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这话是白居易说的。与吾心暗合。心安与不安，是21世纪人类文明的最高课题。
　　 人类原是时空里的一群旅人，走在一条无往不返不可逆转的行程里。所以所有关于人类的思考，都是在旅途上。古罗马的卢克莱修也说，“生命并不无条件地给予任何一个人，给予所有的人，只是它的用益权。谁的心灵和智力留下来谁就还活着。”
　　 在古希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笑话：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与天文学家泰勒斯，因为过分关注于遥远的宇宙天体，而忽视了眼前的道路，结果走着走着就掉进了井里，遭到婢女，据说还是一个很美的婢女的嘲笑。
　　 这个笑话本是用来否定哲学家的妄想和不切实际的。而其实却道出了一个道理。哲学，本就是与现实有一定距离的。它离不开现实的物质土壤，却又能够超拔于眼前的攘攘红尘。所以，柏拉图因此有云，凡是哲学者，总会被这般取笑。而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更说，真正是个婢女的，也必须有点什么来给取笑。他后来索性将哲学定义为：“是人们本质上无所取用，而婢女必予取笑的那样一种思考”，并一再声明“不是一个玩笑”。
　　 哲学的责任本就不是用来解决吃饭穿衣的，那是一种很低级的，也是很基础的人类需求，美国人本主义思想家马斯洛已经在他的自我实现理论里有过很透彻的论述。关注哲学，就是关注人类的根本需求，关注于更高级的精神境界。是人类的一些终极问题。所以，哲学家常常不能够被世人，尤其是俗人理解，也是很正常的事。
　　 也正因为如此，献身哲学的人，往往是孤独的，也往往要遭遇更多的误会。走进哲学，需要牺牲。
　　 哲学也需要对人类自身的关注。我们对自身的一些认识还是相当肤浅的。更有甚者，有些地方还是很荒谬和怪诞的。可是，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最终不叫自己成为局外人。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
　　 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
　　 我在唐永济先生之《唐人绝句精华》里第一次接触到韦苏州的这诗，就非常喜欢它。好像已经近20年的事了。20年，我当然风华的年龄。而且，我常常能够联想到苏东坡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来。总之，那是一种很孤独的感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心底无来由地生出许多悲凉来。
　　 想象当日的屈原，发出“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的时候，也必定有许多感慨。孤寒，苍凉，慎独，“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我们的思想者一直走着一条半梦半醒的凄楚之路。思想的深刻，文化的格调，使得他们迥异于常人，甚至有时候和芸芸大众不相协调，乃至格格不入。我们需要一种适宜的生存空间。
　　 郁达夫在怀念鲁迅的名篇里，就说过类似的话。人们的生存环境、文化环境，要能够接纳，乃至拥戴民族的精英。否则，那必将是奴隶之邦。
　　 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和历史里，是应该，也可能培养自己精英的。放眼廿四史，没有叱咤风云的人物，天崩地裂的政治事变，固然阶段性的历史会暗淡无光。可是，倘若唐代没有李白，宋朝少了苏轼，那么，我们的民族文化史、思想史将多么贫乏，乃至没有韵味、没有意趣。
　　 东瀛的一位诗僧曾经说，“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为什么这么说，原来魏晋风度和晚唐诗歌，就是那么关注人性。
　　 我一直强调，我们需要对人类自身的认知。显然，这种认知应该不是个案，而是全局的、立体的、深刻的，和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良辰与美景，可遇不可求，皆因其一维性也。画家东山魁夷在《一片树叶》里说：“无论何时，偶遇美景只会有一次。…如果樱花常开，生命常在，那么两相邂逅就不会动人情怀。…人和花的生存，在世界上都是短暂的，可他们萍水相逢，不知不觉中，我们会感到一种欢喜”。我们用心灵去感悟生命，用笔墨去倾诉生命的欢喜，去捍卫生命的尊严。这是生存的质量问题。
　　 古希腊的诗人品达罗斯在《特尔悲竞技会颂歌之三》中说：
　　 “我的灵魂啊，
　　 勿求永生，
　　 耗尽一切可能的领域吧。”
　　 类似的文字和观点，在古今中外的经典里可以很方便地寻绎出许多来。对人类自身的拷问，如何安抚动荡不安乃至焦灼的灵魂，生命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及对个体生命的准确定位，如何界定生的荣耀，与不可企及的永恒，是生命哲学常读常新和无法超越的课题。
　　 在著名的《西绪福斯神话》中，张弛有度、风格高贵的阿尔贝·加缪开宗明义：“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其余的，如世界是否是三维的，精神是否有九个或十二个等级，都在其次。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事。”
　　 是1991年的秋月，在皖南南陵的一间山中小屋，孤独地开始阅读加缪。我起初很是震撼。因为，彼时，我们对异域的大师是多么地知之甚少。尤其是，一代人的认知能力被误导过很长一段时间。
　　 山风猎猎，落叶有声。三楼两边南北相向，用报纸糊着的窗户。在静夜，远近高低的脚步声，使得人很能够感悟出时空的距离和生命、情感的脆弱。
　　 我很愿意，也实实在在地把自己沉浸在那种氛围里有好几个春秋冬夏。即便是很热闹的厂区，抑或并不是自己一个的人群，我都能身不由己地体味出自身的孤独来。只有在精神孤独的时候，才能够凝神思虑。所以，这个时候，我以为加缪也是孤独的。他为什么要提到自杀呢。
　　 有两种非正常的自杀，是值得关注的。一是我们的文人，这里的文人其实是指读书人，更准确地说，是学有所成的读书人，如科学家、艺术家等，这已经是一个传统了。还有一类，是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的自杀。当自杀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就不能简单地视之为轻生了。当面对自杀，表现出从容、镇静的气度，也足以深思。
　　 “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孔老夫子的话，也许他叫我们珍惜生命的来之不易，也许他是有意回避关于死亡的话题。他提倡积极进取。可是，他一定没有思考过死亡么？
　　 生命期冀在事实和抒情之间寻求平衡。当然，这种平衡肯定是动态的，也许还可能循环往复，但是他的轨迹一定是明晰的、可以概括和抽象的。当无法把握时，可以痛下决心，面对死亡。尽管我们那么依恋生命中的阳光，可以有无数次的坚持。可以把青春，以及所有可能输的起的豁出去。在苦难面前，使尽浑身解数也无能为力。最终，我们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和信仰，并且有权利做出和伽利略相反的选择。
　　 有一段时间，每天的早晨，大约上班前的一个小时，我都腾出一段时间来听贝多芬的《英雄》，尤其是其中的“葬礼”，也一定是卡拉扬的。排山倒海的声浪，一拨接着一拨，叫人无法拒绝，乃至无所遁形。贝多芬的音乐因为卡拉扬的演绎达到了高度，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是在工厂的广播室里，对外放着几个大喇叭，方圆几里地，皆清晰可闻。那无所顾忌、唐突神灵的纯音响世界最奔腾澎湃的灵魂，肆无忌惮地在世间左冲右突。萧伯纳说，除了贝多芬之外谁也管不住贝多芬，他是反抗的化身。他用音乐和世界对话，也和自己的灵魂私语。当代学者赵鑫珊更把贝多芬放到德国文化哲学里面，贝多芬的伟大正在于他把自己身上那么众多的痛苦、烦忧、压抑、搏斗和根本的孤独感都转化成了审美的人生。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个枷锁似乎也可以理解为生与死的宿命。
　　 现在先讨论生命的产生。然后是关于死亡。只有透彻了生死，才可以说人类之文明。
　　 其实，所谓的文明，就是人类如何从自然中解脱。尽管我们目前无法断言，人与自然的隔离，是一件好事，抑或得不偿失。H·G·韦尔斯在《世界史纲》第一章《漂浮在时空中的地球》里这样告诉我们：在过去几百年间，人们对于自己置身其间的宇宙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拓展。同时，人类的不可一世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他们已逐渐认识到，他们只是茫茫宇宙的一粒微尘，这个宇宙的庞大、久远和神秘莫测，实在远远超过他们祖先的幻想和猜测。而人类就是宇宙时空多重偶然的产物。
　　 诗人屈原在颇有哲学意味的《天问》中吟诵：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
　　 1972年，美国“阿波罗17号”宇航员施密特说，站在月球上远眺38万公里外的地球，就像在看一个悬挂在半空中“一碰就碎的蓝色水晶球”。她有种“神奇而伟大的力量”。
　　 按照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大约150亿年前，宇宙有无限大的密度和温度。数学家称之为奇点，物理学家叫它大爆炸，天文学家观察确认，人类及其文明正生活在一个随时间缓慢均匀推移而又正欲膨胀的宇宙。它向四面八方伸展。
　　 那什么是宇宙呢？最早的解释源于《庄子·庚桑楚》，云：“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最通俗明白也最通行的解释，则是《淮南子·齐俗训》：“四方上下谓之宇，往来古今谓之宙”，一言以蔽之，宙是时间，宇是空间。在时空的缓慢行程到达100—150亿年间，一个炙热而致密的球体突然爆炸，于是产生现在的宇宙。46亿年前，地球学科说地球诞生了。再11亿年后，最初的生命诞生了。这种有生命的物种目前查明有160万种。人类就是这160万分之一。故而，生命的诞生何其艰难，我们完全有足够的理由为人类庆幸。
　　 而作为个体生命的诞生，也是有一番曲折历程的。如果说人类的诞生是一种巧合，那么，个体生命的诞生，则具有传奇色彩。科学发现，人类异性的性交，一次射精的精子总数有三至五亿个，其中最优秀强势的，一马当先，率先迎合卵子，产生新的生命。如果这个产生新生命的精子稍有懈怠，就会有别的精子竞争上岗，产生另一个生命。一个新生命被另一个所取代。在三至五亿个群体间脱颖而出，是需要怎样的胆识和强健。生命因此而精彩、而可贵！
　　 明白了人类生命的如何诞生，有助于我们理解莎翁的名言：“全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人女人不过是演员”。生命原来如此地来之不易，做人真好！太阳真好！我们所有关于生命的努力，都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说过生，自然应该说到死。生与死，一直是对立的，或者说是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
　　 另外，还想说说自杀，尤其是名人的自杀。按照黑格尔“存在即合理”的观点，我们对自杀现象，应该有个理性的认知。我说这些，是有它的依据和理由的。公元八世纪的生物学家比恰特（xavierbichat）就将生命描述为“抵御死亡的所有功能的总和”。公开遭遇死亡的课题，可能涉及一些道德争议。因为时下的群众，是不习惯于讨论这些的。还可能牵连到很有些历史的灵魂不死和因果循环的传统文化与民间信仰。可是，能因为不习惯而回避么？我想不能，也不应该。
　　 当我死时，我听见一只蚊子嗡嗡叫/房屋里悄然无声/如同自然界中无雷雨交加/下界的万物却寂无声息/眼里泪已干涸/呼吸渐渐有力只为这最后一次开始有上帝作证/
　　 就在这间屋里/我愿将我的赠品，转让/我所能分配的/部分，就是/一只贸然闯入的蚊子/它翅呈蓝色，飞起来嗡嗡作响，跌跌不定/在光明与我之间/接着窗户消失，再接着/我一无所见/
　　 19世纪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在诗歌中一再展示了她探究死亡经验的嗜好。在一本《与名家一道体验死亡》的著作中，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关于死亡的研究不乏全面的经典论述和深邃的真知灼见。关于死亡的定义，有法律上和医学上的两种。法律上的定义是：生命终止；不再存在；按照医生规定，死亡表现为血液循环完全停止，自然生命功能，如呼吸、脉搏等运动停止。而医学上的死亡，是指所有生命机能的永远停止。哈佛医学院特别委员会曾经就死亡发生的新标准出具过一份报告。该报告说：（1）对外部应用的刺激与内部需要均无感受反应；（2）无自发的肌肉运动与自发的呼吸；（3）不能诱发脑反应活动；（4）脑电图为平直。此外，以上结果可在以后最少24小时内重复试验证实。实验的有效性须得依靠排除两个条件：一是体温过低（华氏90°、摄氏32.2°以下）。二是中枢神经系统压抑。报告还表明，如果标准完全符合，那么无需努力给病人任何人工呼吸，即可宣布为死亡。
　　 也许这样的照本宣科太过冷血。研究死亡的动机一再促使我们返回到对生命的重新考察上，并且也使人投入对永生性的特性探究之中。纵观人类文明史，不是医学的日益进步使得我们乐观起来，而是灵魂不死和因果循环的理论凝聚了生命一致性的信念，并努力诱导人们尽最大可能地摆脱了一种因死亡而产生的不可克服的恐惧。伟大的苏格拉底在临死时就说：“我饮下毒药之后，不再与你们同在，我将离开红尘，去享受极乐的天国之福——我试图用他曾经抛弃的话语来安抚你们，也安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