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雀巢征文】爱情之花在抗战烽火中绽放(散文) ——记我的父亲和母亲
【前言】
深秋了,是雏菊开花的季节,也是我最思念父亲母亲的时候。雨已经连续下了好几天,天不见有转晴的迹象,到处是积水的大地,就像我此刻站在双亲墓前的心情一样,被深深浸透着。
父亲面容慈祥,稳重幽默,才华横溢,吹拉弹唱样样都会。他生前对我的轻声教诲仿佛一直响在耳边;母亲生前的样子,目光柔和,皮肤白晰,性格文静,美丽优雅,她的音容笑貌深深铭刻在我心中。
“爸爸妈妈,我来看你们了!”我和往常一样边念叨边把一束雏菊放在墓碑前。
一阵阵强劲有力的风夹着雨吹打来,雏菊只是在风雨中频频摇晃着淡紫色、白色和黄色的小花朵,丝毫没有倒下的意思。看着雏菊,手抚雨水中那坚硬的墓碑,我的眼前再次浮现起爸爸妈妈慈爱的微笑。
他们在抗日战争的烈焰中并肩战斗,相识、相爱、结婚,一路掺扶着走来的那些断断续续的青春故事,象电影一样,一幕幕活了起来,一种既温馨美好又心酸悲壮的感觉油然袭上心头......
-、“大小姐”去当八路军
我的母亲叫张家蕙,1920年1月7日出生于湖南宁乡檀木桥绅士张子珩家,我的亲外婆叫曾纪葵,湖南湘乡(现为双峰)县曾氏本家女儿。母亲是外公张子珩和曾纪葵生下的唯一孩子,家中大女儿。后来纪葵外婆因病不能再生育,虽很不舍子珩,还是主动离开了丈夫。
1935年10月,日寇的铁蹄已经践踏了我东北广袤的土地,并向华北进犯。北上抗日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那年,张子珩和他再婚的妻子彭利华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张子珩的公开身份是湖南湘西国民政府的县长,公开成分是地主。受曾希圣同志的领导和单线联系,潜伏在国民政府内部,秘密从事搜集情报和保护共产党员的工作。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遵照我党隐蔽战线斗争的严格纪律,张子珩和彭利华一直瞒着女儿。时年15岁的母亲在家倒是养尊处优,完全不知道外公外婆的真实身份。在外婆的鼓励下,性格文静柔弱的母亲走出宁乡檀木桥的深闺,就读于长沙周南女子中学。
周南女子中学由著名革命教育家朱剑凡于1905年毁家兴办,校名秉承《诗经·周南》义旨,始称周南女校。“诚朴、健美、笃学、奋进”是学校百年来形成的周南精神。周南女校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英才,杨开慧、向警予、蔡畅、丁玲、廖静文等一大批社会精英早年都曾在这里就读,学校声誉享誉海内外。现为长沙市周南中学。
走出家门,让母亲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深深感受到民族被蹂躏的危机。母亲在周南女校接近和认识了许多民主进步人士,和他们一起参加声援“一.二九“学生运动等抗日救亡运动,并和杨展(杨开慧侄女)、廖静文等同学结为好友。
1937年“7.7”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的烽火烧到了家门口,17岁的母亲更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活动。1938年1月秘密成立中共周南女校党支部时,和母亲同岁的杨展是第一任支部书记。她发现张家蕙也是个热血青年,就积极接近她,讲革命及共产主义的道理,使我母亲找到人生的奋斗目标,自愿申请入党。不久经杨展介绍,母亲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夏天,日本兵逼近长沙,国难当头,学校已经不能正常上课。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口号感召下,全国许多热血青年都奔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
得知此消息,母亲心潮澎湃,当即就下决心:“只有保住国家才能保住小家。此刻日寇来侵略了,我不能只顾自己享乐!”她怀揣着希望,悄悄跑去找杨展、廖静文等同学,进一步商量如何秘密去延安之事。不料,廖静文家的人突然带人闯进来,把静文给拖走了,不准她去冒这个险。
在一夜的辗转难眠之后,第二天天一亮,母亲就早早来到和杨展、廖静文等同学约好的地方。可她们左等右等还是没能把静文等来,怕误行程,只好决定先走。
她们必须从湘江坐船去武汉,再找周南女校的老教师、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同志开介绍信,才能去延安。一出校门,母亲被一个中年车夫拦住,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外公改变主意派人来抓她回去的,可再一听,车夫悄悄对她们说:“到江边吧?顺路,免费拉你们一程。”母亲高兴极了,一回头,母亲看见了外公外婆,他们正用关切的目光目送着这几个勇敢奔赴延安的女孩子,那车夫实际就是外公委托的,外公外婆以默许的态度暗中支持我母亲去延安。
母亲快速转回脸来,不敢再看他们一眼,义无返顾地踏上了北上抗日的艰难路程。
她们从长沙到达武汉,一路上得知日本鬼子打进中原,卢沟桥失守等消息,很是气愤,恨不得自己有双翅膀,立刻飞到抗日的前线去!到达武汉的当天,就找到了徐特立同志。虽然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但国民党仍然对去延安学习的进步青年百般阻拦,查禁很严。徐特立同志为她们开了通往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证明后,母亲她们千方百计躲避敌人搜捕,白天躲起来睡觉,夜里赶路,秘密奔赴延安。
经过7月到9月三个月千辛万苦的辗转奔波,杨展和我母亲等周南女校同学,终于在1938年秋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母亲张家蕙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分配到总校五大队女生队,正式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杨展去了陕北公学。
1941年,杨展在一次随八路军部队参加反”扫荡”时,不慎坠崖牺牲,为抗日胜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母亲得知这个噩耗,悲痛万分。她一生都在默默纪念自己的好同学、革命领路人、入党介绍人杨展。
年轻时代的母亲皮肤嫩白,长相佼好,在长沙周南女校就读时,偶尔有时随当县长的外公出席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曾引起一些国民党高官的注意和倾慕。但是母亲断然离开了那个也许能当官太太享清福的环境,走上了艰苦危险的革命道路。
她的命运从此转折,就像一滴水融入了抗击日寇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斗争洪流。
二、富家女与“泥腿子”擦出了火花
到延安后,母亲和大批爱国青年一起,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工作、学习、战斗、成长。那时抗大正赶上建校初期,条件十分艰苦,生活又很紧张,不论是谁,都要自己挖窑洞、背粮、担柴,还经常要转移、行军、打仗。母亲从富裕家庭走出,从不习惯到习惯,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抗大的生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象一座革命的大熔炉,又是一个团结和谐的革命大家庭。
如女学员里有不少人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投身抗日的人,男学员们就打趣,说女学员们挖的窑洞是“小姐窑洞”。后来参加边区大生产,男女战士都在遍地茅草和荆棘的山坡上开荒,手上打了血泡,脸上被坟虫叮咬得起泡、化脓、流水,母亲却依旧越干越欢。因为她在革命的队伍里找到了希望,找到了快乐。找到了理想,也找到了爱情。
抗大的生活很艰苦,部队后勤发给战士们的布鞋都是老乡们做出来的,数量很少,很宝贵。一些农村出来的同志为了省鞋子,经常光脚或穿草鞋走路,可是母亲就难了。她从来没有光过脚,鞋总是穿在脚上,就坏得很快。有一次,部队接到马上转移命令,路上母亲的鞋子烂得不能再穿了,丢掉鞋光着脚跟着部队行军,不一会儿,她脚就被石头扎破流血,疼痛难忍。
眼看就要掉队了,一个只比她大两岁的好心男同志,见状二话没说,把自己省下的一双新鞋送给了母亲穿。这下解决了大问题。母亲忙说“谢谢!”只见那位眉目清秀、圆脸敦实、操着一口浓重皖西口音的小伙子腼腆地冲她笑笑:“同志,可别这么客气呀!”
出于感激,母亲向旁边老同志打听了下。一问才知,这个安徽小伙子叫徐厚添,已改名叫徐兴华。老同志笑着说:“别看徐兴华是刚满二十的毛头小子,可是经历过大别山反‘围剿’和长征锻炼的老兵了!人家是去年组织上安排到咱们抗大五大队工作的,以前还是我们抗大总校直属队指导员,曾经在毛主席、朱老总和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身边工作过呢!”
“老兵就是觉悟高!”母亲心生敬佩,不由得称赞了徐兴华一句。女学生兵说者无意,倒引起这位老同志一路走一路滔滔不绝的夸着:“徐指导员就爱帮助别人,在行军路上,他总是乐意帮助体弱的同志扛枪、背背包,有时候部队过河,他一次次来回帮助别的同志安全过河。有一次,他连累带饿,竟然昏倒在行军的路上。这回送你一双鞋,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件小事呀!”
母亲笑了,又回头看了队伍后面的徐兴华一眼。那老同志又添油加醋:“哎呀,这可是个好人哪!”听到这儿,十八岁的母亲头一次脸上泛起红晕,心里涌出一股暖流。
1938年11月,日本侵华日军开始派出飞机向延安轰炸,抗大执行着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冒着战火坚持学习和训练。男女八路军抗日的青春激情猛烈燃烧着,与此同时,一朵朵爱情之花也悄悄地、顽强地绽放着。
不久后的一天,听说母亲所在的抗大总校五大队新来的宣传股长要给大家讲话,没想到这个宣传股长就是徐兴华。年轻的宣传股长书生气挺重的,一见到女同志就脸红,显得很难为情,念材料时总把纸举在眼前,都快贴到脸上了,这个动作让女生们吃吃地笑个不停。可坐在下面的母亲没敢笑,因为她怕徐兴华作完报告会离开女生队,心里担心很难经常看到他。
一段时间里,母亲暗中细心观察着徐兴华:他,经过长征锻炼、二十岁上下的的老红军战士,一副胖瘦适中的身板,一身整洁的八路军军装,一口流利的作报告口才,一笔清秀的小楷字。在五大队里,他经常指挥指战员们唱歌,还会写文章、出板报、编歌谣、吹笛子、拉二胡,他身上自然散发着一种认真诚实、热情厚道的文化人味道......怪不得徐兴华这个“泥腿子”被战友们戏称为“知识分子”呢。
长沙周南女校学生出身的大家闺秀张家蕙一颗高傲的心,不由自主地向一个放牛娃出身的战友靠近,靠近。
有人看出了端倪,组织上就牵线搭桥,作主让母亲和徐兴华“交个朋友”。当时还有另一位女学员也在暗中追求徐兴华。爱情是自私的,母亲愿意托付终身以兴华,决定主动出击了。
又是一天晚饭时,母亲在食堂里等待徐兴华,左等右等也不见他来,于是就大着胆子找到他的住处。原来兴华因得重感冒、发高烧躺在床上不能动。这时突然一架日本敌机飞来轰炸,一颗炸弹落下,抗大几间校舍顿时被摧毁,也燃着了徐兴华住的房子!母亲见状,不顾危险,赶紧连背带搀,弄起七尺高的徐兴华就往外冲,直到安全地带。
那几天,母亲关心着兴华,直到他病好。徐兴华不是不知道张家蕙的心思,他非常感激家蕙的救命之恩,也从内心喜欢这个美丽的女学生兵,但他也是很有顾虑的,担心自己不能给张家蕙这样的好姑娘带来幸福。
母亲没想到,她对兴华的勇敢救助和精心照料,开始换来的却是兴华一句话冷冰冰的话:“我俩就作普通战友吧,不能交朋友!”母亲痛苦地质问:“为什么!”兴华沉思片刻说:“我是个贫困农民家庭出身的苦孩子。四、五岁就跟着爷爷奶奶乞讨要饭,七岁起给地主放牛,还给瞎子带路,经常挨打受骂、挨饿受气,没文化,就在老家读过《三字经》、《百家姓》。1932年我十三岁那年,是受《国际歌》影响,坚决报名参加了红军,才有今天。可你,是位富家大小姐出身的大城市学生,我,怎么能配得上你呢?......”
“兴华同志,我不是也爱唱《国际歌》,也在接受革命锻炼吗?出身不能选择,可是走什么路自己可以选择呀!这不是理由,除非,你心里有别的女人!”母亲一番掏心窝子的话一出口,顿时空气像凝聚了般安静,两个人只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
“我喜欢你,我们以后会幸福的!”家蕙不知道哪来的胆子,竟然向心上人发起了“凌厉爱情攻势”,她的一片真心迅速点燃了兴华。片刻后,徐兴华红着脸,用轻而坚定的声音对母亲说:“家蕙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抗日走到一起来了。在个人婚姻问题上,我,愿意听从组织安排!”说完,他腼腆地跑了出去。
富家女与“泥腿子”的两颗心终于擦出了火花。1939年,徐兴华和张家蕙在延安窑洞里结了婚,成了一对幸福的八路军战友夫妻。从此,抗大也成了我们老徐家世代不忘的生命之根。
多少年后,我们七个孩子都长大了,父亲改不了腼腆的性格,对他和母亲年轻时代的爱情故事讳莫如深,很少和我们讲起。上面那些故事,大多是我的姑姑徐厚荣生前给我讲的。我只是有一次听父亲亲口说起过。
那是我1969年底参军前的一天晚上,妈妈烧了红烧肉,做了好多菜,父亲喝了点酒,一时触景生情,来了精神,提起了他和妈妈的罗曼史。父亲和我们几个子女说:“在抗大我和你妈妈谈恋爱的时候,也吃过红烧肉。那年头能吃顿红烧肉就是过年哪!”母亲在一边瞪了父亲一眼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还说什么呀?”
纪念抗战70周年之际,把这篇文章作为一束小花献给天堂的父母。爱,是不能忘记的!
这是应月楼社长之约专门整理的一篇关于写父母抗战时期爱情故事的散文,投书雀之巢纪念抗战70年征文,想反映些那个年代男女指战员之间青春浪漫的东西,与那些枪林弹雨、英勇战斗题材的文章相得益彰吧。我自知写这类文章笔拙,就想方设法找出自己情感深处的东西,争取让文章有点特色,自己感动,也感动别人。我父母只是千万革命夫妻中的一对,他们的爱情故事很平凡,但是对于我们,是很值得深刻解读和传承的精神财富,不为别的,只为他们曾经打过鬼子,只为他们的爱造就了今天的我们,养育了革命的成功。这份沉甸甸的爱,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你的小说写得很好,我应该多看看别人的文章,以后继续努力!
我们写东西,不想说教,也不想让现在的人去学那时候的人,学是学不来的。时代不同了,人们的价值观不同。但我们的革命前辈对待爱情的态度,仍然值得让今天的人思考很多东西。
如今,读了桂花的文章,我终于相信了,哪怕炸弹就在眼前爆炸,哪怕明天就会面临牺牲的可能,依然不妨碍青年男女战士之间迸发出爱情之花。
这才是真实的人性,最动人的人性之美!
感人的好文字,好喜欢!
父母爱情是真实的,我在给老树老树的回评中也提到,为了写这个文章,我进行过很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历史背景、人物和事实必须准确。首先是作为微观历史来纪录的。同时作为写人的内心深处最美好的情感文章,我必须用细节的细腻描写,达到形象生动、能够让人看下去的效果。
如果我还在写作,父母的故事会一直“活在”我心里。
鲁迅说得好:“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后来,看到作者的父亲真的给组织上写了检讨,月楼的心也软了。再看到伤心的父亲对着德生的小坟头自言自语:“德生啊,这里是革命军人走的道路,是一条通向解放、通向光明的大道!儿子呵,你守在路边,一定能看到胜利的一天!”月楼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内心的感动,潸然泪下。
是的,文章里写到父亲曾经因痛失爱子,想调动工作,但是最终战胜了自己一时的痛苦,没有影响工作。但是他何尝没有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继续爱着早夭的大儿子呢?我想那不是贬低父亲,是表现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性、有爱心的普通父亲。我父亲从小就喜欢编歌谣。就连失去德生儿这么痛苦的事情,他也编一段歌谣来表达心情。
跳出我们家的小圈子,今天革命早已经成功了,国家也在前进,父母在天之灵也会欣慰。只是我们不能忘记爱,永远不能忘记!
谢谢你的解读,写出人性的美好与酸甜苦辣,关注人的命运,我想,这就是文学的任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