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深秋了，是雏菊开花的季节，也是我最思念父亲母亲的时候。雨已经连续下了好几天，天不见有转晴的迹象，到处是积水的大地，就像我此刻站在双亲墓前的心情一样，被深深浸透着。
　　 父亲面容慈祥，稳重幽默，才华横溢，吹拉弹唱样样都会。他生前对我的轻声教诲仿佛一直响在耳边；母亲生前的样子，目光柔和，皮肤白晰，性格文静，美丽优雅，她的音容笑貌深深铭刻在我心中。
　　 “爸爸妈妈，我来看你们了！”我和往常一样边念叨边把一束雏菊放在墓碑前。
　　 一阵阵强劲有力的风夹着雨吹打来，雏菊只是在风雨中频频摇晃着淡紫色、白色和黄色的小花朵，丝毫没有倒下的意思。看着雏菊，手抚雨水中那坚硬的墓碑，我的眼前再次浮现起爸爸妈妈慈爱的微笑。
　　 他们在抗日战争的烈焰中并肩战斗，相识、相爱、结婚，一路掺扶着走来的那些断断续续的青春故事，象电影一样，一幕幕活了起来，一种既温馨美好又心酸悲壮的感觉油然袭上心头......
　　
　　 －、“大小姐”去当八路军
　　
　　 我的母亲叫张家蕙，1920年1月7日出生于湖南宁乡檀木桥绅士张子珩家，我的亲外婆叫曾纪葵，湖南湘乡(现为双峰)县曾氏本家女儿。母亲是外公张子珩和曾纪葵生下的唯一孩子，家中大女儿。后来纪葵外婆因病不能再生育，虽很不舍子珩,还是主动离开了丈夫。
　　 1935年10月，日寇的铁蹄已经践踏了我东北广袤的土地，并向华北进犯。北上抗日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那年，张子珩和他再婚的妻子彭利华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张子珩的公开身份是湖南湘西国民政府的县长，公开成分是地主。受曾希圣同志的领导和单线联系，潜伏在国民政府内部，秘密从事搜集情报和保护共产党员的工作。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遵照我党隐蔽战线斗争的严格纪律，张子珩和彭利华一直瞒着女儿。时年15岁的母亲在家倒是养尊处优，完全不知道外公外婆的真实身份。在外婆的鼓励下，性格文静柔弱的母亲走出宁乡檀木桥的深闺，就读于长沙周南女子中学。
　　 周南女子中学由著名革命教育家朱剑凡于1905年毁家兴办，校名秉承《诗经·周南》义旨，始称周南女校。“诚朴、健美、笃学、奋进”是学校百年来形成的周南精神。周南女校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英才，杨开慧、向警予、蔡畅、丁玲、廖静文等一大批社会精英早年都曾在这里就读，学校声誉享誉海内外。现为长沙市周南中学。
　　 走出家门，让母亲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深深感受到民族被蹂躏的危机。母亲在周南女校接近和认识了许多民主进步人士，和他们一起参加声援“一.二九“学生运动等抗日救亡运动，并和杨展（杨开慧侄女）、廖静文等同学结为好友。
　　 1937年“7.7”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的烽火烧到了家门口，17岁的母亲更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活动。1938年1月秘密成立中共周南女校党支部时，和母亲同岁的杨展是第一任支部书记。她发现张家蕙也是个热血青年，就积极接近她,讲革命及共产主义的道理，使我母亲找到人生的奋斗目标，自愿申请入党。不久经杨展介绍，母亲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夏天，日本兵逼近长沙，国难当头，学校已经不能正常上课。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口号感召下，全国许多热血青年都奔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
　　 得知此消息，母亲心潮澎湃，当即就下决心：“只有保住国家才能保住小家。此刻日寇来侵略了，我不能只顾自己享乐！”她怀揣着希望，悄悄跑去找杨展、廖静文等同学，进一步商量如何秘密去延安之事。不料，廖静文家的人突然带人闯进来，把静文给拖走了，不准她去冒这个险。
　　 在一夜的辗转难眠之后，第二天天一亮，母亲就早早来到和杨展、廖静文等同学约好的地方。可她们左等右等还是没能把静文等来，怕误行程，只好决定先走。
　　 她们必须从湘江坐船去武汉，再找周南女校的老教师、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同志开介绍信，才能去延安。一出校门，母亲被一个中年车夫拦住，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外公改变主意派人来抓她回去的，可再一听，车夫悄悄对她们说：“到江边吧？顺路，免费拉你们一程。”母亲高兴极了，一回头，母亲看见了外公外婆，他们正用关切的目光目送着这几个勇敢奔赴延安的女孩子，那车夫实际就是外公委托的，外公外婆以默许的态度暗中支持我母亲去延安。
　　 母亲快速转回脸来，不敢再看他们一眼，义无返顾地踏上了北上抗日的艰难路程。
　　 她们从长沙到达武汉，一路上得知日本鬼子打进中原，卢沟桥失守等消息，很是气愤，恨不得自己有双翅膀，立刻飞到抗日的前线去！到达武汉的当天，就找到了徐特立同志。虽然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但国民党仍然对去延安学习的进步青年百般阻拦，查禁很严。徐特立同志为她们开了通往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证明后，母亲她们千方百计躲避敌人搜捕，白天躲起来睡觉，夜里赶路，秘密奔赴延安。
　　 经过7月到9月三个月千辛万苦的辗转奔波，杨展和我母亲等周南女校同学，终于在1938年秋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母亲张家蕙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分配到总校五大队女生队，正式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杨展去了陕北公学。
　　 1941年，杨展在一次随八路军部队参加反”扫荡”时，不慎坠崖牺牲，为抗日胜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母亲得知这个噩耗，悲痛万分。她一生都在默默纪念自己的好同学、革命领路人、入党介绍人杨展。
　　 年轻时代的母亲皮肤嫩白,长相佼好，在长沙周南女校就读时，偶尔有时随当县长的外公出席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曾引起一些国民党高官的注意和倾慕。但是母亲断然离开了那个也许能当官太太享清福的环境，走上了艰苦危险的革命道路。
　　 她的命运从此转折，就像一滴水融入了抗击日寇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斗争洪流。
　　
　　 二、富家女与“泥腿子”擦出了火花
　　
　　 到延安后，母亲和大批爱国青年一起，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工作、学习、战斗、成长。那时抗大正赶上建校初期，条件十分艰苦，生活又很紧张，不论是谁，都要自己挖窑洞、背粮、担柴，还经常要转移、行军、打仗。母亲从富裕家庭走出,从不习惯到习惯，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抗大的生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象一座革命的大熔炉，又是一个团结和谐的革命大家庭。
　　 如女学员里有不少人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投身抗日的人，男学员们就打趣，说女学员们挖的窑洞是“小姐窑洞”。后来参加边区大生产，男女战士都在遍地茅草和荆棘的山坡上开荒，手上打了血泡，脸上被坟虫叮咬得起泡、化脓、流水，母亲却依旧越干越欢。因为她在革命的队伍里找到了希望，找到了快乐。找到了理想，也找到了爱情。
　　 抗大的生活很艰苦，部队后勤发给战士们的布鞋都是老乡们做出来的，数量很少，很宝贵。一些农村出来的同志为了省鞋子，经常光脚或穿草鞋走路，可是母亲就难了。她从来没有光过脚，鞋总是穿在脚上，就坏得很快。有一次，部队接到马上转移命令，路上母亲的鞋子烂得不能再穿了，丢掉鞋光着脚跟着部队行军，不一会儿，她脚就被石头扎破流血，疼痛难忍。
　　 眼看就要掉队了，一个只比她大两岁的好心男同志，见状二话没说，把自己省下的一双新鞋送给了母亲穿。这下解决了大问题。母亲忙说“谢谢！”只见那位眉目清秀、圆脸敦实、操着一口浓重皖西口音的小伙子腼腆地冲她笑笑：“同志，可别这么客气呀！”
　　 出于感激，母亲向旁边老同志打听了下。一问才知，这个安徽小伙子叫徐厚添，已改名叫徐兴华。老同志笑着说：“别看徐兴华是刚满二十的毛头小子，可是经历过大别山反‘围剿’和长征锻炼的老兵了！人家是去年组织上安排到咱们抗大五大队工作的，以前还是我们抗大总校直属队指导员，曾经在毛主席、朱老总和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身边工作过呢！”
　　 “老兵就是觉悟高！”母亲心生敬佩，不由得称赞了徐兴华一句。女学生兵说者无意，倒引起这位老同志一路走一路滔滔不绝的夸着：“徐指导员就爱帮助别人，在行军路上，他总是乐意帮助体弱的同志扛枪、背背包，有时候部队过河，他一次次来回帮助别的同志安全过河。有一次，他连累带饿，竟然昏倒在行军的路上。这回送你一双鞋，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件小事呀！”
　　 母亲笑了，又回头看了队伍后面的徐兴华一眼。那老同志又添油加醋：“哎呀，这可是个好人哪！”听到这儿，十八岁的母亲头一次脸上泛起红晕，心里涌出一股暖流。
　　 1938年11月,日本侵华日军开始派出飞机向延安轰炸,抗大执行着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冒着战火坚持学习和训练。男女八路军抗日的青春激情猛烈燃烧着，与此同时，一朵朵爱情之花也悄悄地、顽强地绽放着。
　　 不久后的一天，听说母亲所在的抗大总校五大队新来的宣传股长要给大家讲话，没想到这个宣传股长就是徐兴华。年轻的宣传股长书生气挺重的，一见到女同志就脸红，显得很难为情，念材料时总把纸举在眼前，都快贴到脸上了，这个动作让女生们吃吃地笑个不停。可坐在下面的母亲没敢笑，因为她怕徐兴华作完报告会离开女生队，心里担心很难经常看到他。
　　 一段时间里，母亲暗中细心观察着徐兴华：他，经过长征锻炼、二十岁上下的的老红军战士，一副胖瘦适中的身板，一身整洁的八路军军装，一口流利的作报告口才，一笔清秀的小楷字。在五大队里，他经常指挥指战员们唱歌，还会写文章、出板报、编歌谣、吹笛子、拉二胡，他身上自然散发着一种认真诚实、热情厚道的文化人味道......怪不得徐兴华这个“泥腿子”被战友们戏称为“知识分子”呢。
　　 长沙周南女校学生出身的大家闺秀张家蕙一颗高傲的心，不由自主地向一个放牛娃出身的战友靠近，靠近。
　　 有人看出了端倪，组织上就牵线搭桥，作主让母亲和徐兴华“交个朋友”。当时还有另一位女学员也在暗中追求徐兴华。爱情是自私的，母亲愿意托付终身以兴华，决定主动出击了。
　　 又是一天晚饭时，母亲在食堂里等待徐兴华，左等右等也不见他来，于是就大着胆子找到他的住处。原来兴华因得重感冒、发高烧躺在床上不能动。这时突然一架日本敌机飞来轰炸，一颗炸弹落下，抗大几间校舍顿时被摧毁，也燃着了徐兴华住的房子！母亲见状，不顾危险，赶紧连背带搀，弄起七尺高的徐兴华就往外冲，直到安全地带。
　　 那几天，母亲关心着兴华，直到他病好。徐兴华不是不知道张家蕙的心思，他非常感激家蕙的救命之恩，也从内心喜欢这个美丽的女学生兵，但他也是很有顾虑的，担心自己不能给张家蕙这样的好姑娘带来幸福。
　　 母亲没想到，她对兴华的勇敢救助和精心照料，开始换来的却是兴华一句话冷冰冰的话：“我俩就作普通战友吧，不能交朋友！”母亲痛苦地质问：“为什么！”兴华沉思片刻说：“我是个贫困农民家庭出身的苦孩子。四、五岁就跟着爷爷奶奶乞讨要饭，七岁起给地主放牛，还给瞎子带路，经常挨打受骂、挨饿受气，没文化，就在老家读过《三字经》、《百家姓》。1932年我十三岁那年，是受《国际歌》影响，坚决报名参加了红军，才有今天。可你，是位富家大小姐出身的大城市学生，我，怎么能配得上你呢？......”
　　 “兴华同志，我不是也爱唱《国际歌》，也在接受革命锻炼吗？出身不能选择，可是走什么路自己可以选择呀！这不是理由，除非，你心里有别的女人！”母亲一番掏心窝子的话一出口，顿时空气像凝聚了般安静，两个人只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
　　 “我喜欢你，我们以后会幸福的！”家蕙不知道哪来的胆子，竟然向心上人发起了“凌厉爱情攻势”，她的一片真心迅速点燃了兴华。片刻后，徐兴华红着脸，用轻而坚定的声音对母亲说：“家蕙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抗日走到一起来了。在个人婚姻问题上，我，愿意听从组织安排！”说完，他腼腆地跑了出去。
　　 富家女与“泥腿子”的两颗心终于擦出了火花。1939年，徐兴华和张家蕙在延安窑洞里结了婚，成了一对幸福的八路军战友夫妻。从此，抗大也成了我们老徐家世代不忘的生命之根。
　　 多少年后，我们七个孩子都长大了，父亲改不了腼腆的性格，对他和母亲年轻时代的爱情故事讳莫如深，很少和我们讲起。上面那些故事，大多是我的姑姑徐厚荣生前给我讲的。我只是有一次听父亲亲口说起过。
　　 那是我1969年底参军前的一天晚上，妈妈烧了红烧肉，做了好多菜，父亲喝了点酒，一时触景生情，来了精神，提起了他和妈妈的罗曼史。父亲和我们几个子女说：“在抗大我和你妈妈谈恋爱的时候，也吃过红烧肉。那年头能吃顿红烧肉就是过年哪！”母亲在一边瞪了父亲一眼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还说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