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眨眼，二十年过去了。那是一个桃红柳绿的季节，那年，我虚岁才二十一岁，稚嫩得如同翠绿的水葱一般，对外部的世界茫然无知。
　　 从北京一家食品公司辞工回来，在会昌家中休憩了几日，又提起简易的行囊，急匆匆地踏上前往广州的路上。
　　 准确地说，我此行的目的地不是广州，而是深圳。自从八十年代来，中国南海岸边，这方毗邻香港的热土，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深深吸引住了全国无数热血青年。“南下淘金”成为当年最为时髦的话题。在这支汹涌的南下大军中，也不乏部分漫无目的，蒙头乱撞的盲流，我就是其中一员。
　　 泥泞的公路上，破旧的中巴车如同醉汉一般，一路摇晃不止，四五个小时后，终于摇到了赣州。那年头，交通网络还不发达，赣州是会昌去往深圳的第一站。
　　 赣州街头，我胡乱吃了点东西，至于吃的什么？二十年了，实在已记不清了。
　　 午后两时许，赣州长途汽车站外头，长途大客车驶来。客车一停落，乘务员把头探出车窗，对着路边人群扯着嗓子高喊：
　　 “广州！广州！马上就走啊！去广州的赶快上来！”
　　 我抬头一望，只见车头玻璃内部，排满了一溜的路牌，什么“珠海”、“广州”“深圳”、“东莞”、“中山”都有。看出大家的疑惑，乘务员和司机干脆跳下车来，唾沫横飞，零距离朝着呆立的“路边客”发动煽动性演说。
　　 “你们会去深圳吗？”
　　 我靠了过去，怯怯地问了声。
　　 “去去去！都会去！快上车吧，车上不是写了吗。”
　　 粗胖的男乘务员兴奋地答复。
　　 “多少钱，去深圳？”
　　 “广州20，深圳35。”
　　 我不假思索，急切地从内衣口袋掏出几张钞票，付了钱，乘务员撕给两张票。
　　 “马上走”的客车载着客人东游西逛，沿着赣州街头，连转了十多圈后，又返回到了我最初上车的地点——长途汽车站外。旅客们坐得烦了，纷纷都下了车，或蹲或站，守在路边，逗留了又有约个把小时，精瘦的司机蹲在路边，戴个墨镜，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我实在忍不住了，壮起个胆子，上前问询：
　　 “师傅，你们这车会走的吧？”
　　 “走！马上走，不走还在这里过夜？”
　　 “半路上不会停下来的吧？”
　　 我去年才高中毕业，除了去过一趟北京，几乎是笼中小鸟一般，面对外面陌生的世界，既惊又怕的。
　　 “拿好票，没事的！——你这个人哪！”
　　 司机瞟了我一眼，当头打断！
　　 傍晚时分，开往“深圳”的客车终于上路了。汽车一路飞驰，天色渐渐黯淡下来，窗外的房屋和树木尽皆化为模糊的黑影，远处的房舍里投射出昏黄的灯光，我的心在一阵阵抽紧。
　　 我的邻座是一位瑞金老乡（会昌与瑞金两地挨得很近，传统习惯中，双方都认可对方为“老乡”），一位中等个子，体型偏瘦的小伙子。
　　 “你去哪里？广州还是深圳？”
　　 我主动问起了他。
　　 “深圳宝安。”
　　 在随后的交谈中，我得知小伙子姓胡，在深圳宝安区一家五金厂做保安。
　　 “你们厂里现在招人吗？”
　　 “好像是正在招人。”
　　 “你能带上我吗？我在深圳举目无亲的，也没有地方去，就连个落脚点都没有啊！”
　　 我长叹一声，紧盯着小胡的眼睛，心里“碰碰”直跳，带着恳求的语气说。
　　 小胡静默了，没有马上回答。
　　 我怅然若失，茫然地看了一眼车窗外黝黑的原野，还有公路旁一闪而过的行道树。
　　 “好吧！我带你去。”
　　 小胡沉默半响，终于点头同意了，我一听，长吁了一口气，悬起的心终于落了地。
　　 第二天早上，八点十分，经过一夜的狂奔，客车终于抵达了广州越秀南站。
　　 汽车停落，我正斜靠在座椅上打着盹，被一阵嘈杂声吵醒，睁眼一看，车内的乘客拎包提袋，正准备下车，胖胖的乘务员正扯着嗓子喊：
　　 “广州到啰！全部人都下车！”
　　 瘦瘦的司机在座椅上转过身来，摘下墨镜，一边下车，一边“热情”招呼：
　　 “朋友们！广州到啦，快下车吧！祝你们发大财！”
　　 “不是到深圳的吗？我们票都买到深圳的呢？”
　　 我和小胡下车后，围着胖子和司机气愤地争论起来。
　　 “路上罚款罚了钱，不走了！你们自己转车去。”
　　 司机眨眨眼珠子，狡诈地诡辩道。其实我们清楚地知道，一路上，除在龙南吃了饭，根本就没有停过，哪里还有什么罚款的事，纯粹是骗人的鬼话。
　　 我们心知碰上了流氓，无奈人生地不熟，对方都是老江湖了，难于硬碰硬。一番小心翼翼的争执后，胖子“善心大发”，从衣兜里摸出两张五元钞票，分发给我和小胡，并假惺惺地说：
　　 “退你们每人五元钱吧，没办法，这趟我们都亏本了。”
　　 我们地无奈接过，心里暗暗叫苦。
　　 几经周折，我们又坐上了广州开往深圳的小中巴车。汽车开出广州，在宽广的马路上飞驰，窗外满眼是漂亮的楼房，还有工厂厂房，一路上没有间断。这一刻，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广东的先进和繁华真是名不虚传啊！
　　 赶到深圳宝安时，已近中午。下了车，拎着挎包，我们穿过马路上方的人行天桥，进得马路对面的一家工厂，工厂外头雪亮的镀锌牌子上写着：
　　 “深圳宝安区富豪五金厂”
　　 工厂宿舍里，工人们三三两两端个饭盒，正在吃饭。
　　 小胡打来两份盒饭，和我吃着，这时门外踏进来一个小伙子，中等身材，四方脸，浓眉大眼，刚进宿舍，那人便问小胡：
　　 “这么快回来啦？”
　　 “刚回来呢。”
　　 经过小胡介绍，我认识了这个小伙子，知道他叫谢格林，二十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
　　 “我们厂还在招工人吗？”
　　 小胡问谢格林。
　　 “已经招到了，上午招够的。”
　　 我一听，心里陡地凉了半截，马上慌乱起来。谢格林得知我的事后，轻声数落小胡，意思是没把握怎么能带人来呢，这下麻烦了。后来，我知道，那年头，不管哪里，工作都很难找，每天想找工作进厂的人比树上的蚂蚁还多。每一个厂外头，只要招工的红纸刚贴出来，立马被求职者围上三层，直围得个水泄不通。
　　 午饭后，小胡和谢格林都上班了，小胡是工厂保安，谢格林是车间的一个普通工人，估计他们也都没有什么能力解决我的就业问题。
　　 坐在空荡荡的员工宿舍里，看着那些凌乱的床铺，随意乱挂的衣服，还有未及换洗的内衣和袜子，难闻的气味幽幽飘来，我如坐针毡。
　　 我干脆下得楼来，走出了工厂大门。在院内，我看到了正在搬运纸箱上车的谢格林，也看到了保安室的小胡。谢格林正费力搬移着笨重的大纸箱，没有看见我。小胡是保安，自然看到了我，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但他淡淡的表情，显然比车上冷了许多。
　　 穿过上午走过的人行天桥，我下到马路对面，街头来往的几乎都是年轻小伙子，大约多半是像我一样来自外地的盲流吧。
　　 马路对面的街口，横着两个凶神一般的中年男人，便衣，正堵着行人盘问。他们操着当地口音的普通话，哇哩哇啦的，不太听得懂，只见他们霸气地用手在四下乱挥，嘴里好像是叫嚷道：
　　 “你！你！还有你，统统过来！”
　　 有几个小伙子像奴仆一般走了过去，有些则从衣兜里掏出了本什么，拿在手上，晃了一下，而后继续走路。
　　 两个男子也没说什么，带着我们几个往街道前方走去。
　　 一路上我疑惑不解，估计他们是警察，但又没穿制服，衣服和我们没有太多区别，只是人很凶，我不敢再问什么，心想反正也没干什么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到了“那地方”准能说清楚。
　　 拐进一个小街，树木很多，阴森森的，“那地方”到了。门一开，“进去吧”。鬼才知道，我和另外五人一踏进来，身后“咣当！”一声，铁门被关掉，上了锁。
　　 糟糕！我这才发现，原来是被送进了“临时监狱”。“监狱”十分狭小，不到十平米，四周黑洞洞的，只有前方墙头上有一个书本大小的天窗，投进几缕亮光，凭着亮光，我依稀看见，地上空荡荡的，空无一物，也没有一个桌椅。
　　 马上我知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是查暂住证的。活见鬼！我到这里还不到两个小时，哪里去办暂住证？！这是个什么逻辑？
　　 在我忿忿不平的当头，室内有两个小伙子在轻声敲门，声音不大，门很快露出一条缝隙，外面的人探头过来，粗鲁地问：
　　 “什么事？”
　　 小伙子迅速从衣兜里掏出几张钞票，往门缝里塞去，并笼统地说：
　　 “我们有暂住证，没带，放在厂里了。”
　　 “便衣警察”心领神会，接过钱，快速打开，放了两人出去，嘟哝了声：
　　 “下次记得要带上啊！”
　　 两人飞身一跑，牢门又“咣当”一声，重重地关上了。
　　 牢门关上后，“监狱”里又变得黑洞洞的，房顶小窗口的光亮显得珍贵无比。
　　 时间在苦痛中一分分熬过，我压抑极了，也恐惧极了，无边的愤怒海涛一般冲击过来，我攥紧拳头，奋力捶打了几把铁门，“咣！咣！咣！”，声音尖利刺耳，在牢房里久久回荡，两个未出去的小伙子惊呆了，木然地看着我。
　　 一个“便衣警察”闻声打开些门，从门缝隙里探头质问：
　　 “谁在捶门？！”
　　 “是他！是他！”
　　 两个小伙子不约而同地指着我。
　　 “警察”掏出一个塑料瓶，高高举起，对着我脸上一阵喷射，我感到脸上满是液体，眼睛火辣辣的，心想，这下完啦！
　　 个把小时后，两个小伙子也出去了，孤独，无奈，压抑，憋闷，烦躁包围了我，我忍无可忍，哇哇大哭起来。
　　 牢门又一次打开，一个胖“警察”闻声来看望我，我顺势从门缝里溜了出去，一边走，一边央求：
　　 “放了我吧，我真的没干什么。”
　　 话音未落，两三个“警察”围拢过来，“劈里啪啦！”朝我身上一阵乱打，我又疼又怕，又一次大哭起来，马上，我又被重新塞进了小房间。
　　 坐牢的滋味终生难忘，没有一点行动自由，没有任何物质享受，没有一丝精神娱乐，连个板凳都没有，人影看不到一个，苍蝇都见不到一只，没有声音，更没有鸟叫，那种感觉就是很快会疯掉、傻掉、死掉，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苦涩的味道。
　　 小伙子临走前，好心地告诉过我，要赶紧想办法出去，不然明天会送到广州增城去，扔进正式的监狱里。
　　 天快黑了，我想我必须想办法，要是被遣送到增城去，那可真的麻烦大了，出门一趟，钱没赚到一分，还得先把牢底坐穿。
　　 我设法攀上窗台，把头挤进小窗口，透过窗口，我看到了外面的小街，还有陆续走来的行人。下班了，小路人不太多，偶尔有那么一两个，都是匆匆而过。
　　 “哎！大哥，帮帮忙，帮我寄个信。”
　　 趴在窗台上，每当外面有行人经过时，我都不想放过，总是以极其温柔的，无限温馨的语气高声央求道。
　　 “我不是坏人，我只是没有暂住证被抓进来的。”
　　 面对着一些行人疑惑的目光，我不厌其烦地解释，讲了一遍又一遍。
　　 有一些人，闻声后，略一抬头，便急匆匆地走了。更多的人听了听，迟疑片刻，就推说不认识富豪五金厂，转身离去。我趴在窗台上，经历一个小时的苦苦呼救，最后，只有两个小伙子答应了一声，还不知结果如何。
　　 我几乎快绝望了，失望地从窗台上爬下来，静静地坐在地上，感觉又累又饿，无助至极。
　　 晚上八点许，屋外传来说话的声音，牢门开了，原来是老乡谢格林来了，另外还有两个人，“警察”挥挥手说：
　　 “你可以走了。”
　　 出到屋外，站立马路边，我像是从地狱走了一遭，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
　　 传信给谢格林救我的是两个寻乌老乡，谢格林告诉我罚款他已经交了，四十元。
　　 他拉过两位寻乌老乡，对我说：
　　 “快谢谢这两位老乡吧，要不是他们送信，今天你就惨啦，明天你准去增城了，哈哈哈！”
　　 几个人都笑了，包括我，他们的笑是开心的，而我的笑是苦涩的。
　　 我道谢不止，抓住两位老乡的手，握了又握，两手相握，一股热流融汇在一起，那是血浓于水的感觉，善良温暖的感受，还有故乡亲人的情怀。
　　 回到富豪五金厂，通过谢格林，我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那些所谓的“警察”，其实是派出所的“协管”，挂着公家的牌子，打着检查暂住证的名义，不择手段，死命榨取钱财。
　　 小胡看到我已经不予理睬了，我把包裹提到了谢格林宿舍。吃过晚饭，谢格林告诉我：
　　 “你明天到厂后面建筑工地去看看吧，先找个活干，到时候厂里有招工我再想办法，晚上工地上又可以住宿，每天干活就不用出去，至少人不会被抓走。”
　　 第二天上午，我去到五金厂后面的建筑工地，那里正热火朝天地兴建一片商品房，商品房都还未封顶，正需要人手。
　　 在一个工地里，很快跟老板谈好了。“十块钱一天，明天你就可以来上班。”老板伸出一个手指头，非常的爽快。
　　 第二天，我来到了建筑工地，我的工作就是用斗车推运砖头，或者就是提一些胶桶里的砂浆。可以想象，砖头和砂浆都是非常沉重的东西，一车砖头在上百斤以上，一胶桶砂浆至少有二三十斤。一天到晚就是这样无止休的重复工作，辛苦、枯燥、烦闷，没有一丝歇息，没有一口水喝，稍慢一些，便会招来工头的一顿训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