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一点！没吃饱饭吗？！”
　　 我不敢吭声，自己的动作也确实不快。一天时间，除了中午吃饭个把小时，我一直像机器一样转个不停，你说我能快得了吗？去年，我还在校园里读书，还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倾听老师讲课，本来就没干过几天重活，压根就受不了。昨天找活干，老板问我干过没有，我连连点头，做过做过，初中毕业出来，做了好几年。老板用疑惑的眼神打量了我一眼，心想，白皮细肉，一副书生气，像吗？老板大手一挥———先试试吧！
　　 今天这一试，我真感觉要命，中午也确实没吃饱饭，一大脸盘的榨菜，还有一两盘的绿菜苗，纯粹得没有一丝肉片，都是些正宗的绿色食品，跟喂兔子差不多，你说我能吃得饱吗？
　　 费尽全力，攥紧两手，我把一斗车又一斗车的红砖推过去，“咣当！”一声倒在地上，激起一片烟尘。而后，用手抓起砖头，一块接一块递给工头。铁架子上，工头手持把泥刀，铲浆、劈砖、砌墙，照样忙忙碌碌，只是彼此“待遇”不同，工头属于有技术的师傅，每天工资二十五元，技术再好的可达到三十元，在那个年代已属于“高薪”了。
　　 时间在一分一分钟熬了过去，命运之神在掐我的脖子，我在掐时间之神的脖子，战胜时间，我就赢得了胜利，所谓的胜利也就是区区十块钱，相比老家，还算不错，老家那边，建筑小工一天五元，碰上老板善的，至多六元，顶天了！天下乌鸦一般黑！
　　 傍晚的阴霾渐渐沉降下来，我总算可以解放了。我心里一阵轻松，晚饭后，随工头去老板那里借了十块钱，那是一天的工资，准备第二天买些日用品，老板很淡然，没二话，随手给了我。
　　 孰料，在工地上坐下不到十分钟，几个大灯泡亮起来了。
　　 “快点！快点！加班！”
　　 一阵阵急促的吼叫声在响起，工地上的人又急冲冲地忙碌起来，这大约是晚上七点左右的事。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咬着牙还在坚持，拖着沉重的斗车，双腿累得发酸，动作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这时一个炸雷般的声音在前方响起：
　　 “快点！动作慢吞吞的！你明天不要来啦！”
　　 我闻声一惊，荒不择路地往前奔去，突然脚底一阵钻心的痛，原来是不小心踩到了一块模板上，一枚铁钉把我的鞋底扎穿，扎在脚上。
　　 我把脚从钉子上拔出来，忍着剧痛把斗车推到前方的砖堆里，倒了砖，毅然转过身去，在老板的注视下，回去洗澡睡觉了。
　　 晚上，又闷又热。我又累又痛。这个工地我是干不下去了，但身上空空如洗的，天下之大，我又能去哪里呢？那个晚上，我彻夜未眠。
　　 我对深圳的印象实在糟透了，我决定要回家去，哪怕是走路，我也要走回去，在我入梦以前，我决定了。
　　 第二天一早，当我去到五金厂向谢格林辞行，并大略讲述了我的决定，他睁大眼睛，惊呆了，而后，摇头叹气，喃喃自语道：
　　 “大家都不是天生的累命！”
　　 回到工地，老板不在。拎起包，在老板娘诧异的眼神下，我决然地走出了工地大门。
　　 我背着个小挎包，顺着东北方向大步走去。那个年月，我别的不行，走路的功夫还是不错的，我曾经一个下午走过八十里山路，照此计算，一天可走上个两百里路。深圳到会昌不过是上千里路，五六天我就可以走回去。
　　 另外，我在想，如果路上有合适的工做，也可以先干着吧，走一步，看一步，这是我当时的心态。那时候，对于打工赚钱，我还没有抱着必死而为之的心态，出来逛逛世界，体验一把生活，倒还排在第一位。这是年轻时的真实心态，那是还没成家，家中还有父母支撑着，天塌下来，还压不到我身上。
　　 那一整天的奔走，大踏步的行走，穿着胶鞋，连脚都磨破了，究竟走了多少路程？连自己都弄不清了，粗粗估计在八十公里以上。
　　 傍晚时分，我到达了东莞的樟木头，那里有铁路了，我看见来往的火车，“咣当咣当！”地在铁轨上来往穿梭。
　　 天色很快黯淡了下来，远方的椰子树和别墅群掩映在黝黑的暮色中，樟木头的小街头花灯初放。灯火闪烁中，街头流动着青年务工者的身影，小伙姑娘都有，三三两两的。
　　 我呆坐在街头一家小卖部旁，要了一个面包，一瓶果汁，一边吃着，一边同小店的老板娘聊起来，老板娘知晓了我这两天的经历，很是震惊，感叹一声：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那么喜欢跑出来？！”
　　 之后，她执意不肯收我的钱，并立即拨打了一个电话。十分钟后，一名中年男子骑着摩托车来到小店门口。老板娘对我说：
　　 “这是果园的老板，你跟他去，就在他果园里干活吧，至少有个落脚的地方。”
　　 我没有多想，立马答应了，其实，我已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
　　 告别了善良的老板娘，我坐上中年男子的摩托车走了。
　　 顺着镇后的小路，穿过一片寂静的小树林，再下了一块坡地，往右拐进了一条小路，比原来的路更小，更坑洼些，一大片柑橘林呈现在眼前。
　　 就这样，我成了果园里的工人，这里大约有八九个工人，男多女少，好像都是广西的，操着广西口音，跟广东白话很相近。
　　 管事的老工人安排了我一间小板房，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木板床，连蚊帐都没有。那时正值春末夏初，广东天气已经很热了。晚上，房间里蚊子铺天盖地的，直往我身上冲杀过来，夜深人静，其它工人都睡觉了，人生地不熟的，我无计可施，又不敢去打扰他们，只得挥舞双手，“噼里啪啦”一阵乱打，就这样，我一夜未眠，“人蚊大战”几乎持续到了天亮。
　　 后来的两天我是在果园里度过的，新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手持果树剪，跟随老工人钻进果树林里，昂起头，一棵棵地修剪果树。果园里都是广西人，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一天到晚，也没人跟我说句话，他们的话我也听不懂。
　　 这两天，我感到很郁闷，很忧伤，心底深处已对广东毫无感觉了，思乡的念头在我心头萌动，越积越深，挥之不去，快要把我湮没了。
　　 第二份伤感来自北京，我在思念一个人，一个曾让我无比动心的人，还有一段朦胧的，刻骨铭心的爱恋。然而，一个意外，我从那里出来了，走了，走得远远的，人走了，心还在。又是一个偶然，一个意外，我伤害了她，我的莽撞使得一切皆成为一场美丽的梦幻，肥皂泡一般，漂远，幻灭了。
　　 一边修剪着果树，耳畔不时回荡起刘德华的《来生缘》——“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我的心简直纷纷欲碎。
　　 第二天中午，我实在无法承受思乡之痛，我跟工头讲，准备做满半个月回去，老板听说后，二话没说，付我两天工钱，把我辞退了。
　　 我决计要回家去了。傍晚时分，我提着挎包，平静地踏进了樟木头火车站，没有买票，混进了站台。五点左右，火车来了，我看到车厢门口站着列车员，但并不检票，便若无其事地上车去，找个靠窗的座位，坐了下来。
　　 火车一声长鸣，缓缓开动，我从挎包里掏出一本书，一路上装模作样地瞄着，心里却慌乱不止，时时用眼角余光瞟着过道上行走的列车员。
　　 就这样惊恐不安中度过了一两个小时，好在列车员也根本没有注意我，也没有问起过我。
　　 火车到了广州却不走了，好像是到站了，望着趴着不动的火车，还有纷纷下落的人流，我脑子嗡了一阵，心里暗自叫苦不迭。
　　 我的目的地是韶关，再由韶关搭汽车回赣州，到了赣州，可以去赣南师范学院找我同学，我有好几个高中同学在那里，回到会昌是不成问题的。
　　 迷茫间，我发现列车对面停靠着另一辆火车，车牌上清晰地写着“广州——郑州”，我一阵狂喜，算定这列火车必定要经过韶关，机会来啦！顺利到达韶关，“免费返乡”计划就算基本成功啦！
　　 熟料这列客车又很“不幸”，行至英德站，却迟迟不开，有人告知：列车停站，临时进行检修，至于何时再出发？无可告知。
　　 全盘计划被打个稀巴烂，下得车来，我懊恼至极，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站台东侧一列货车在夜幕中缓缓启动，我急中生智，背上挎包，野兔子般蹿了上去，抓住车后铁栏杆，快速攀援上去，站立在了两节车厢连接处。
　　 货车越开越快，穿过漆黑的原野，如风般向北疾驰，我的心沉稳下来，只是有些嘀咕，不知火车到了韶关能否停落？要是不停，那我是否要像铁道游击队一般，纵身一跃，飞奔下车……
　　 突然间，大雨倾盆而下，我站立在车厢后面，根本无处藏身，被雨水浇得像落汤鸡一样。
　　 还好，韶关火车站很快到了，大雨中，火车毫不犹豫地停落在站台上。
　　 天遂人愿，我一骨碌从车厢后侧飞身下来，看来家乡离我越来越近了，千里免费返乡，虽说不太“光彩”，也算人生中的一大挑战吧。
　　 天还未亮，大约是清晨五点左右，车站里灯光雪白，但静无一人，我打算沿着铁轨走出去。
　　 正行走在站台上，我高兴地自言自语了声，迎面而来一个年轻人，很横，停下脚步，瞪个眼，厉声质问我：
　　 “你说什么？！”
　　 “我说终于到了韶关了。”
　　 我一愣，怯生生地回答。
　　 “拿出你的身份证来！”
　　 年轻人压低声音命令道，我当时不明就里，这时后面三个年轻人一齐围拢过来。
　　 “我的身份证给你做什么？”
　　 我壮着胆子，回了一句。
　　 “咚！”
　　 前头那人挥手就给我一拳，打在我脸上，把我打个眼冒金星，我意识事情不妙，估计是遇到劫匪了。
　　 “快点，还想挨打吗？！前面的轻，后面的还更重啊！”
　　 另一个矮胖的家伙挥起拳头，凶狠地叫嚷道。
　　 我无奈掏出了身份证，对方接过装模作样地看了看，随手还回给我，又装作盘问起来：
　　 “怎么进来的，买了票吗？”
　　 我惶恐不安，支支吾吾答不上来，那人便伸手往我口袋里一阵乱摸，故作姿态地问：
　　 “都带了些什么东西？”
　　 这些人似乎又是冒充警察，来个偷天换日，贼喊捉贼。那家伙摸了几下后，一伙人便急匆匆离去，搞得我莫名其妙的。
　　 走出火车站，我发现裤袋兜的一点零钱被摸走了，塞回去的是一叠旧报纸。
　　 我失魂落魄地找到了韶关汽车站，林立的汽车丛中，我找到了“韶关——赣州”的汽车。我跟司机讲述了我的一番遭遇。司机怔怔的眼神，如同在看一个外星人，他很惊异，也很同情，略加思索后，欣然同意了，愿意免费带我回赣州去。
　　 上得这辆车，傍晚时分，我到达了赣州。而后，我步行去了赣南师院，找到了我的两位高中同学郭庆华和许宏飞，在他们的陪同下，我在赣州游玩了一天，去了赣州公园和八镜公园等景点。
　　 第二天，我告别了两位热情的同学，坐客车回到了会昌，这次深圳之行，“盲流行动”到此宣告结束。
　　 第二年春天，我去了北京，在那边，我尝试着给谢格林写了一封信，表示由衷的感谢之情，他已经不在富豪五金厂上班，但信还是收到了，他回了信，信中只是淡淡地说：
　　 “那不算什么，我只是做了些同乡间应该做的事。”
　　 二十年了，每年春天，当桃花盛开，柳絮翻飞之时，我都会想起他，想起那位好心的同乡——瑞金的谢格林，可惜我们再也无缘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