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初。
　　 故事的真伪无可考证，也无需考证。
　　 故事的主人公姓齐名强叫齐强，人称“齐百万”。齐强是一个精明强干之人，勤劳、善良，人缘好。他走在改革开放前列，所以在允许个别人先富起来的年代，他最先致富。当别人还在为吃饭而发愁的时候，他就掘满了第一桶金。当时万元户很少，他已经是“齐百万”。
　　
　　 一
　　 一九七一年十月底，家住城关边缘的齐强刚好十八岁。他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号召，在一队中学生的欢送中踏进了军营。当兵有规定，前三年不能回家，三年以后成了老兵就可以探家了，往后每年都可以请假回家一趟。齐强第一次探家时，虽然年龄只有二十一，却显得老成持重，这可能是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锻造的。一九七四年，国家很穷，物质奇缺，日用品比如牙膏、糖、毛巾、香烟等都难以买到。齐强的一个亲戚，也就是他表叔的孩子舅舅在县供销合作社当仓库保管员，负责给各个公社（现在叫乡，但乡级的供销社早已经不存在了，被个体户取之殆尽）的供销社分配商品。这是一个很有实权的差事，公社的干部都要巴结他，想从他那里搞点紧缺的物质。齐强探家时，有老乡托他看能不能买点东西，他二话没说就去了县里的供销社。他找到那个仓库管理员，看在拐弯亲戚的面子上，主要是他是一个兵，人们对兵尊重并敬仰，保管员卖给他许多日用品。从此他在乡亲们面前威望很高，不管多么僵持的邻里矛盾，只要他出面，立刻化为乌有。
　　 一九七九年春，当了八年兵的齐强转业了。这时中国的大部分农村正在酝酿土地承包，走在前头的个别村已经把大部分土地包产到户。各行各业也相继进入承包状态，并且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供销系统也允许个人经营，农副产品甚至粮食也允许私人收购。在这种全面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齐强把房子腾空几间，挂牌干起了收购红麻的生意。那时候因为资金流通有限，再加上收购需要很大一笔钱，所以比如猪、红麻、粮食这些大宗的商品，大都是回头钱，也就是生意人交了货从厂家拿回钱再付给散户。在这种资金困难的情况下，有的生意人就用这些钱做其它生意，所以卖了红麻、大猪几年要不上钱是常有的事；还有的生意人如果这一趟生意没赚到钱，在最后结账付款时还会把价格再压低一些。不过这样做的结果是失信于农户，以后即使付现钱也都不愿卖给他们了。齐强从来不做背信弃义的事，赔得再多也不压价和克扣，所以他的生意一直红火。
　　 一个初冬的午后，齐强正在家里守着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听全国企业家厂矿长讲座，突然一个男人进了屋，有气无力地问，还要红麻不？齐强却没有关心红麻的事，他把音量调到最低，急忙问道，你还没吃饭吧。那人点点头。齐强赶紧吩咐妻子做面条，并且特意交代要多放两个鸡蛋。那人听了，面露感激之情，并且指指外面。齐强往外一看，在一车红麻旁边坐着一个女人，面露饥色，不用问就知道她也没有吃饭。原来他们是两口子，一大早就拉着一车红麻从家里出发，去了许多收购点人家不是嫌红麻矮、黑，就是说最近生意不景气，停收了，所以过午了也没能卖掉。两口子出门时身上一分钱都没带，连午饭也吃不上。当来到县城时，已经离家五十多里了。齐强又吩咐妻子，多添一点水，多放两个鸡蛋。齐强和男人来到架子车旁，帮助他把车子拉到里面，说，先放在这里吧，吃了饭再过磅。不一会儿，面条熟了，卖红麻的两口子狼吞虎咽地把一锅饭吃了个底朝天。吃完饭，女人帮助洗碗，男人把红麻往磅上扛。一车红麻，一千多斤，不多会就都堆到了磅秤上。本来，这段时间生意萧条，有好多红麻生意人都停收了，也有的转收其它。齐强收购的近十万斤红麻都堆放在院子里，上面用雨布盖着。齐强因为货没有调出去，手里没有资金，近期收购红麻都是打白条，而今天两口子的这一车红麻，四百多块钱，他一分都没欠。为了筹够这些钱，齐强借了几家邻居，把妻子准备买菜的钱都挤了出来。男人很感动，不想难为他，说欠一点钱没什么，以后再来拿。齐强却认为，一个乡下人，离城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硬是把红麻钱付清了。
　　
　　 二
　　 一天上午，齐强在家里合计中午在“聚雅轩”酒店该请哪些客人。工商所的几大头都得请，他们权势大，得罪不起，工商所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他这样的个体户开出数目不菲的罚单。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大概是三月份，他在忙着装车往外调红麻，工商所一下子来了六个人，其中有五个是称兄道弟的铁哥们，他们除了喝他的酒，对于他的生意从不过问。有一人是刚转业安排进工商所的，他不认识，虽然他也曾是一名军人，可是这位后来的和他不是一个战壕的战友，结果给他开出了一张一百元的罚单。在他面前的五个铁哥们不但没有阻拦，还劝他说，人家收购的规模比你小，可罚款都是五百以上。他只好认栽。在这些铁哥们面前计较这点罚款，显然是不给哥们面子。银行的主任和往外放款的信贷员也得请，做生意离不开钱，自己的本钱有限，生意要想做大，就要与银行打交道。派出所的所长和执勤的民警也不能少，一是让这个武装力量来压阵，显示一下自己的后台，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作奸犯科者有之，说不定自己以后会是犯罪分子和公安机关之间的纽带。还有乡政府（这时候已经完成由公社向乡的转换，全国所有的公社已不复存在，都改称乡）主抓市场管理的干部绝对不能少，有政府作靠山，工商所的那群复员军人或许不敢“放肆”。他列好一张清单，准备“按图索骥”，把这些生意上的贵人一一请到“聚雅轩”。
　　 他穿上去年托人从深圳买回来的毛呢大衣，抬腕看了一下表：十点三十五分。该去请客人了，晚点说不定被别人请走了，他想。于是迎着冬月的寒风，出了门。
　　 刚出门就碰见一个人穿着厚重又比较破烂的五十多岁的乡下人，他问齐强：“这是齐老板的家吗？收红麻的齐老板是住在这里吗？”他抬头看着面前的乡下人，问：“你是谁呀？你找齐老板干什么？”乡下人说：“我儿子给我一张纸，说是齐老板欠他的钱，叫我来领。”说着乡下人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他，“这是齐老板打的条子，你看看这个老板是在这里住吧。”齐强接过纸条，原来这是一张欠条：
　　 今欠到
　　 红麻款贰佰元整（200元）
　　 齐强
　　 1985/3/12
　　 他边看边自言自语，怎么还有一张条子啊？去年的，一年多了。怎么又冒出来一张欠条呢？他手里捏着欠条，问：“这是你儿子给你的啊，他怎么没来吗？去年你们怎么没来领钱啊？”乡下人说，去年儿子卖过红麻，回去不久就跟着同村的人去了惠州打工。过年回来时已是腊月底，在忙着过年，没有来领。主要是儿子打工回来带了一些钱，家里有钱花，就没来。齐强一边听乡下人解释，一边看欠条，这条子千真万确是自己写的，“齐强”两个字外人很难模仿出来，并且在贰佰元处还有自己的私章。
　　 齐强仔仔细细地看着欠条，眼睛几乎不离最后落款的日期。去年春天，生意可是三个人合伙干的呀，帐早已算过了，突然又冒出个二百块欠条，这怎么跟那两个伙计说呢？他仔细回忆去年三月份的生意情况，似乎有这么一张欠条。他记得去年红麻市场不景气，价格很低，一斤才两毛多。当时有两个小伙子拉来一车红麻，卖了二百三十块钱，他付清零头，又写了一张贰佰元的欠条。今天，这张欠条就躺在自己手里，欠账还钱，天经地义，他不能不付。于是他从兜里掏出一叠钱，数出二百块递给乡下人，手里就剩下二十块了。这是他今天上午准备请客的钱，付了去年的欠条，上午请客就没钱了。他想找妻子再要，又怕妻子数落，于是决定瞒着妻子，上午的饭钱先欠着。生意好做，伙计难搁，他明白这个道理，他甘愿自己付清这份欠债，不让那两个伙计承担。于是他打发走讨账的，揣着二十块钱出了门。
　　 中午，请客在“聚雅轩”如期举行。大家推杯换盏，互相恭维，品尝着菜的美味和酒香。席罢，他去结账，饭店的老板问是现钱还是记账。他说出来时身上带的钱不多，记账吧。老板说，现钱一百六，记账二百一。他一听，头就大了，心想，这不是宰客吗？于是说，都是大熟人，就别记账了，明天来还钱。老板却说：“不行啊，伙计。”他一听，有点生气地说：“我住得不远，回去给你拿钱。”这时他也不管妻子数落不数落了，决定找妻子要钱。老板面带微笑地坚持说：“只要出了门，就按记账对待。你也是生意人，你知道，做生意谁不是想多赚两个啊。”于是，他的大名出现在“聚雅轩”的记账簿上。
　　
　　 三
　　 下午的阳光像一个激情澎湃的演说家，把光和温暖洒在齐强不大的院子里。大门口停着一辆大卡车，卡车旁边摆着一架磅秤，齐强在给红麻过磅，收一份就往车上装一份。有几个人把院子里的红麻往外扛，一同装到卡车上。车上装了不足三千斤，一个装卸工就劝同伙停下来，他说这装卸费太少了，他要找齐老板说说，再加一点。
　　 “装卸工”来到齐强面前，直截了当地说：“齐老板，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都说你这装卸费太低，让再加一点，不然他们都不干了。我一个人就是装到胡子白也装不完啊。”齐强正在数钱，没有搭理他。“装卸工”问：“齐百万，加不加啊。你那么有钱，手指缝漏一点也够了。你要是不加，我们不干了，去打三捉一。”说着“装卸工”就要招呼同伙离开。
　　 看到装卸工要“罢工”，齐强急了。今天下午这些红麻必须装上车，还要连夜上路，明天上午要运到湖北的一个麻纺厂。和麻纺厂的厂长、质检员、出纳员已经定好了，明天再运过去一车。后天厂里的那些人要到桂林旅游。
　　 齐强付过红麻款，急忙劝装卸工：“咋了？到底咋了？有啥事好说，不能动不动就不干了。自从我做这个生意以来，哪一车不是你们几个装的呀？我想咱们都是邻居，我能赚一点也让你们多少挣一点。其实，不少了，你去打听打听哪一个装卸费有我给的高啊！”“装卸工”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不搭理他，依然招呼同伙离去。
　　 “你们到底想要多少啊？总得有个数吧。你们不说，我怎么给加钱啊。”齐强边说边一个一个地拦住要走的人。有的人挺给面子，对他笑一笑，停下了要走的脚步；而有的人很决绝，挣脱他的手，坚持往外走。齐强看拦不住，心想，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看来还是得找领头的。于是他丢开要走的人，追到向他提要求的装卸工面前说：“你先别走。想要多少，说吧。”
　　 “装卸工”停住脚，态度坚决地说：“一吨再加十块。”
　　 再加十块？又要一百多。齐强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除掉装卸费，这一车红麻就所剩无几了。可是一想到今天装不了车，明天运不过去，不但赚不到一分钱，还要失信于厂长他们，说不定这几年和麻纺厂建立的关系就要中断。于是他咬咬牙，狠狠心，一跺脚说：“就按你说的，好。装吧。”一听到“好”，“装卸工”立即一招手，散开的同伙像磁石吸引的碎铁屑一样往中心聚拢。
　　 装卸工麻利地把一捆捆红麻往车上装，不一会儿就装了大半车。越往后越高，越不好装，于是，装卸工就用一根绳子系住红麻捆往上提，这样虽然效率低一些，但到傍晚时，终于装了满满一大车。当把红麻捆都系好盖上雨布时，已近八点，早已吃过晚饭的人们，除了几个喜爱戏曲的老年人，在守着收音机听豫剧，大多已经上床休息。
　　 为了赶在明天上午把这一车红麻拉到麻纺厂，齐强和司机连晚饭都没有顾上吃就急急忙忙上路了。一路上，司机在专心开车，齐强也没闲着，思绪在飞扬。他想不明白下午那帮装卸工，怎么那么势利啊。他们都是自己的街坊和邻居，以前没少从他这里得到好处，可翻脸不认人。真是一群喂不熟的狗，他骂道。
　　 车子随着思绪终于到了一个镇上。司机看齐强没有要吃饭的意思，于是把方向盘交给副手，继续往前赶路。
　　 行不多久，到了五里铺，因为离刚才那个镇五里远，所以叫五里铺。五里铺是一个小集镇，逢集时就热闹早饭前后那一阵子，俗称“露水集”。现在改革开放了，集市延长到近中午。街上不仅有水果摊，肉架子，又新开了几家饭店。现在是深夜，饭店早已关门，再往前走，要赶到湖北吃明天的早饭。齐强决定在五里铺敲开一家饭店的门，吃了饭再走。
　　 他们把车停在路边的饭店门口，敲开了老板的门。老板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天虽然冷呵呵的，人却很热情，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老板问：“几位还没吃饭啊，要点啥？要不要炒两个菜，搞几杯酒暖一暖啊？”齐强问司机：“你们看，吃点啥。炒两个菜，再来盆汤，天气冷，喝点汤暖和些。”两位司机说，简单点吧，还等着赶路。于是他们让老板做三碗肉丝面条。
　　 肉丝面条就是荤面条，把猪肉切成很细的丝，拌上少量的淀粉放在油锅里炒一下，然后添上水，水一开就把面条和青菜放进去。不带肉丝的直接把面条放进开水里，是素面条。荤面条一块钱一碗，素面便宜些，一碗七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