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囚在树林和灌木、杂草中。我不知道它们的出生年月，但知道它们是在我离开时出生的。杉树和枞树的个头，据目测至少是我身高的三倍，树尖蓬蓬地伞一样在头顶撑开来，有阳光从树叶间散落，苍穹被分割成不规则的小块。我四十年后重返故地，这林子最多二十或三十年，这个年龄对一片树林来说还是低幼期，它们的皮肤单纯洁净，还没被藤蔓缠绕，也没有被绿苔依附。
　　 真正囚住我的不是杉树和枞树，它们争抢的是天空，倒是那些灌木和茅草们。它们从泥土里冒出来，便急着横向生枝，毫不掩饰跑马圈地的欲望。脚前的灌木和茅草，以前我能叫出它们的名字，现在除了冬茅草和毛栗子树，其它的我几乎都不认识，它们也不认识我了。这里，从前是一条小路，那种本来没有路，经无数脚板对小草的踩踏而成的羊肠小道。那时，山上的树木柴草，如化疗后的癌症晚期，了无生长欲望，蛛网般的小道便在光溜溜的黄土山头肆意延伸。小路虽崎岖，但我相信要比大路短那么一截。那年月最时兴解放鞋，我鞋子上的橡胶底几乎都是在小道上磨穿的。今天，不是磨坏鞋底，是鞋底不知往什么地方磨。我双手把枝枝杈杈分开，请它们让出一小块给我的鞋底，看着像冬茅草的我不敢用双手，记得那叶片刀一样锋利，只能用双脚强暴过去，它们有一米左右的个头，必须踩在半腰上，才肯低下身子配合我。
　　 四十年前，这里叫双众大队十七小队。我母亲在双众大队第二小学教书，简称双众二校。学校混居在十七队一个叫湴田冲的农家屋场，四户农家，不到二十间房子，学校占三间半。二间教室，另一间是我家的住房，半间是厨房，所谓半间是一个带天井的过道，把另一出口堵住。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都在这所乡村小学，以致于我每从书本上看到乡村的图景或农耕文化的内容，第一联想就是双众十七队。
　　 和农民们一道下田锄草，对我不是生计，是娱乐，我的热情和干劲换来的不是工分，是夸奖和赞美。我有一个让旁人羡慕的身份，官方叫非农户口，农民们更直接，吃国家粮。那时学校不上课的时间要比上课多，我才能做一个合格的跟屁虫。隔壁九阿公去犁田，我替他牵牛，他把犁扛在肩上，一老一小走在田埂上，我像他的助手。牛一步一步往前迈，九阿公在后面扶犁，半弓着腰，绑在犁上的牛绳稍一松动，他便扬起鞭子，但并未落到牛背上，牛便加快步伐，绳子也就再次绷紧，犁铧如锹，一锹一锹的泥巴从底下翻上来，上面的便到了下面，就两个客厅般的面积也要犁上大半天。一边玩泥巴，一边看着犁田，我的童年如是天天体验田野的快乐。
　　 刮风下雪，田间、地头也有忙碌的身影。挖草皮，烧荒，替来年的禾苗积聚营养。春夏秋季，太阳还在云层间，农人们已荷锄而出，城里的朋友们常常抱怨小区的鸟儿吵醒了早晨的瞌睡，这些日出而作的农人，肯怕要换到鸟儿来抱怨了。薄暮时的炊烟图，是我童年和少年的组成部分，我跟在农人们身后，有时身前，一拨一拨，以屋场为集体，朝各家的炊烟走去。日光开始稀薄，炊烟从屋顶升起，在山坳里飘荡。浓墨重彩，拖拉机打屁似的，是灶里的柴火刚从山上砍回来，还没来得及晒干就匆匆进了炉堂；淡淡的白雾，轻盈地在空中飞舞，炉子里烧的是干枯了的小灌木。屋顶上的炊烟多少和时间长短，把一个家庭的秘密暴露在天空中，学校隔壁周家，是一个十口人的大家庭，我吃完饭在外玩耍了一圈，他家屋顶的炊烟还在悠悠飘荡。九阿公家人口比周家少一半，我吃完饭后很少看到他家屋顶还有炊烟。
　　 我读过东北作家迟子建《我的世界下雪了》的散文集，东北与湖南千里之遥，民族迥异，农耕文化的图景却惊人地重合。二千多年中华农耕文明，不仅仅是气韵的博大，其地域的宽广也助她铸就了辉煌。双众十七队是丘陵山区，与县道相距一公里。卫星图上一个肉眼无法捕捉的小点，却凝聚二千多年农耕文明的精气，我从这里进入历史的深井，目瞩农耕文明的最后一幅画面。
　　 吕思勉著《中国史》说，神农氏时，已经离开游牧社会进入耕稼社会了。我读《中国史》后才明白，双众十七队这幅农耕文明的图画，她的祖师爷还是尝百草的神农氏。吕思勉还说，“从今日以前，二千多年，差不多没的改变，而为社会的根柢的尤其要推农人。”农人这名词，应该诞生于神农氏，我无法考证农人这两个文字出现在哪个年代，但从游牧到耕稼，奠定了农人这个名词的内涵和本质，农人注定成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创造者和实践者。农人到农民，一字之变，变于什么时候，我也无法考证，据我推测与现代的某个意识形态有关，不管如何变，耕稼的生产形态和本质还是在祖师爷神农氏划定的框框里。
　　 四十年前，我在这条小路上起步走进城市，从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成为洞庭湖畔一家特大型化肥企业的倒班工人。
　　 回到曾经的双众十七队，我也算回到了故里，尽管这里没有我的根，没有血缘亲人，但我最初的人生梦想是在这里发源的，是影响我一生的初始之地，这里的山土田地还有树木杂草，是我的精神养分，她的兴衰捆绑着我情感中的每一根神经。
　　 回故乡前，我看到的和听到的信息，都是农村一片废墟，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田土荒芜。那些信息像旧时代的老太爷，用维护祖宗规矩的虔诚心情，呼唤拯救颓败的乡村，并对今日乡村的因果痛心疾首。
　　 四十年前，双众十七队的房屋，三分之二是泥砖土瓦，余下的是泥砖稻草房。土瓦是用泥烧制而成，一个空心的圆柱一分为二，一双手掌大小，高温烧烤后便成青灰色。我没资料考证，这技术发明于什么年代，也不知道知识产权归属谁，凭感性判断，至少上千年历史。我的履历里有两年上山下乡知青生涯，当知青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做瓦。师傅把瓦泥扶在瓦桶上，我负责把台面上扶了泥的瓦桶提到一旁整齐排列，待太阳晒干。做瓦是熟练工，不出三五天，也可以学师傅样往瓦桶上扶泥，且有师傅模样。今日，这瓦也许成了收藏家的古董，八零后可能见过，九零后要想一瞩土瓦，只怕要先和收藏家商量。我的双众十七队，已经没有泥砖土瓦，更见不到茅草房的影子，当年双二小学寄居的老屋场也完成了她的使命，蜕变成了三栋漂亮的小别墅，红砖墙壁水泥屋顶，外墙贴瓷砖。这种房子是今日乡村的主流。
　　 我走进一家小院，四周不是封闭的泥土围墙，是平膝的灌木丛，虽是冬季，却保持着春天的常态。小院露天地面也被水泥硬化，院子里有鸡觅食，我步步为营怕踏上鸡屎，没想到庸人自扰，水泥地面如水洗涤，再仔细观察鸡们在指定的地盘欢娱嘻戏。这时，我难免不想起当年双二小学鸡屎泛滥的场面。雨天，放学后，邻居丢一把谷子到教室里，同一个家族里的同群结队的鸡们，便在凳子上、课桌上留下脏物。农民不嫌鸡屎，农民的儿女更不嫌鸡屎，手掌朝下拂拭，脏物化为乌有。农民们热腾腾的生活，鸡是测温计。公鸡三更打鸣，母鸡生蛋后“格格格”的报喜声，从古至今的农民们都能从中找到最温暖的存在感。
　　 我拜访了十多栋小楼房，一半人去楼空，窗口下的柴火长了绿苔，门上铁锁坚固。就算有人居住，也寂寞孤冷，不似我童年时一家一户少则五六口，多则十来口。有一老者孤身坐在家门口晒太阳，懒散萎蔫的状态，远看像耄耋老人，近了才发现和我一样是五零后。我主动和他拉话，我说我母亲以前是双二小学的老师，待我讲出母亲的名字时，他才把现在的我和童年的我统一到一个人身上。他说，少说也有十三四家没住人，谁谁到城里带孙子去了，谁谁住在镇上，房子是去年新做的，为了等征收。
　　 我说出一个小学同学的名字，老人说去城里带孙了。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在长沙，女儿在外省，他在长沙儿子家，他老婆在外省女儿家。和老人说话时，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从房子里跑出来。老人摸着小孩的头说，我们明年也要进城，这房子也要空几年了。老人的儿子在县城做生意，还在县城买了房子，正在装修。老人又说，主要是儿子着急，怕耽误小家伙读书。
　　 他说等孙子大了，读书不要接送，还是要回来的。我相信他会回来，但他的儿孙还会回来吗？他们将永远飞出了这个丘陵山村。我有个朋友，他爱人的弟弟进城打工十多年，在城里育有一儿一女，户口都在老家农村；大儿子已读初中；他们的房子建在农村，也是空着，在城里租房。如果以户口定一个人的身份，无疑他们都是农村人，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情感，其实早已城市化了。春节带儿女回农村看父母，还没住三天，小家伙们哭闹着要回家。大人说，这是他们的家，小孩说，不是，他们的家在城里。
　　 同学听说我回到了双众十七队，便打电话叫我去镇上。他举家迁到了镇上，但田土和房子还留在村里。田土给邻居耕种，但邻居这两年外出打工，有人想种就种，没人种就荒着。田地是国家的，他不能出卖，就算能卖也没人敢要。除了田地，他还有一栋漂亮的三层楼房。以前是二层，去年加了一层，并将外墙用瓷砖美化，房内也做了简单装修。这栋楼在诞生前就决定了孤独寂寞的命运，这看似荒诞，但符合某种等待横财的心理。
　　 听说过一个故事，某地有个农民，得知政府要征收他们的土地时，田里的禾苗刚成活。为了让禾苗长得茂盛，谈补偿时有个好价钱，便给禾苗施了超过正常量二倍的氮肥。别人的禾苗还只有半尺高，他的已经超出一尺多。所谓征收最后是一股空穴来风，结果他获得的是比旁人多两倍的稻草。
　　 我不知道故事有几成真实，但我相信农民不再热爱土地。读书时，教科书告诉我，农民和土地是血肉关系，讴歌乡土的文学作品，其本质就是讴歌农民与土地的鱼水之情。我的脑袋里曾长久地盘恒一个沧桑的老人，手捧泥土，双膝跪地，面向苍天，给大地祷告，感谢苍天赐予土地，感谢土地的养育。这幅画面，在我回到少年时代的双众十七队后，被谁悄然摘走了。今天的土地已经不能用肩杠牛拉的方式承载起农民们的希望，二千多年农耕文明，教给农民的是一套自给自足的课程。这套课程似一根绳索把农民紧紧地捆在土地上，在市场化了的今天，农民与土地成了一对冤家，他们离不开土地，离了土地，他们就没了身份，而今天土地上生长的却是挥之不去的贫穷阴影。一切皆商业化并言必工业化的时代，农民只有摆脱土地才能获得自由，才有获得新生的希望。赞美一块无法养育自己的土地只会培养虚假的崇高。
　　 当年通往镇上的田间大道，已升级成村级公路，两车相会总有一台需要礼让。双脚踏在水泥钢筋上，我找不回故乡的感觉，更找不到少年时的双众十七队。眼前有宽广的村道不走，为什么非要翻山越岭重走当年的小路？我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能说明白的或许都不是原因，例如，我潜意识里觉得乡村就应该属于小路，炊烟。乡村的灵魂是柔软的，附着细小、灵动的精灵，供人愚钝般地慢速品味。我甚至固执地认为，钢筋水泥是乡村的天然敌人。我的故乡梦几乎全是在小路上炊烟中。
　　 土地是生命的最后归宿，她孕育了世间生命，然后又一个个地收回到她怀中。从乡村出走的一代或二代，几十年过去后，他们再踏上故乡的土地，惟一的理由就是凭吊，除了吊唁父母，还有这块土地，父母的离去，也会一同把他们心中的这块土地带走，留下一个如我似的梦中故乡。
　　 几十年或几百年甚至更长，那时没了我，也就没了我的故乡，但这山这田土还在，仿佛趁着我在我的故乡还在时，我让我的精神我的灵魂提前几十年或几百年回到这遍土地上，我看到两个不同的版本。
　　 第一版本是回归自然，我被灌木和杂草困住的林子，泥土里散发出湿腻腻的陈腐气，树杆如中年男人的啤酒肚，上面长着带水珠的绿苔，藤蔓一圈一圈地缠绕，我仿佛迷失在林海无崖的原始般森林里。除了森林，灌木杂草，找不到田野和道路。田野不再出产稻子，村道也不再是人类独占的小路，它们身上覆盖着一层大约二厘米厚的丛树须或树叶，里层开始腐烂，外层仿佛刚从树上掉落，双脚的感觉绵软如毯，时不时还冒出水珠，落叶上还有菜碗大的蜘蛛网。一栋三层小楼，屋顶边缘站着一棵青松，仿佛耸立在悬崖上迎风飘荡。我们生活的世纪，故乡鲜有松树，不知松树是什么时候什么方式在屋顶生根发牙的。一丛冬茅草，把整个窗台当成了家，长长的冬茅叶，伸出窗口叶尖贴到了墙壁上。贴着瓷砖的墙壁上也爬满了绿叶，屋前的走廊上、门旁，绿苔虽贴着地皮生长，但也不示弱地和那些比它高大的植物争风。每一栋楼房都和田野一样，成了各色植物的生存基地，根须获取养分的大本营。从一公里外的县道走进来，除了从山林跑来的动物们，见不到能和我互通情感、言语的同类，就算林间飞出一只野鸡或大鸟，翅膀拍拍地一响，瘆得毛细孔全都像嘴一样张开。
　　 第二版本是盼望征收的人，如愿地从某个富翁手中从过一叠能快活半生的人民币，我的故乡从此走完了两千多年自给自足的漫长旅程。田野成了温室大棚，几百亩土地由一个操作室指挥，天凉了，加温按扭送来温暖；地干了，加水按扭哗哗地下一场及时雨，雷电、风暴成了永远的缺席者。每一株葡萄或者其它植物的隐私都裸露在电视屏上，任人观赏。一年四季，只有收获季节，大棚里才散发出人的体温。若大的一遍土地，也就是曾经一个家庭的人口在劳作，还不是人口众多的大家庭。还有工厂，让大棚里的果实获得二次生命的机会，丑小鸭变天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