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老子在写作《道德经》的时候，一定强烈感到了“格物致知”的局限。
　　 格物致知作为一种认识论，最早见于〈礼记大学〉。此后，儒家的解释颇多分岐，其中，宋程颐、朱熹的“即物而穷其理也”似乎更接近原意。倘真如此，则格物致知当属理性思维范畴，与功利性更强也更完备的实证科学思维类似。但是，即便是完备的实证科学，也存在难以避免的局限。
　　 实证科学的局限在通常情况下是难于觉察的，但在特殊情况下——比方说在期货市场里，便会彰显无遗。
　　 我曾经做过期货投机商。期货市场对投机商来说其实就是合法的赌场，而有赌场，就有理论家，衍生出相应的赌博理论。我就是在研究过这些理论之后才入市的。应该肯定，与求神算卦相比，这些理论的确是很科学的。但是，尽管把这些理论研究得很透彻，并运用这些理论把市场掐得很准，我却没有得到任何益处，相反，还在短期内一败涂地。
　　 对此，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过《道德经》之后，我才恍然大悟。
　　 《道德经》在思维科学方面的贡献在于，它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常有欲以观其缴”和“常无欲以观其妙”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很明显，其中的缴，是边界，表象的意思，而妙呢？指的是事物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完整的真实。因此它所揭示的，首先就是功利性认知的局限：用它也许确实能看清事物的边界、表象和一部分本质，但是，用它却根本不能完整地把握事物的完整的真实。而我在期货市场的败绩正是拜这种局限所赐。
　　 在运用那些看似科学的理论预测市场的时候，我当然是有欲的。因此，我所采用的其实仅仅是“常有欲以观其缴”的认知方式。相应的，我自以为已经掌握了市场的运动规律，但是，我所掌握的其实仅仅是市场的边界、表象和一部分本质，而非市场完整的真实，也正因为这一点，我对我所掌握的总是心怀疑虑。
　　 无庸置疑，投机商在市场上唯一要做的，就是根据市场的运动变化作出或买或卖的正确决断，而疑虑呢？人在满怀疑虑的情况下还可能作出正确的决断吗？
　　 其实，人在满怀疑虑的情况之下所做出的与求神算卦所做出的决断，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那么，怎样才能怀着“常有欲”的目的洞悉只能运用“常无欲”的方法洞悉的市场的完整的真实呢？
　　 现在，在把满头青丝熬成一张秃瓢之后，我决然退出市场，重新开始了文学创作，应了印度人的箴言：美是智者的宗教——换言之，当“常有欲以观其徼”走投无路之时，就只能拜倒在“常无欲以观其妙”的脚下，缴械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