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张直心教授的文艺批评集《晚钟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作者近30年公开发表的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和评论共37篇。在这部29万言的文学批评集中，作者秉持一种热诚的学人情怀和纯正的学术操守，在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自由穿行，以一种沉静、严谨的治学态度，虔敬、独立的学术精神，科学、理性的批评向度，温良、敦厚的批评话语，披沙沥金、明察秋毫的批评眼光，宏观鸟瞰、微观解剖的批评方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和鲁迅文艺创作与文艺思想，作了极具洞察力、思辨力和穿透力的评述，创制出一种“诗哲交融、智情合致”（孙郁语）的批评体式和诗意盎然、灵肉毕现的批评文本，表达了一位有良知的当代学者对在学界重建学术规范的殷切呼唤。
　　
　　 一、目尽四极：宽广的学术视野
　　 张直心教授先后任教于云南民族大学与杭州师范大学，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外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自1987年读研期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试论戴望舒对法国象征派诗歌的接受》起，在近30年的文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生涯中，张直心退守书斋，兀兀穷年，目尽四极，穷索冥搜，在东西方文学艺术的宝库中探幽发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鲁迅文艺创作与文艺思想，以及中外少数民族文学；于俄罗斯、前苏联文学特别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洛茨基等人的文艺创作、文艺思想，以及“拉普文艺”；于以莎士比亚等为代表的英国文学、以象征派诗歌等为代表的法国文学、以马尔克斯等为代表的拉美文学、以“普罗文艺”等为代表的日本文学，等等，都有极为精深的研探，体现了一种与生命同构的学术追求。
　　 《晚钟集》学术视阈宽广、驳杂，有对鲁迅、朱自清、叶圣陶、沈从文、艾芜、戴望舒、王鲁彦、冯文炳、蹇先艾、郭沫若等一大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有对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张炜、张辛欣等一大批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有对玛拉沁夫、乌热尔图、张承志、阿来、李必雨、景谊、艾特玛托夫、董秀英、纳张元、毕然等一大批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研究；有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也有对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研究；有对文学史的研究，也有对文学史的编写与文学作品选编的研究；有对文学现象的研究，也有对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语境的研究；有对小说、散文的研究，也有对诗歌、戏剧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有个案研究，也有比较研究……涉猎“原乡小说”、“一师风潮”、“新民歌运动”、“十七年小说”、“文革文学”、“天安门诗抄”、“新时期文学”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目光犀利精准、观点新颖独到，充满真知灼见。
　　
　　 二、学术唯一：可贵的学术良知
　　 《晚钟集》是一部“良知”之书。敢于坚持真理，以学术为唯一标准，不迷信权威、不为人情左右、不为流俗掣肘，若在“正确”中看出了谬误，或在丑中发现了“美”的碎片，莫不实事求是，直陈己见，是《晚钟集》的一大特色。如作者在对杨守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一书的批评上，就鲜明地表现出了一种坚持学术良知、耿直不阿的学者风骨：“作者惯于材料平面的罗列排比，不无简单化的分门别类，却拙于分析，更无力纵深地‘探讨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致使既定理论设计未能如愿以偿”（《<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批评》）；在《倾斜的天平》一文中，作者继续直陈其弊：“貌似‘宽容’却试图藉此掩护绝不宽容的‘左’的观念之机心。”“由于执笔者认同了‘左’的尺度并以之衡量，故难免将一些不‘歌德’的言论、作品，视为‘片面’‘过分’。”
　　 这样的例子在《晚钟集》中俯拾即是。如在《文学性本位与文学史旨趣——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编选取向再省思》一文中，作者直抵《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一书概念抵牾、指涉互缠、涵义不清之谬：“我意该书列‘人文心态型’不妥，因其涵括面太大，书中被归入超然型心态的林语堂、张爱玲、杨绛、孙犁、汪曾祺等都可纳入，还不如改用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都曾标举的‘自由主义’一词来得贴切。”“体现在书中的却常是一场思想内讧。”在《入城与还乡——<废都>谈片》一文中，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贾平凹的《废都》：“恰恰是在作者摇身一变为牛哲学家奢谈哲学之处，泄露了作品‘哲学的贫困’。”
　　 在系统评述浙江一师文人创作的《从诗化青春到散文人生》一文中，作者持论辩证而公允：“经亨颐倡导‘与时俱进’方针，堪称时代先锋；但其唯恐难偿历史进程之时差，每每弃‘渐进’而代之以‘急进’、‘猛进’（沈玄庐好用之词）步伐，则难免过犹不及。”在《政治文化语境中重新言说》一文中，作者以一位学者渊博的学识，看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政治凸现，文学遮蔽，一部文学史俨然成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无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斗争史的翻版。”
　　 在《文学性本位与文学史旨趣——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编选取向再省思》一文中，作者不惮为20世纪50年代的新民歌运动“辩诬”，指出它“不仅是‘大跃进’运动的政治派生物，而且还表征着彼一时代诗歌大众化、‘民歌化’的美学尝试。”由此，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五十至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尤应倾斜。不仅缘于九十年代、新世纪贴得太近，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而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八十年代文学已渐次历史化；更因着后者仍留有不少文学史与文学性的真问题，却日渐为读者（包括大学生）疏离、漠视，缺乏精到深刻的审美读解与文化透视、文化批评。”
　　
　　 三、披沙沥金：深厚的学术功力
　　 文学创作不唯是一种作家的个体精神创造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折射和表征。特别是当文学创作与政治文化纠葛、胶着在一起时，文学创作更是呈现出一种诡异迷离、纷纭复杂的特征。拂开笼罩在文学天空中的重重政治迷雾，还原历史真相，俯察荡漾在字里行间的意澜情波，破译潜藏在文本深处的生命密码，需要一种披沙沥金的深厚学术功力。《晚钟集》以一种“史诗性关怀”和冷静、精微的学理思辨，力避泛政治话语和学术媚俗，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诸多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辨析与甄别、评判与论定，“在一种多致的角度里呈现”了一种“安静的学人的沉思”（孙郁语），极具理论识见。其批评话语是平正、理性的，其审美阐释与文化透视是雄辩、精到的。
　　 作为一名鲁迅研究专家，张直心教授披沙沥金的深厚学术功力，当然首先体现在鲁迅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的研究上。《晚钟集》中的系列鲁研文章，“形成了以鲁迅为核心的批评模式”（孙郁语）。这种“批评模式”，用孙郁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以鲁迅为原点，“又从中延伸开来，向现代的许多空间散开”，构成“与鲁迅对话的另一种关系”（孙郁《凝视的眼光——<晚钟集>序》）。在鲁迅研究中，特别是在对鲁迅后期文学创作与文艺思想的研究中，张直心教授“多有突破性见解”（同前），如《论鲁迅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反拨》一文对鲁迅晚年文艺思想以及《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剖析：“鲁迅晚年文艺思想更具生命感。内容和载体的契合那么天衣无缝。”“不见了前期的隐晦曲折，而代之以一种观点鲜明、逻辑严密、直言不讳、明白晓畅的理论风格。”
　　 在《拥抱两极：鲁迅与托洛茨基、‘拉普’文艺思想》一文中，作者进一步指出：“鲁迅移花接木——将托洛茨基局部理论的鲜活，嫁接到‘拉普’无产阶级文学观的枯枝上，更用自己含情带血的体验，滋润着口号中主观意念现在的僵硬，竭力使无产阶级文学之树扎根于审美深层，由灰色变得郁郁葱葱。”“对于鲁迅，接受无产阶级文学这一口号则并不意味着探索的开始；如何创建无产阶级文学？文学与阶级如何联姻？政治负载与审美本性如何调和？一系列的思考接踵而至。”
　　 《晚钟集》处处透射着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譬如对艾芜“原乡小说”文化密码的深度挖掘和重新发现，譬如对“浙江一师”文人创作风格流变的洞悉，譬如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理论价值的揭示，等等。玆以后二者为例：“朱自清为一师带来了新文艺的清新气息。”“以‘一师风潮’为界标，前后一师在新文化运动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恰构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互文性关系，社会革命与文学革命互有侧重，彼此补正，又交相辩驳”（《读书与救世——‘一师风潮’论衡》）；“（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引入，避免了从单纯政治学的角度切入研究对象难免的生硬、机械；而更其妥帖、更其圆润地为‘非文学的世纪’这一研究对象提供了一个开阔的阐释角度与分析语境”（《政治文化语境中重新言说》）。
　　
　　 四、明察秋毫：精准的学术眼光
　　 从事文学研究，须具有深邃精准、明察秋毫的学术眼光。目光犀利，方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晚钟集》是具有这种学术慧眼的。仍以作者对鲁迅和“浙江一师”文人创作的研究为例，我们就足以从中看出作者学术眼光的老辣、独到：在《<狂人日记>：鲁迅与托尔斯泰同名小说互阐》一文中，作者敏锐地洞察到“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应是鲁迅与托尔斯泰同题小说的共同影响源。”“《狂人日记》不失为鲁迅与托尔斯泰创作历程的两个重要坐标。它标明了自此托氏遂从文学创作转向哲学、神学思辨的激变；透露了鲁迅渐次从文学家站位向思想家倾侧这一耐人寻味的伏笔。”
　　 在对鲁迅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展开的深入研究中，张直心教授独具慧眼地发现了鲁迅晚年话语形式的新变：“如果说‘血书’可谓鲁迅晚年批评文体之魂；那么，‘非体系’则是鲁迅晚年批评文体的结构形式。”“鲁迅晚年批评文体的‘血书’化、非体系、诗性含混诸特征与《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理论化、体系化、逻辑明快特征适成对照”（《论鲁迅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反拨》）。他犀利的目光，在鲁迅的文艺世界里逡巡，探幽烛微：“鲁迅对现代主义的接受，不仅显示了他特有的度量、气魄、‘勇猛’，同时仍体现出他惯有的切实、沉着——力求‘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契，鲁迅在上述小说中化身为二，既作为‘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又作为‘伟大的犯人’。这一双重叙事立场致使鲁迅超越了手执‘批判现实’解剖刀的医生的纯客观视角，不时因直觉，因无意识，因切身感受着这鞭鞭见血的灵魂拷问而本能地发出心灵的颤抖”（《鲁迅小说的现代主义审美取向》）。
　　 对“浙江一师”文人创作的臧否，同样反映了张直心教授锐利的学术眼光。他在研究中，不仅洞见了“浙江一师”文人们譬如沈玄庐“除《十五娘》等优秀之作外，一些作品刻意扩张诗歌启蒙民众、鼓动民众的功能；此外，抒情主体每每情绪过于冲动，借用其诗中的描写，所谓‘烈火烧心、狂云拥背’，闷煞了‘胸中的块垒’，以致一泻千里，一览无余”的“诗人病”，而且探测到了他们“火气”渐消、“清气”渐长，由“诗化青春”到“散文人生”“这一集体性文体取舍的原委”（《从诗化青春到散文人生》），对朱自清在“后一师时期”所起的中流砥柱般的作用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五、比较研究：独特的批评方法
　　 张直心教授同时又是一位比较文学教师。他将“比较文学”这一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带入了自己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这就使得他的学术研究，具有了迥异于他人的“比较文学”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晚钟集》也可算是一部比较文学论集，是一种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文艺批评集，比较研究这一方法几乎贯穿全书。《晚钟集》的比较研究，一为横向比较，一为纵向比较。二者相辅相成，构筑起这部文艺批评集的基本研究框架。
　　 《晚钟集》的横向比较研究，一为中外文学的横向比较，一为中国作家与作家之间的横向比较。前者如鲁迅文艺思想与苏联早期文艺思想的比较研究、郭沫若《孔雀胆》与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比较研究、戴望舒对法国象征派诗歌的接受研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俄罗斯、波兰文学的比较研究，等等；后者如云南彝族两位青年作家张元小说的现代语言形式与毕然小说的拟神话文体的比较研究、“浙江一师”“火气”文人与“清气”文人的比较研究，等等。
　　 《云南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一文是中外文学横向比较的典范制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自我封闭了多年的中国文坛终于向世界敞开门户，域外的文学潮流汹涌而至，旧波新潮，令人目不暇接。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却自有其独特的择取：先是梅里美，继而是肖洛霍夫与艾特玛托夫，然后是马尔克斯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三种取向混沌而有序地展开。”“正是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帮助云南少数民族作者发现了脚下‘神奇的现实’，进而以此为创作的主要题材与‘兴奋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