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钟集》的纵向比较研究，一为系列研究法，一为对比研究法。前者以对艾芜“南行”系列的研究为代表：“艾芜于1920、1960、1980年代三次去云南边地‘南行’，分别孕育出了《南行记》《南行记续篇》《南行记新篇》等三部小说。将这些跨越六十年时代变迁的‘南行’小说集粹并读，恰可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印证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间的断裂与承续。”“纵览《南行记》《南行记续篇》《南行记新篇》这三部小说集，其形成了某种互文性关系，彼此遥相呼应，遥相辩驳，遥相阐释。《南行记》借助《续篇》《新篇》之体得以脱胎还魂，《续篇》《新篇》则借助《南行记》之魂而神游物外，托身梦境。”作者在此系列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作家艾芜独特的文学史价值和地位：“艾芜的独辟蹊径，不仅导引着内地文学青年的南疆寻梦，亦启示业已走出云南的文化浪子幡然改途、还乡寻根，如是合力开创了云南边地小说”（《“南行”系列小说的诗化解读》）。
　　 后者（对比研究法）则以《世纪之交“沙龙社会主义者”一瞥》一文为代表。这篇文章将20世纪初陶醉于“有什么东西能比革命还有趣些，还罗曼蒂克些”的“创造社”诗人蒋光慈，与20世纪末全盘否定20世纪的中国文学、声称要《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将中国20世纪的作家一网打尽的评论家葛红兵二人进行对比，揭示他们共同的横暴、激烈、虚亢、谵妄，目空一切，极左政治与农民文化奇妙混合的本质。
　　
　　 六、诗性言说：鲜活的批评文本
　　 《晚钟集》是一部诗性言说、诗化解读、诗思融会、情理互渗的鲜活的批评文本。它从美学出发，而不是从泛政治话语体系出发；它最终又以审美为旨归，而不是以文艺理论的宣讲为旨归，很好的体现了作者“评论家的文学化”这一主张。正如孙郁先生在《凝视的眼光——<晚钟集>序》中所指出的，《晚钟集》有一种“超俗的气韵缭绕其间”。孙先生如此评价《晚钟集》的作者：“他的研究基于文本阅读，还有艺术的感知力。”“他的文字精致、典雅、略带忧郁的调子，缠绕着历史里的暗影。他就那么悄声地自言自语着，以举重若轻的笔触，翻动着一页页沉重如山的历史……”
　　 《晚钟集》是一部以文艺理论书就的学术诗篇，诗性语言如金黄的银杏叶铺满清秋的大地。限于篇幅，兹不赘述。这种批评风格，是张直心教授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他在《后记》中夫子自道“尤为心仪一种诗哲交融、智情合智的文体”。他说：“文学评论说到底不仅是一种智性评判，同时也应是一种充满了诗性的感悟过程”（《“香格里拉”梦寻——读<灵息吹拂>》）；“在追求思想独立、识见新颖的同时，犹不失文体的自觉，努力激扬学理之下的诗意、情趣及想象力，藉此折射生命的吉光片羽”；“须知，在科学理性所能照彻的领域之外，仍有着理性难以穷尽的非理性波动、振颤；而文学思想的建构之所以区别于哲学、政治学，就因为它由文学生发，仍带有文学色彩，与文学一样，它需要近乎直觉的审美经验，需要灵气、诗性”（《论鲁迅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反拨》）。
　　 张直心教授显然是非常自洽于这种诗意之境的，“一种心向往之的凝重的格调，一种疏放的节律，一种深远的气韵，一种神性的境界，暗合着、激励着已近晚境的自身亦如是神清气足、从容不迫、绵远不息地思索、追寻”（《后记》）。文艺批评是一项孤独而寂寞的事业，是一项付出巨大而回报微薄的事业。然而，正如张直心教授所说，“孤独是一种境界，一种很美的境界”（《<影响的告别>影响源一见》）。耐得住孤独与寂寞，必定能够在文学宝库中探骊得珠。张直心教授以自己成就斐然的文艺批评实践，带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