐，愁苦也会减轻许多。我家就是例证。不过，我家不是男耕女织的模式，父亲在城里工作，吃公粮，拿薪水，惟母亲俯向大地，躬耕土壤，循着二十四个节气，把足迹一串串撒在水田、菜园和山地。
　　 论起山地，在吾乡，只有造成一定规模，并掘土或叠石把它围起来，才可称作园子。自古山园无定式，功用想做什么，但凭园主赋予什么。我们家的山园，可不是赏小梅的那种，里面辟了几块耕地，通常种着红薯、芝麻、高粱、荞麦和南瓜，余下的荒地及四围的隔子，长年疯长的草、荆棘和灌木，源源地供给着袅袅炊烟，当然还有可供盖屋打家具的硕树良材……
　　 好像在我记事的时候，乡邻们就已习惯把我们家的山园称为“老园子”，自然，我们也乐得叫老园子。既然园子前面加个老字，说明园子不年轻，就像人一样上了岁数。的确，园子是上岁数了，算算到今乙未年，恰逢花甲重开，可谓道地的老寿星。回望园子的过往历程，我惊奇地发现，园子的盛衰存亡，似乎跟家人、家族和时代的命运有着隐秘的相连，翻开园子的历史，从中也可以照见家人、家族和时代的影子。园子，其实是一本无字书 ，只是我很晚才读懂它。
　　 我现在所说的老家，是按籍贯定义而言的，即是出生时祖父的居住地。上溯到曾祖，则老家的内涵变了。曾祖居住的村子是以姓冠名的青蒲葛，位于县城东郊，距离鼓山南麓十来里，那儿才是祖父的老家。祖父何以别亲离族，迁徙远居？原因很简单，邻里不睦，屡屡争吵过后气不过，脑子一热，跺跺脚，作出了惹不起还躲不起的逃避选择。我就想，彼时的族长干啥去了，为什么不出面阻止乃至责罚他呢？又转念，倘若当初没了这个迁徙的决断，那便没了这所山园，当然也就没有我的存在。由此知晓了祖父的脾性，并从我们这些后代身上得到了一脉相承的印证。基因的力量可谓大矣。
　　 祖父是甲午战争那一年迁徙的。那年他20岁，年轻力壮，包包叠叠，一担家什独自挑到了鼓山南麓，于一个叫倪洼的小村子落下定居。推想当年落下脚，应是先筑屋，再垦田（或租耕），然后乘着农闲，甩开?头，刨土辟园，垒隔子，栽松苗。好在，村子就只几户人家，偌大的荒坡野地无主，谁力气大，谁都可以挥汗圈地，就像迁徙无需手续，开荒筑园，也不用办证。待到生产生活一应稳定下来，便如千千万万的农户一样，散散淡淡，击壤而歌，过起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烟火日子。接下来，娶妇成家，再接下来，挨肩有了我父辈六个兄弟姐妹。
　　 底层草根其实也有这样那样的梦想，只是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背景下，祖父的全部希望和寄托，皆倾心倾力深扎于穰穰的土地。在他心中，土地就是希望，就是梦想，就是命根子。山地和水田一样，都如命一般宝贵。这也不假。年年岁岁，山园和田园、菜园搭帮，出产的庄稼、果蔬、草木，帮衬着一家生计。
　　 时光如风，飒飒而过。祖父亲手植下的油松一天天高了、粗了，祖父也一天天衰了、老了。终于，山园不只是他生前的衣食来源之地，也成了他身后的安息之所。他第一个进了园子，永久躺下来守护，于是山园便有了庄严的氏族标记。
　　 祖父离世二十多年后，我才来到人间，所以对这位宗祖没有印象，非但无从面对接触，就连一张照片也未能留下见识见识。惟有这所山园，和山园里的那座坟茔，让我脑子里确立了祖父的概念。祖父独居异乡，白手起家本已不易，又累于膝下丁口繁多，所以一生积攒甚微，既无玉堂华屋，又无黄白之物，遗下的十数亩田产，解放土改时都归了公，惟这所老园子，传奇般地至今依然偎在我们家族的怀抱。这真是莫大的造化。
　　 岔远了，还说从前。祖父在世时，山园的修剪管护由他主理，作古之后，这个担子便自然落到儿子们的肩头。可四个儿子，前三个均在县城澡堂工作，顶多一礼拜回乡一趟，能朝园子望一眼已是难得，后一个因国民政府“三抽一五抽二”，被抽丁到异地当兵去了，影子飘忽。剩下的妇人和孩童，一般是不当家也不能理事的，能做的只是帮手而已。如此一来，山园便处于似管非管，实则放任无管的状态。
　　 无人管，天管。那些年，山园仿佛回到了本真，无遮无掩地释放着自然的力，草儿一年比一年的茂，野花一年比一年的盛，而且得益于风的吹送、鸟的传播，园子里增添了许多新生的树苗。尤其是，隔子和隔子边缘，祖父亲手植的油松，一个个长得高大挺拔，直刺云天，老远就招人眼目。这使我想到了万法自然观，想到了原始森林何以成为原始森林，想到了友人盆养君子兰，天天围着它，或施肥或浇水或松土，结果一天天发黄往萎里去，失望之下遂弃置于室外窗台不管它，却不觉几个月后偶然发现，君子兰焕发了青春，长势出奇的好，一时惊喜莫名。由此教人明白，万物有道，过犹不及，有时放任不管其实也是一种管。
　　 人也是广义的物，而人却不能那样完全放任不管。人需要一定的理性的藩篱围着，需要一根无形的绳子牵引着，脱了藩篱，脱了绳子，人很容易迷失，滑入偏道。祖父离世后，族长式的家教管束随之终结。藩篱塌了，绳子断了，第一个挣脱出去的“自由人”，很快摔得鼻青脸肿。他是大伯的长子，滑入赌场，嗜赌成性，输完了余钱，卖完了家当，以致妻儿断炊饥寒，哀嚎不止。这还在其次，可怕的是债主们提着刀追上门来讨债，人都不敢正常呆在家里，一有动静便四处躲藏。父辈们焦心如焚，遂聚在一起开碰头会。商议的法子，筹钱，先买安保命。可是大家的日子都紧巴巴的，手头都不宽裕，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思来想去，没奈何，于是众人的目光一致投向了山园。
　　 山园里耸立的一株株参天大树，便是法子。父辈们特许大伯的长子，砍树卖钱，还债；同时讲定，还完债，马上收手，不准再砍树。
　　 这是建园四十多年来的第一次采伐。到底砍了多少树，还了多少债，不清楚，也无必要搞清楚。家道衰落，殃及旁物。初信。祖父是望不到这一幕了，冥冥中，不知是忧伤，还是欣慰。
　　 我忽然觉得有点奇怪，山园没人管了，而那些成材的硕树，族人们却没忘着惦记。非但族人惦记，就连族外形形色色的人也都早已伸长脖子，瞥了又瞥。终于，我恍然明白，这些硕大的油松，还有野生的棠梨、黄檀、朴树、栎树、乌桕、枫香，可不是大匠眼里不屑的樗，它们是有用的物、上乘的物。物壮而衰。物，一旦被人惦记，祸就伏在其中了。
　　 1942年暮春，一个罹遭劫难的日子，一个恨彻入骨的日子。我家门前忽然出现十几个全副武装的日本鬼子，他们是由汉奸领着来的，身后还跟着十几个带着斧锯绳索的民夫。汉奸宣告来意，要砍我们家园子里的树，给皇军修碉堡。言毕，不容商量，不容抗辩，一帮人扭头就上了山，进了园子，顷刻间，那些他们相中的大树，纷纷倒在了淫威之下。
　　 家族的人是不准跟上山的，更不准阻拦，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只能饮恨含辱，远远地偷眼瞄一瞄，敢怒而不敢言。鬼子胃口饕餮，不止砍我们家的树，还越过园界，盯上程姓家族的一株巨大的松树。那株巨树堪称鼓山南麓的树王，笔挺挺的有近三十丈高，曾经有客商愿出30石大米换程家的树，程家都不愿意。不料，现在连一声招呼都没得到，就被鬼子轻易地虏去，为此程家主人伏在地上哭得晕死过去。有什么法子呢？强盗蛇蝎心肠，从来是不同情眼泪的。
　　 在我眼里，老园子就是家族故土的一枚印章，钤在鼓山南麓，也钤在我们族人的心扉。那时父亲在城里上班，惟母亲带着孩子在家。一旁是端着枪的鬼子，一旁是汉奸翻译、走狗甲长，年轻的母亲被逼无奈，宰了3只鸡，又东挪西凑，做了3桌饭菜。鬼子很“鬼”，饭菜摆上桌了，也都落了座，但鬼子就是不动筷子。他们一个个把枪抱在怀里，狐疑的目光像探雷似的，来来回回扫视着饭菜，惟恐里面投毒。俄而叽里呱啦几声，翻译领会，招手叫来我9岁的大哥和4岁的二哥，鬼子将每个菜都搛一点，逼我两个哥哥先尝。尝过了，好一会，见没异常反应，鬼子们这才开吃。
　　 饭饱茶足后，他们将伐倒的树，丢枝去叶，拖到河下装入木船，运往淮南线巢县铁路段五桥据点。五桥距我老家八九里，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去位于五桥旁边的姨妈家拜年，还见到已成残垣断壁的碉堡遗迹。
　　 日本鬼子是可恨的，同样可恨的还有那些叛逆的汉奸走狗。中国的抗日战争之所以那么艰难，小鬼子之所以那么狂妄而容易得手，其中汉奸的胳膊肘子往外拐，不能不说是因素之一。
　　 就说我们家园子里的树吧，如不是汉奸提供信息并且引路，距离这么远的偏僻地方，鬼子怎么知道？再有，我母亲是四房媳妇中的领头羊，在男人们都不在家的日子，族里的事务一般都由她料理，鬼子如何得知这个内情而直扑我家的？不是知情的汉奸报告，焉能是谁。
　　 再说鬼子将砍伐的树运走后没两天，那个引路的汉奸又想讨好鬼子，打着皇军的旗号，耀武扬威地再次来临，沿村喊话，拿腔拿调，命令村人把拾取的原来丢弃的树枝，统统送到五桥据点给皇军做柴火。并威胁说，如不把柴火送去，惹怒了皇军来扫荡，刺啦刺啦的，他可不管。族里胆小的闻之，惶恐得不知如何是好，——因父辈们在城里上班回不来，都把我母亲当主心骨来找她商量。
　　 我母亲属牛，脾性像牛一样倔强，吃软不吃硬，有主见，心肠热，而且泼泼辣辣，能说会道，在族里颇有威信。这时候，早已气愤填膺、按捺不住的母亲，挺身站出来，挨户告诉大家，汉奸再来讨要，就说树枝都归我了，天大的事我一人担着，要杀要剐我不怕，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果然，转天，那个汉奸真的又来催促了。我母亲迎上去，终于爆发了，爆发出少有的勇气和怒气，眼瞪着他，手指着他，又吼又斥，辛辣的话语就像出膛的机枪子弹，哒哒哒地扫向他，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慑于我母亲的正气，或许也被骂醒了良知，汉奸直愣愣地木在那里，欲说无语，一会儿低着头转身走了，从此再也没来催要过，当然鬼子也没来扫荡过。
　　 树被砍了，骂也骂了，回身看园子，园子里一片狼藉，裸露的树墩似乎都在流血。愤怒于事无补，哀伤也是枉然。惟有自个儿舔舔伤口，起身来补救。补救即是补栽。由二伯父托人买来几捆树苗，族里能干活的都带上工具，上园子一齐动手，打宕、植苗、覆土、浇水，仿佛把一个家族的爱与恨全都种了下去。随后没几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园子否极泰来，直到文革前二十余年间，无惊无扰，平平安安，慢慢恢复了元气。
　　 我有时想，自然里的物，似乎也像人一样潜具灵性。这是不是天人合一那样高深道理的具象，我也说不清。但看我们家的山园和山园里的草草木木，它们的命运即如人的悲喜歌哭，由不着自己完全掌控。比如劫难，人每每躲避不掉，草木也往往在劫难逃。
　　 文革爆发后，红色风暴席卷大地，集体主义耕作方式空前强化，改天换地的口号响彻云霄。人们学着样板，开山筑田，毁林造地，一派轰轰烈烈。在此洗礼下，鼓山上的狼走了，兔子逃了，猫头鹰也杳无踪影了。而我们家的老园子——山园，也仿佛只剩下一副骨架，瘦伶伶的没有多少血肉。那些蓁蓁的树木，日渐化成集体的农具，化作防汛的桩，化为仓舍的椽，甚至化为炉膛里的烈焰，如此几年的工夫，老园子便稀稀疏疏，犹如老翁秃顶上所剩无几的毛。
　　 那时生态的观念尚未受孕成胎，人们与天斗与地斗，斗得山枯水黄，尘土飞扬。而锅碗瓢盆叮当的日子，却年年见不到起色。社员们劳动之余炊爨，清水煮白菜的苦寒可以免为下咽，可燃料的匮乏却不能不为之发愁。队里的稻草、麦秸多半用作饲料和肥料，少得可怜的分成无异于杯水车薪，又不像城里那样享有煤炭月供，所以大家只好上山，起早摸黑地上山。先是用镰刀割草，草割不到了，改用耙子耙草，草耙不到了，再用铲子铲草皮。想想，草根都没了，岂能容树苗存身。山，就这样一天天变得寸纱不掩，裸露殆尽。
　　 我们家的老园子，自然也逃不了厄运。下手的人很多，其中，下手狠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二妈。她几乎每天都拖着一只筐子，蹲在园子里，握把铲刀不停地铲呀铲，铲得园子皮开肉绽，斑斑驳驳。再一个就是我自己。少年的我，不铲草皮，也不砍树，而是挖树墩。不论是枯死的树墩，还是已抽出新枝的树墩，只要一见着，挥开镐头就去刨，刨开土层露出根系，再用斧头猛斫，等到根根系系都收拾尽了，牙一咬，力一攒，便将树墩从坑里起出来。挖完自家园子的树墩，我像上瘾似的，不歇手，又撒开腿，漫山遍野地四处搜寻，无休无止地去掘，去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