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一转眼，岳父马老爷子逝世已经6年多。一直想写点纪念的文字，却苦于信息不足而迟迟没有动笔。今年夏天，老伴大姐从深圳来合肥看望老母亲，聚会时大家一起好好捋了捋，这才得以完成自己的这个心愿。
　　 马老爷子是2010年3月25日在合肥省中医附院干部病房逝世的，享年88岁。当时我还在白湖工作，老伴也在白湖陪我。老爷子逝世前几天，老伴在白湖心神不宁，急着赶回合肥跟她妈妈姐姐一起陪护老爷子，正好给老爷子送了终，算是没有留下遗憾。老爷子弥留时老伴给我打的电话，我从白湖赶到合肥的时候，老爷子已经仙逝，但人很安详，我抚摸着老爷子温热的脸庞，泪水情不自禁地流淌下来。老爷子虽然在医院住了十来年，但生活能自理，基本上没有给家人带来什么麻烦。这次病情刚有恶化，老爷子就好像事先安排好了的一样，平静地走完自己的人生，非常有尊严地驾鹤西去，没有给家人增添更多的苦楚。组织上和家里按照他的遗愿，不发讣告，不通知亲朋好友，不举行告别仪式，骨灰分成两半，一半留在合肥家中，一半送到山东老家安葬。老岳母她们在家里设了一个简易的灵堂，亲人们默默地祭奠着照片上微笑着的慈祥的老爷子。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跟老伴谈恋爱的时候，老爷子子是不赞同的。他老人家的意思是希望小女儿回合肥找个对象，把家安在合肥，一家人好有个照应。后来看女儿态度坚定，又觉得我还比较上进，也就默认了此事。我第一次上门的时候，心里是很忐忑的。没想到一见面，老爷子慈眉善目，老岳母娴静儒雅，让我的紧张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老爷子还亲自下厨，做了满满一桌子的好菜，几巡过后，我就算是通过考核了。后来老爷子去白湖住过几次，我们把老爷子带到大圩里钓鱼，天天陪他喝几杯，老爷子也是高兴得乐不思蜀。我们调到合肥工作后，住的跟老爷子家很近，隔三差五地我们就可以回家看望二位老人。我儿子是1986年12月出生的，老人们非常喜欢，成天小老虎长小老虎短，宠爱得不得了。后来我们觉得隔代管养对小孩成长不利，就把孩子带回去自己管理。可老人家们隔不了几天就一定要打电话，让我们把小老虎送给他们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要给小老虎留着。老爷子过世后，我们大家都很怀念，好长时间都回不过神来，好像老爷子就坐在客厅八仙桌旁的藤椅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一样。
　　 马老爷子的一生是有些传奇色彩的。1922年12月，老爷子出生在山东省莘县张鲁镇北安头村。村南有条著名的大河叫马颊河，是古九河之一，因其“河势上广下狭状如马颊”而得名，源起河南濮阳，途经大名莘县，在无棣入渤海，有四五百公里长。这条河大势自西南向东北，但在张鲁境内则是由西向东，河北的村庄叫北安（岸）头村，河南的村庄叫南安（岸）头村，两村临水而棲居，因河而富足。老爷子家就是一个大户人家，兄弟姐妹十来个，马老爷子排行老四。因为家境不错，所以兄弟几个都接受过很好的私塾教育。后来家道式微，沦为富裕中农，加之当时山东农村时兴小女婿，马老爷子的父亲就在1936年让他娶了南安头村当红的王姓大地主家的老闺女为妻。这时候马老爷子才14岁，新娘子已经24岁，而且因小儿麻痹后遗症造成腿部残疾，模样也不俊俏。正因为如此，娘家的陪嫁出奇的丰厚，深圳大姐至今还记得解放初期生活困难时，她生母跟她大哥在堂屋里挖起一座大缸，里面全是金银珠宝，都是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虽然包办婚姻让老爷子情感上不太如意，但马王氏的成熟稳重和悉心照料，还是让年少的老爷子很受用，1938年16岁时就有了大儿子，1945年23岁时有了大女儿，后来又有了小女儿。
　　 山东莘县是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地方，属于中原地区黄泛平原富庶之地，自古以来兵家必争。抗日战争暴发后，这里既是沦陷区，也有国民党军队，又是抗日根据地，各区县很早就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武装，老爷子的大哥就是抗战时期当地很有影响的共产党干部。老爷子因为有文化，而且在村里辈分高，16岁就当了村长，暗地里给抗日民主政权做事，1940年8月18岁时经大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高粱地里进行了秘密宣誓。后来组织上只以他的入党时间计算他的参加工作时间，老爷子也从没较过真。抗战时期，老爷子虽然只是地下党和地方武装人员，但也是出生入死，经历过不少劫难，我们知道的有两次。一次是1941年，日本鬼子对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实行大扫荡，一股日军血洗了北安头村，村党支部书记以及许多党员被杀害，老爷子正好外出办事逃过了这一劫，但他回村时日寇还在，他躲在草丛中目睹了日寇的暴行，后来组织上让他接任村支书，他毅然决然挑起了重任。另一次是抗战后期，他们正在村里开会，突然有鬼子冲进村来，大家迅速撤离，老爷子在翻越围墙时不慎摔断了左肩骨，他强忍着剧烈的疼痛，带领大家冲出了包围，到达了安全地带。当时只是草草治疗了一下，直到解放后调到公安部工作时，才由苏联专家进行了彻底的手术，镶嵌了一根钢板，算是基本恢复了手臂的功能。
　　 从抗战到解放，老爷子一直没有离开过家乡。解放战争期间，老爷子大部分时间从事公安工作。老爷子家乡那一带抗战胜利后很长时间属于冀南行署第一公署，他先是在行署所在地的临清市地委社会部工作，1949年10月临清改属邯郸专署后，老爷子在专署公安处工作。1952年1月初被选调到刚成立的中央政治法律干部学校，简称中央政法干校，参加首届培训学习，当时编在四班九组。中央政法干校是毛泽东亲自提议创办的，规格很高，四班当时确定的培训对象是军队系统保卫、检察和法院人员，不知道老爷子一个地方公安干部为什么被放进这个班，而且第二年初毕业后也没有分配到军队系统，而是直接进了公安部人事局从事干部人事工作，那时老爷子刚刚满30岁。1956年7月，老爷子又被送到中央人民公安学院政治保卫系学习一年，回到部里后调到政治保卫局工作。1957年4月，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到处都开始了整风运动，正是春风得意的老爷子遭小人算计，虽最终因无具体事实根据未被划定右派和发配劳动改造，但却因此受到党内警告和行政降级处分，由正处降为副处，工作岗位从政治保卫局调到公安部直属单位国际旅行社，紧接着又于1959年4月30日被调离公安部，担任了成立不久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室保卫科长。嗣后不久，在一次实验室核原料遗失案调查中，老爷子遭受核辐射，肝脏损伤严重，直至终身肝病缠身。这是明确的工伤事故，但老爷子一生都没有找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1961年6月28日发出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各地各单位都开始部署这项工作。本来没有老爷子老岳母什么事，但刚满30岁已经是4个孩子的妈妈的老岳母却非常热血，认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积极主动地提出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除大姐留京等高中录取通知书外，老爷子一家5口于1961年8月来到安徽，被分配到远在巢湖中庙农村四顶山下的省水产专科学校工作。这个学校是1959年安徽省农业干部学校水产组改建而来,1963年底被撤销。1962年2月李葆华来安徽工作后，在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加大了甄别平反工作的力度，老爷子的错误安排得到初步纠正，于1963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省农垦厅办公室副主任，一家人从巢湖岸边搬到了省城。但其在公安部整风运动中遭受打击的事件，因为不是安徽处理的而未被涉及。省里曾经几次动议要老爷子到下面县市任职，但老爷子皆因原子能辐射造成的肝病一直久治不愈而作罢。此后老爷子经常因病住院治疗，基本上处于半工作甚至不工作状态。直到1980年10月，不到58周岁的老爷子，作为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落实政策，经组织批准正式离职休养。
　　 马老爷子一生有两次婚姻。第一次前面说过，他于1936年14岁时经父母包办与马颊河对岸的王氏成婚。1952年初老爷子到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学习时，王氏觉得老爷子前程似锦将来肯定在大城市工作，自己年纪大了又有残疾，不想跟他一起进城，就主动提出离婚，但自己离婚不离家。同时要求老爷子把小时候受过伤的大女儿带进城。于是老爷子与王氏协议离婚，并于1952年8月7日在平原省莘县第四区人民政府办理了离婚登记。马王氏老奶奶在山东老家生活得也很随顺，大哥二姐以及他们的众多儿孙们，供奉和孝顺着老人家，直至入土为安。老爷子过世后，大哥他们来合肥把老爷子的骨灰盒带回老家，跟马王氏老奶奶合葬在一起，完成了老人家们生前的约定。老爷子到公安部工作后，1953年夏天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期间，经邯郸专署老战友、时任大名县县长的牟冰如介绍，与在大名县民政科工作的老岳母建立恋爱关系。1955年1月21日，老爷子和老岳母在北京市东单区人民政府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老岳母也随即由大名县调入公安部直属单位国际旅行社工作。
　　 老岳母的人生经历也算得上既坎坷多折又丰富多彩。她的老家在山东濮县申庄村，现在属于河南省濮阳市范县杨集乡十里庄村。祖上是当地显赫的大地主，岳母的祖父在庄上开了一家大馍坊，卖高庄馒头。有店铺有作坊，有长工，有骡马，两个大院子，规模盛大，生意红火，财源滚滚。1928年，军阀孙传芳任山东督办，其军队横行乡里，岳母祖父的大馍店两个院子都被孙的部队强住，吃饭不给钱，生意无法为继。申老太爷老两口非常决断，悄悄收拾细软，打点行装，丢弃一切不动产，带着儿子媳妇奔赴南京，一家四口投靠在南京后宰门开茶庄的大舅老爷。到南京的1928年当年岳母的大姐出生，1931年7月27日岳母出生，3年后岳母妹妹在洛阳出生。当时一家人在南京后宰门黄浦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路上摆摊卖大碗茶，岳母的妈妈给军校学生上袜底、做针线活，勉强能够养家糊口。后来她父亲和祖父先后进入黄浦军校，一个做马夫一个当伙夫。1931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迁都洛阳，并于1932年9月建成黄浦分校（中央陆军学校洛阳分校），岳母全家当时随迁洛阳分校。1937年“七•七”事变后，洛阳分校西迁陕西汉中，全家又跟着迁徙并定居陕西汉中。
　　 岳母在汉中先后就读于西北儿童教养院、平民中学以及国立22中学。“九•一八”、“七•七”事变后，我国东北、华北先后沦陷，成千上万的同胞流离失所，到处流浪、逃亡。为解决难民之困，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大后方的西北文化重镇——陕西汉中，成立了很多流亡学校。岳母上的西北儿童教养院和国立22中就是这样的流亡小学和流亡中学。1938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汉中建西北儿童教养院，以西郊凹口寺等处庙宇为院址，收容日本占领区逃难来汉中的儿童，施以教育，院长智澄。1939年秋，岳母跟她大姐一起入学就读一年级。1945年6年级还没毕业，班主任老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岳母她们集体转到汉中南郑平民中学，直接升入初一下学期就读。这个平民学校是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部分晋籍学生捐款集资联合创办的一所私立普通中学校，1922年9月1日在太原的精营西边街开办并召收学生，后遂渐成太原成绩良好、校舍新颖的私立中学，校誉鹊起于晋阳大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民中学先后移址许多地方，最后在汉中南郑坚持下来，抗战胜利后迁入北京并最终回归太原。当时的平民中学学费很贵，岳母记得她母亲每年都要挑100斤上好的大米送到学校充当学费。
　　 1948年秋，岳母在平民中学读初三，一个机缘巧合，初中没毕业的岳母进入了国立22中学。那时岳母的祖父和父亲都已经从军校退伍，定居在陕西省南郑县天台乡十字街，在武乡镇上开了一家申记烟店。当时这里驻扎着胡宗南的青年军部队，经常来买烟的一个青年军官是山东老乡，叫邓远寅，他在1948年6月底从安康迁入汉中城东南约10华里的黄家坡村的22中教务处有熟人，就将岳母转到22中直接上了高一，不再向学校交学费，家里因此减轻了负担。22中是山东长清县大马头村人李仙洲创办的。1941年，28集团军司令长官兼92军军长李仙洲的部队在安徽阜阳驻防，山东流亡学生纷纷前来投奔。李仙洲觉得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正是上学念书之际，既不能让他们正式参军，也不能使他们长期流落，于是成立了“私立成城中学”，李仙洲亲任校长，并确定办学宗旨是“培养国家元气，拯救陷区青年”，校训是“众志成城”。为了学生生计，李仙洲四处募捐，仍难以维持。1942年初李仙洲赴重庆参加军事会议时，向蒋介石申请将私立成城中学改为国立，后经山东籍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帮助，私立成城中学于1942年9月被批准改为国立第22中学，纳入教育部管辖，一切经费包括学生的基本生活，都由教育部负责。此后国立22中先后迁至陕西汉阴和安康，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建立的最后一所国立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