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胡！有你的挂号！”
　　 好喜欢听到自行车铃声和邮递员的呼喊。那汉子声音虽然有些嘶哑，我偏就感觉悦耳，动听。忙不迭地出门，莶字，收信。拆开，阅读。心里那个乐，要多开心有多开心。
　　 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这玩意，也没听说过什么电脑，什么网。就连那抓着把手嗡呀嗡呀转半天的电话机，也只是在政府机关和企业有数的几个办公室才见得着。谁家里有事，或同学朋友间互相交流得全靠书信来往。
　　 那个年代，邮递员的职业非常受人尊敬。他们骑着自行车，摇着铃铛在县城里走街串巷，把老百姓之间的亲情友情串连起来。那绿色制服胸牌上画着的图案，怎么看也觉得像一只信鸽。
　　 十二岁那年，我上初中了。成了家里文化最高的人，左邻右舍全当我是个“知识分子”似的。父母要给老家的亲人们捎几句话问候时，写信这事就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亲人们回信了，父母也老叫我读给他们听。按说乡下老家也不是太远，大概因为是农村的缘故吧，一封信慢悠悠送达家里时，十天半个月也就过去了。那时最搞笑的要数我写恋爱信，父亲有一个徒弟，快三十岁了别人才给他介绍了一位农村姑娘。县城离那姑娘乡下家中不过四十里地，互相联系却全靠书信。或许是那徒弟担心自己那点可怜的文化摆上信纸会砸了他的好事吧，每次写信都找我代劳。我还是知道那种信该称着“情书”的，十二岁的孩子，对男女调情的事我可是一窍不通。但迫于父亲这位师傅的压力，我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替他写。唯一让人开心的是，每次那徒弟来求我时，总会买些糖果饼干之类零食来行贿。对大人间那些不痛不痒的话其实我一点也不感兴趣，倒是因为每次的信都要经过我的手，让我对信封上那些花花绿绿的邮票十分喜爱。我的集邮爱好，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正儿八经为自己写信收信，还是在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毕业了，一个班四十几号人分道扬镳。上大学的不多，参军去了几个，城里的都安排了工作，农村同学大部分回了乡下。同学中有的从初中开始就认识了，更何况高中那三年，大姑娘小伙子正处在青春期阶段，头恼里想的事情多了，对友情或是感情那种微妙的玩意儿变得十分在意。几年相处，一下子又各奔东西，写封信或探探虚实，或抒发些想念之情，或找个话题投机的诉诉衷肠，也就顺理成章了。那时我的信很多，到北京上大学的同学说不小心把近视眼镜弄坏了，我就从当月十八块的学徒工资中抽出十元给他寄去。到乡下做教师的同学夜晚寂寞无聊，我就陪他在信中吹个天花乱坠。还有不少回乡下当了农民的，我会在信中说农村高中生稀缺，锄头把子也不会老让你握着的。那时因为与同学之间经常通信,正好让我从刚进工厂那种单调枯燥的生活中享受了快乐。一段时间下来，我基本掌握了不同地域信件往来的时间周期。曾经一段时间，我把同学的来信按时段装订在一起，闲时翻出来看看，竟会有那种仍然坐在教室的感觉。几年后，大家先后成家了，书信往来也少了，偶而的同学聚会便成了时髦，可当年靠书信联络的乐趣仍留在彼此心中。
　　 到六十年代中期，给妹妹写信成了一种责任。母亲去世了，大妹一个人下放到了外县的农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还是撒娇的年龄呢，一个人离家独处，我这当兄长的怎么想着都不安心。于是定时会给妹妹写封信，分享些她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从十几元的工资中每月抽出五元寄去，让妹妹有种母亲不在了家还在的感觉。多少年后，妹妹还一直保留着我给她的信。说是这些信伴随她度过了那些孤独无助的日子，她怎么也舍不得扔掉。
　　 在省城的岳父岳母一生生养了七个子女，妻是老大，也是唯一一个远离父母到偏僻山区工作的女儿。父母对子女的那份牵挂，我是在自己孩子远赴异国他乡工作后才深有感触的。现在想来，岳父岳母在世时我按时去信问候还真是做对。妻是工程技术人员，出差和在工地施工的日子多，写信变成了我的任务。每月十二号发工资，我们会抽出五分之一汇给岳父岳母作生活费，不管再忙也会同时寄出问候信。知道老人对子女的关爱细致入微，我给他们的信一定会份量很足，心里想着老人捧着信纸反复阅读的那种喜悦，我便心安理得了。岳母知道我爱集邮，我去信贴的那些邮票她都会小心地剪下来又回寄给我。
　　 到孩子去上大学了，盼望他来信的那种心情十分迫切。每次，妻都会把他的信逐字逐句细品，老想着从中间捕捉一些什么信息。二十上下的一个大小伙子，在父母心中还只是个孩子。儿子也十分了解他母亲的心情，每一封信，他都会写到翻页再翻页。字里行间，尽是些令人开心的话语。省城到县城不是太远，但来来回回去信与回信之间总得在半个月左右。每月两封信慢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这一坚持便是四年。假期孩子回家，都会带回我寄去的那一叠子信封，知道老父亲爱好集邮，每封信的拆封他都十分仔细，从不胡乱撕口，一枚枚实寄封保存得极好。
　　 收得最多的，要数那些集邮朋友的来信。那些信，贴邮票盖邮戳都十分讲究。每封信背后都记录了一个故事，承载着一份友情。在我们家两大纸箱子的信封中，有三枚已有些许黄斑的信封，上面贴着三枚五十二年前建国十五周年的纪念邮票，盖的是当天的纪念邮戳。睹物思情思景，我彷佛见到寄信人四处寻找能买到这套邮票的邮局，又排队销纪念日戳的情景。看着信封上那工整的毛笔小楷，感激之情便由然而生。还有一枚三十年前从福建寄出的贴有生肖兔年邮票，销有兔年邮票发行首日纪念戳的信封。它背后所记录的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某日下班回家，见到自家的窗台上放着两瓶白酒，两瓶红酒。正纳闷呢，邻居告诉我说是一位大高个男人送来的，他自我介绍说姓陈，是福建女排的主教练，正带队在这里参加比赛。还一再声明没送错地方，他就是找我的。我可极少与体育界人士打交道的，何况远隔千里之外。打听到当晚的比赛队正好有福建队，我于是去了体育馆。我对看球兴趣其实不大，想见识一下这位素味平生的教练是真。到后来才明白，原来这位先生是位集邮迷。带领队员在体育馆熟悉场地时，硬缠着馆长要他给介绍集邮朋友。巧在馆长又是我的同学，于是教练打听了许久竟寻上家门来了。我第二天再去时，带给了他喜欢的八十年前发行的黄兴的邮票，还送给他有韶山日戳的毛主席邮票实寄封，以及有花明楼日戳的刘少奇邮票实寄封。从这以后，福建和湖南间的书信就开始常来常往了。
　　 那一大堆信封中，还有盖着红色三角形邮戳的，那是军人朋友的免邮资信件。那信封上一堆繁体字的，是香港台湾的来信。还有些写着洋码字的来自海外。其实寄信的人有多半我从未谋面，有的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也不得而知。这种交流，丰富了我的集邮藏品，长了见识，交了朋友，也充实了我的业余文化生活。因为我的信件较多，那些年送信上门时的邮递员成了我的朋友。后来信件改送单位了，收发室人员对我的来信就给予了重点保护。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忽然就发现人都变懒了，懒得写字了，不肯上邮局了。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随手就拨响了电话。这么些年，我收到的信和明信片依然不少，只是那信封里都是空的了，明信片上除了地址姓名，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几位年龄相彷的朋友说的好，隔三差五地寄你个信封明信片，是向你证明朋友我还健在，还能写字，还能跑邮局。
　　 前些日子发现上小学三年级的孙女一笔字写得十分漂亮，方方正正还讲究笔锋，我一高兴就使劲夸了她一回：不错不错，比你爸爸妈妈能干多了。他们成天电脑呀手机呀，真发支笔发张纸只怕连字都写不好了。我拿了一些邮票信封给孙女，让她以后常给爷爷写信。这小丫头却笑着直摇头：爷爷，我还是给你发微信吧。真扫兴！
　　 南方的雨季到了，成天阴雨绵绵。我真担心那些信封受潮发霉，又是除湿济又是樟脑丸的。望着这一大堆宝贝，不禁感慨万分：那些天天有信来的日子真好，那种阅读亲人和朋友来信时的心情真好，信件中表达的那种亲情友情最真，而我对那些日子也非常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