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虽说是官，一个县的文联主席是多大的官？左永成实在是不好说。他原是县委宣传部的一名机关干部，搞新闻报道，还当过几年组长。那是1997年底，县文联换届，把他选到了副主席的位置上，而且是驻会的常务副主席。这个“驻会”和“常务”，摆明除一把手外就是他了。虽说文联是个群团组织，但因受县委直接领导，上比下效，驻会主席就有了级别和待遇，等同于科局级。县委组织部的领导找他谈话，说得很肯切，说这个人选不好找，既要懂得专业，又要广大文艺工作者拥戴，考虑到安置问题，最好还是家住县城。左永成是个书卷气很重的人，学而优则仕嘛，便点头表态了，我一定竭尽全力，不辜负组织的期望。及至到任，享受县里规定单位副职每月30元电话补助的感觉还没有彻底适应，年终的奖金便让他心里凉了半截。原来，他在县文联的年终奖比在县委宣传部时少了将近万把呢，更别说那笔每年都有的基本可自己支配的报道经费了。亏便亏，甘蔗没有两头甜。左永成这样安慰自己。
　　 除了享受电话补助，左永成并没有当领导的感觉。没有感觉是正常的，有了感觉就出毛病了。在单位里，整天来走访的是各文艺家协会的文艺家，文艺家手里的硬通货是品位高的文艺作品，没有硬通货你只能组识、联络、协调、服务，不管那是客气不是客的话。回到家里，那硬通货便回归到世俗的工资卡上的票子了。夫人时不时地念叨三七疙瘩话，你不想听也得听，多大的道理你去外面讲，天下所有的家庭信奉的都是柴米油盐子孝妻贤的小道理。
　　 左永成没有感觉，却有人有感觉，而且那感觉还很强烈。
　　 那一天，刚入夜，电话响起来了。左永成刚抓起话筒，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大哥，你行啊，跟县长平起平坐了，谁说咱老左家祖坟上没有一人高的蒿子呀！”
　　 左永成怔了怔，问：“你是哪位？”
　　 “你连我都没有听出来呀？你真是当官了呀！我是永林，你兄弟呀。咱俩可是共一个祖宗哟！”
　　 左永成便笑了：“你看你，一年到头没个电话来。咱兄弟俩好几年没见面了吧，可让我怎么想起你？家里还好吧？”
　　 “好，好。我没事，就是刚才在电视里看到你，才知大哥又整大发了，心里高兴，特意跑到村部给你打了个电话。要不说我哥是县里的官，一丁点大的村长还不让我用电话呢！”
　　 左永成的老家在县西南夷偏僻山区，父亲早年出来谋生，他对老家的印象便是少年时寒暑假常回去看爷爷奶奶。接电话那天，县里召开文艺成果颁奖会，主管副书记副县长都出席了，他和县文联的班子成员也都坐在主席台上，面前还摆了牌牌。电视播新闻，才惹来百里之外的叔伯兄弟的惊诧。
　　 放下电话，左永成感叹也好笑，为的是那一声“祖坟上的蒿子”。他是蒿子吗？
　　 第二次接到永林的电话，是县里举办的选美暨“十佳”小姐颁奖晚会。晚会在演艺厅进行，现场直播，他还上前颁发了一个奖。散场后，人稠车密，回到家已是深夜。夫人开门时，没给好脸色，说先别睡，等电话吧，来了好几次啦，你们老左家出了国家主席啦！
　　 永林的这次电话除了兴奋、惊诧，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他记住的，就是永林一再邀他回老家看看。“大哥，你真是越来越牛啦！连那么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巴结你，看笑的那个甜。咱这么大的一个县，都是你的一亩三分地，你愿踩哪根垅就踩哪根垅，愿薅哪根秧就哪根秧。你的蛤蟆轿也现成，哪天一出溜，就回老家一趟看看呗。咱给咱爷爷奶奶重立一块碑，我明儿就去找人刻，就等着你回来主持立碑大礼啦！”
　　
　　 二、
　　 那年春天，县文联举办“农家乐”文学笔会，拟邀省里的著名作家、诗人前来讲课，当面辅导。文联机关是穷衙门，不花钱要办事的办法就是找关系。左永成在县委办公室编印的内部电话簿上翻了半天，眼睛就盯在了“王永初”三个字上。王永初是他大学的校友，虽不同级，却同在系学生会里搅过马勺，现在正好是他老家吉岗乡当乡党委书记。一个电话，果然好使。“哎哟老同学，客气什么，来嘛，我只怕请不动呢。吃住行，我包了。还需要做些什么，尽管吩咐。”
　　 左永成便带队去了吉岗。一路绿灯，一路风光。有书记指示在先，他一切都顺利。喝告别酒时，他乘着酒兴说，各位作家、诗人回去后赶快爬格子敲电脑，我呢，还要逗留一两天。我的老家在这儿，咱不敢比大禹，过家门总还要入一入嘛。王永初便责怪，你老兄怎么不早说？这是咱们乡的荣耀嘛。什么时候去，我牵缰坠蹬，以谢疏忽怠慢之罪。左永成笑道，你是一方父母官，还是忙你的政务要紧，子民不敢多扰。王永初也笑，说土地佬咋忙，也得把各路神仙侍候好。不然，神仙回天庭歪歪嘴巴一禀报，我还有什么政绩可言？岂不白忙啦？
　　 老同学一路说说笑笑，两辆轿车便奔了西南夷山区的左家寨。左家寨有二三十户人家，远够不上一个独立的村落，寨外的大寨子叫果寨村。走着走着，山路崎岖起来，小轿车变成了两只江涛中的乌蓬船，一路颠簸摇摆。左永林正在山坡上种地，见两辆轿车进来，便扔下点种的家什，一股风似地从山坡旋下来。果然是大哥来家了！左永成先给他介绍，一听说是乡里的书记，左永林先就有些怵了手脚，局促得不知怎么是好，又觉有本家兄长壮胆，看样子乡里的书记也敬着大哥几分，便也乍着胆子跟乡里的书记开了一句玩笑：“我的天，做梦也不想到，没有我大哥这棵梧桐树，做梦也不敢想书记这只金凤凤凰到咱这穷窝里来呀！”王永初应道：“听你的话，我好像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姑娘似的。”说得一屋子人都笑了。王永初又拍了拍左永林的肩膀，说果然是家传，永成老兄能说能写，连家里种地的兄弟的都猪八戒嚼碗碟，满嘴是词（瓷）儿。
　　 有乡里书记大人的这么一句夸，左永林越发得意兴奋，也不再拘谨，转过身吆喝老婆快去捉鸡，还追出老远喊，挑那大的肥的，咱家这回来的客可了不得，比咱县里的县长只小一点！听得一屋子的人又笑。左永成看看靠墙板柜上的尘土，又看看地上的鸡屎牛粪蛋，便对王永初说：“你老兄屈尊大驾，把我送到家，可算是爱民如子了。回去吧，衙门前怕又有人擂鼓喊冤，请你升堂断案呢。”
　　 王永初却不理我，转身问左永林，说：“哎，兄弟，别管你哥在县里当多大的官，这个家你还是灶王爷，一家之主。你不会舍不得我喝两盅吧。”
　　 左永林越发蹬鼻子上脸，笑着说：“那是。就是他当了县长，回家来也是一样的爷孙，好歹也让我做个乡长。不是王书记来，我还舍不得杀鸡呢？他跟着啃锅喝白菜汤吧。”
　　 王永初笑着对左永成说：“怎么样？你还借着我的光呢。”又喊司机：“把车后那几瓶茅台都拿过来，今晚我和永林老弟一醉方休。”
　　 大山里天黑得早，也快，西山影子一压过来，农家屋里已是一片昏暗。左永成去拉了几次灯绳，灯只是不亮。左永林说，我们山里的灯泡子，是骡子胯下的悠当，中看不中用。说是农用电，先保证抗旱抽水，要夜里10点多钟才给点亮呢。王永初使了个眼色，司机手机闪到外面去了。一溜烟工夫，司机回来，低声对王书记说，马上，保证半个月。
　　 果然是马上，说话间，头顶的灯就刷地亮了，而且亮得耀眼。左永林又是笑骂：“操，这玩意儿也会给王书记溜须，平时半夜里给点亮，也莹火虫似的，不比点油灯强多少。”
　　 左永成道：“这是电压给的足。”又对王永初说：“还是书记亲自下来现场办公好，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说话间，院门外又停了几辆自行车，原来是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赶了来。村里人不知道左家出了什么大事，大人孩子纷纷跑来看热闹，挤满了半院子。有那年紀大辈份高的，左永林便请他们进屋里来。暗地里，他又埋怨左永成，说哥，你回家怎么也不提前吱一声，一家伙陪来这么大的头头，都让我麻爪啦。当着那些人，左永成也不好说破人家是冲着乡里的书记来的，只好作亲热地说，都是乡里乡亲的，大家聚一聚，就图个热闹，随意，都请随意。左永林便支派人去借桌子，借条凳，借碟借碗借筷子。
　　 一切准备就绪，便请客人入座。居中正位，自然是最尊贵的客人。左永成三推两扯的，王永初就是不肯，再让，一乡之最高长官便故作急眼，说：“你是看我这小乡官不懂规矩不知大小啊？我还没有喝酒呢。”又对灶间喊：“永林兄弟，你给我盛碗饭，我蹲院子里去，你哥不让我上桌子。”惹得满屋就是笑。左永成不好再让，只好坐了酒席，脸上虽然跟着笑，心里反倒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溜溜的感觉。如果是县委书记、县长或组织部门的来，王永初他敢这样乍呼放肆吗？怕只是低眉顺眼的份儿了。从骨子里说，人家哪就把一个穷酸文人放在眼里了呢？！
　　 开席，敬酒，杯盏交错，笑语喧哗。左永林屋里屋外忙着张罗，有村里人扯了扯袖子问他，你哥到底当了多大的官呀，连乡里书记都这般恭敬？左永成心里得意，便吹嘘：“我问了给王书记开车的司机了，就是县委书记、县长来，也只是同我哥拍肩头论兄弟。你看那天的电视吗，我哥同县长在主席台上都平起平座呢。”
　　 又有人摸院子里的小轿车前盖上的有机玻璃小红旗，问左永林，这是你哥的吧。別看不如王书记的那辆四个圈看着气派，可这叫红旗轿，当年只有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才配座。这话左永成听得高兴。山里人却哪里知道，王书记的车是奥迪，比我的高了老大一个档次呢。
　　 这一顿酒席，直喝得满天出齐了星斗。乡里的书记和村官们才满面红光地离去。家里只剩下了左姓人，永林便又把那套官大官小的嗑儿掏出来，直接说给永成，还逼着问口供，“哥，我没说错吧”左永成不想卷热情兴奋了一晩上的兄弟的面子，加上肚里有酒，飘忽忽地也觉得光宗耀祖，便说，“这话可不许向外人说，传出去不好。”永林便点了点头，“我懂，我懂。”其实，他哪里知道，他只觉得是他大哥对他的话的谦虚佐证。
　　 左永成只是在老家住了两夜，呆了一个白天。第二日，他先去墓地给爷爷奶奶烧了纸，又到山上林子里转了转，午后跟着永林种了一阵地。坟茔在一片向阳坡地上，是村里的公共墓地，王、沈、谭、左几大家族各占一块领域。永林陪着去了，又提出重新立碑的事。左永成推托说，立碑挪坟得选个好日子，我再回来吧。不然，让别人以为我是专为这事回来，连乡党委书记都惊动了，就不好了。永林见他态度冷淡，也不勉强。永林将一本书，一本变了色的线装书递给他。他一看，那封面上写着《左氏家乘》四个遒劲的毛笔字，便及不可待地读下去：“家乘之设由来久矣所以载先世之事实后代之遽嬗我左氏姬姓之后已历千百余年无可稽考惟吴兴郡则本于晋国时左约八咏高风至今瞻仰其总祠在浙江省杭州西湖郡之竹墩始祖萧进公系明朝名宦诰赠御史朝议大夫二世祖应隆公明朝永乐戊子科举人乙未科进士出仕者前任西江道台后任陕西监察巡按御史大夫诰赠太仆寺丞……”真是个“三美名堂”、“三善弟”、“八咏称俊”。永成不读尤可，读完则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老左家本是杭州西湖人，却为何要迁至这西南边鄙来？要在老家多好哦。他不平的是，迁来西南部鄙也出过名人，就是二世祖左福公，曾是诗书继世，官做到皇帝身边，却怎么后来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到了现在，不说在皇帝身边，恐怕连在县长身边的也没有了。“兴我老左家，责无旁贷！”他的内心激荡着一个伟大的宏愿。
　　 第三天，吃过早饭，左永成乘车回了县城，不想再惊扰老同学，便在汽车开出后，才给王永初打了手机。王永初在电话里真真假假地让他停车等一等，说马上追来送别。他说，算了算了我的父母官，我知你公务繁多，造福一方要紧，我在县城以革命的小酒恭候，你来时别忘了知会一声，我就烧高香了。
　　 这一行，左永成确实从心里感激老同学，不仅在这些作家、诗人面前给足了面子，在老家亲友面前更是大赏了风光。学友一场，还能指望人家什么呢？
　　
　　 三、
　　 可是在老家领略了一场风光的迂腐文人哪里会想到，就是因为那年春省亲般的一次张扬，会给他后来的日子带来那么多的麻烦和苦恼呢？
　　 夏日的一天，左永成正在会议室里跟县文联办的内刊编辑们研究筹集办刊经费的事，永林把电话打到手机上，张口语气就挺急：“大哥，可了不得，出大事了，这事我就得只找你了！”
　　 眼下办刊物，尤其是文学刊物，有谁不觉得艰难？县里的文化事业经费拨下来，极有限，就好像锅底有了几许稀粥，众多庙里的穷方丈红了眼，想往自己裂缝的钵里多捞上两勺。编辑的工资、拖欠的稿费、印刷厂的最后通牒，哪一项不需要人民币？大家争，急了便吵，都不再顾及文人的那点斯文，谁少一粒米都不肯相让。但在这种时候来电话，心里正烦的主事人心头的火气便可想而知了。
　　 “我正开会呢，另找时间行不行？”左永成对手机道。
　　 “大哥，火上房，水漫堤，都快急死人了！”
　　 左永成有意把话筒拿开一些，让正争吵的方丈们听，大家便都歇了嗓门，一个个把圆圆的眼睛盯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