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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被街头的几个小混混打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给在派出所工作的姐夫打去电话。姐夫正在开会，手机没开。半个小时后他才给我回了一个电话，那时我已把父亲送到医院。父亲被那几个小混混打得不轻，刚买的那台尼康照相机也被摔坏了。我赶到父亲被打的现场时，那几个小混混已不知去向。父亲躺在大街上，满脸是血，见了我，他吐出一口痰来，居然说没事的，要是放在二十年前，甭说三个小毛蛋孩子，就是十个八个也会被他拿下。父亲当过兵，而且学过武术，我小的时候他还教过我少林拳。但年龄不饶人，就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哪能对付得了三个小混混。在旁观者的唏嘘声中，我搀起父亲，问他怎么回事。父亲说，我的牙！我的牙被他们打掉了一颗。不仅如此，父亲的左腿也被他们打折了。父亲要我帮他找一找那颗被打掉的牙，我看见了，但我当时却搪塞他说没看见那颗牙。父亲坐在地上，张着少了一颗牙的嘴巴，不时地吐出一口带血的吐沫。
　　 随后赶到医院的母亲见到我后，不问青红皂白，对父亲大加抱怨，说他要是不招惹人家，他们哪会打他。我要母亲小声点。母亲却气呼呼地说，还不如不回来呢！我相信躺在病房里正忍受疼痛的父亲一定听见了母亲的话，我和母亲站在走廊里，与父亲只隔着一扇门，他哪会听不见呢。父亲听到母亲说的那些话会怎么想，我不得而知。父亲退休回家，对母亲，对我们，似乎都有点不能接受。父亲常年在外，一年里回不了几趟家，对我们来说他几乎就是一个陌生人。他突然回来，带着一身陌生的气息，同时也打乱了我们正常的生活秩序，所以在心理上我们对他是抵触的。特别是母亲，她暂时还无法适应身边多出的这个人。
　　 母亲冷静下来后叫我去找一找医生，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医生吃顿饭或送个红包，钱由她出。我说，妈，你咋还分你我呢？他是我爸，我们是一家人啊。母亲打断我的话，说这么多年他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了吗？我说，他不是常年在外嘛。母亲说，你不要给他找理由。
　　 我姐和姐夫来了，看到我和母亲站在走廊里，姐夫紧走两步，咋咋呼呼地说，谁干的！狗日的是不想活了。母亲的鼻子发出哼的一声，姐夫便噤若寒蝉了，他把我拽到一边，小声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姐夫咕哝说，也不看看在谁的地盘上，奶奶的！对父亲被打这事，我姐的反应并不强烈，过去她可不是这个样子。她的那个脾气，比一点就响的炮仗还要火暴。姐夫见我姐不做声，讨好般对我母亲说，妈，交押金了吗？我这里有三千块。
　　 一个女婿半个儿，在街坊邻居眼里姐夫比我孝顺。姐夫也是军人出身，当初父亲之所以赞同他和我姐的婚事，与他当过兵不无关系。姐夫第一次见他的老岳父，开口之前，双脚立正，啪！先敬了个军礼。父亲一怔，激动之余居然回了个军礼。这个戏剧性的场面一直被父亲挂在嘴边，他经常不无骄傲地说，这个小崔，官衔比我还大哩！可他的官再大，也得先给我敬礼。姐夫在部队当过连长，而父亲直到退伍才混了一个小班长。父亲当了六年兵，在部队上喜欢上了摄影，转业到了矿上后，迫于生计，他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在井下一干就是三十年，直到退休。下井的人都喜欢喝酒，父亲退休后我们才发现他嗜酒，但他喝酒从不过量，只有在姐夫来时，他才放开量喝，而且事先都要征求一下母亲的意见。姐夫喝酒从不含糊，有他在，父亲每喝必醉。姐夫也常常醉得不成人样。两个人喝得天昏地暗，喝到后来，竟然乱了辈分，划拳的时候直喊哥俩好。父亲只有在喝多了的时候才会显示出他粗犷豪放的一面，从他的言谈举止我看见一个曾经军人的飒爽英姿。那台照相机就是姐夫买的，那是他在父亲过生日时送上的礼物。为了这分礼物，他专门跑了一趟北京，花了七千块钱买的。姐夫脑子活泛，交际又广，借工作之便捞两个小钱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岳父，姐夫叫了一声爸，鼻子一酸，眼睛湿了，接着掉下两颗硕大的眼泪来。
　　 父亲说，你哭什么，我又没光荣了。
　　 姐夫哽咽着，说爸，你放心，我会收拾他们的。
　　 父亲的一只手被姐夫紧紧握着，让站在一旁的母亲大为不快。母亲蹙着眉头，对她这个惺惺作态的女婿颇有微词。姐夫是一个功利心很强的人，在仕途上投机钻营，对讨好用得着的人很是有一套。也不知他是从哪听说的，市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和我们的父亲是战友，得知这个消息后，他拐弯抹角，和那个副局长拉上了关系。时间不长，他便得到了提拔，当上了镇派出所的副所长。而我们的母亲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一个人应该凭本事吃饭，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溜须拍马、摇尾乞怜，有失做人的尊严。见姐夫鼻涕一把，泪一把，母亲不耐烦地说，小崔，你单位要是有事，你忙你的去。这里有我们呢。姐夫松开父亲的手，说我没事的。母亲说，这里用不着太多的人，人多了反而添乱。姐夫知趣地说，那我晚上来侍侯爸。
　　 过了两天我才得知父亲被打的原因。父亲被打都是姐夫送他的那台照相机惹的祸。姐夫送他那台照相机后，他经常带着出门，见什么拍什么，有时连中午饭也不回家吃。对此母亲的意见很大，但她只是对我们发牢骚，从不当面向父亲提出来。父亲回家晚了会问我们，你妈是不是生气了？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妈有没有说过什么？看着他一脸小心翼翼的表情，我当然不会实话实说。我妈只是为你担心，我说。父亲听后点点头，看上去似乎有些激动。
　　 父亲和母亲很少坐下来，像其他老年人那样看看电视，或晚饭后两人相扶相携，一起出门去散步。只要母亲在家，父亲总会借故出门，也不知去哪里溜达。有了那台照相机后，父亲几乎一整天都在外面游逛。有一次，我带着老婆孩子回家，妻子突然指着一个正踽踽独行的背影说，你看，那个人好像是咱爸。女儿香香也说，什么好像，他就是爷爷。父亲佝偻着身子，一头白发看上去有点乱。看着他慢慢走远，妻子说，咱爸和咱妈的关系有些微妙，听说他们曾闹过离婚，有这回事吗？见我脸色不怎么好看，她忙说，我也是听说的。到了家，我们都吃过饭了也没见父亲回来。在饭桌上，母亲没有提父亲。母亲招呼我们吃，一次又一次给香香夹菜。正吃着，香香忽然停下筷子，说我见到爷爷了，他一个人在街上。母亲看我一眼，对她的孙女说，香香，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香香喔了一声，不再说话。女儿不怕我和她妈，可她畏惧她的奶奶。每次带她回家，她都嚷着不去，还说奶奶凶巴巴的。母亲凶吗？我们已看惯了她那张漠然的面孔，以及镜片后面那双不动声色的眼睛。香香怕她奶奶，与母亲做过教师不无关系。在家里，母亲难得一笑，总是一脸严肃的表情，即使在面对我们的父亲时。其实他们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他们总是在互相回避，母亲在家的时候，父亲就出门。
　　 在父亲住院期间，母亲对他的态度似乎有所改变，但时间却不长。父亲出院后，母亲又恢复了常态，她看电视，中午小睡一会儿，下午去家门外的树下打牌。母亲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三十年，直到退休都是个民办教师。退休后拿的那点工资还不到公办教师的三分之一。母亲教书育人，桃李遍天下，可她的四个儿女中，除了小妹考上了一所普通师专，其他的孩子都只读了个高中或初中。当时并不是我们不想继续上学，而是家里的条件不允许。父亲常年在外，给家里寄的那两个钱大部分都被奶奶拿去买了药，而母亲的工资又少得可怜，家里哪有闲钱供我们上学。后来我们陆续参加了工作，家里的条件好了，小妹才如愿以尝，在我们的资助下读完师专，又考取了研究生。小妹现在广州工作，我们没有把父亲被打的事告诉她。
　　 伤筋动骨一百天。父亲在床上躺了不到两个月便下床四处走动了，他拄着姐夫给他买的那条拐杖，在院子里转悠。那台被摔坏的照相机经过修理，居然还能用。姐夫安慰父亲，说坏了就坏了，有时间去北京他会再买一台的。父亲急忙摆着手，说还能用呢，你不要乱花钱。
　　 父亲不便出门，除了在院子里走动，他无事可干，经常一个人坐在躺椅上发呆。我有时回家看看，但很少留下来吃饭，因为我不想给母亲增加负担。母亲又要买菜做饭，又要伺候父亲，身体也不怎么好，哪能再让她为了我们忙前忙后。
　　 那天我回家，见父亲在摆弄一个木箱，就没有做声，站在一旁看他。那个木箱是他退休时带回家的，一直都上着锁。我曾问过母亲，木箱里装了什么。母亲说，谁知道！你问他去好了。我说，箱子里会不会装着钱。母亲不屑地说，他还有钱！你是不是缺钱花了？
　　 父亲终于发觉我站在他身后的了，他打了个哆嗦，然后回头看我一眼，尴尬地说，这个纸袋里装了你们写给我的信。我哦了一声，没有说话。父亲又说，这个纸袋装的是你写给我的，那个纸袋装的是铃铛写给我的。那个时候属你给我写的信多，再就是铃铛了。你姐写给我的最少了，还有你大哥……我又哦了一声，发现父亲的手中拿着一张黑白照片。父亲笑了笑，说这是我和你妈的照片，我当兵前和你妈照的。照片上的父亲年轻而英俊，不到二十岁的样子。母亲戴着一副近视镜，是一个很秀气很文弱的姑娘。父亲叹了一口气，把箱子盖合上了，然后又锁上了锁。父亲在外混了大半辈子，老了，却带回家一只木头箱子，连油漆也没刷，而他却视若珍宝。
　　
　　 2
　　 我是从上小学二年级开始给父亲写信的。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我们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收到他从山西大同寄来的信了。我上学前，由大哥给父亲写信。我们围坐在灯下，看着大哥一会儿抓耳挠腮，一会儿看着那张印着红线的信纸发呆，迫不及待地叫他快写。大哥眨巴一下眼，又眨巴一下眼，急得汗水都下来了。母亲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由她口授，然后大哥再把母亲说的话写到纸上。信写好后，我们挨个写上自己的名字。第二天一早，大哥带着那封信，走五里多山路，去镇上的邮局。一封信从寄出，到收我们到父亲的来信，一般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哥最烦给父亲写信了，他常说有什么好写的，总是老一套。大姐对写信也热情不大，她写过几封后说什么也不写了，不仅如此，她还嘲笑我们，说我们虚伪，什么想念啊，想得夜里睡不着觉啊，全是在瞎说。为了能经常收到父亲的来信，我上学后，常常是不等母亲催促，早把信写好了。母亲夸我写得好，语句通顺，而且真实感人。父亲在来信中也对我大加赞赏，说我的文笔好，将来可以当作家。
　　 等到小妹也上了学，给父亲写信的事便交给了我们俩。小妹写给父亲的信从不让母亲看，她总是偷偷地去邮局。那个时候小妹做完作业，仍趴在桌子上写啊写的。写信训练了她的写作能力，她写的作文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还被老师当作范文张贴在教室的墙上。小妹才是当作家的料，她考上师范后的第二年还在刊物上发表过一篇小说。小妹总是拿母亲给她的压岁钱买邮票和信封，为了省钱，她还自己动手做信封。小学毕业后，我就懒得给父亲写信了。该说的话都说过了，再说父亲又常年在外，一年里回不了几趟家，而且来去匆匆，对他我已没有多少话要说。后来母亲似乎也厌烦了，对我们是否写信不再多问。只有小妹一直坚持写，为了买邮票，她忍痛割爱，卖掉了自己的辫子。那条辫子是被小妹自己剪掉的，事后母亲大为恼火，说要给她剃个光头。小妹被母亲的恫吓吓哭了，晚饭也没吃就睡了。
　　 等小妹考上中学，我们便搬到了镇上。母亲在教书之余，无师自通，居然学会了做衣服，之后开了一个裁缝店。新家离邮局不远，小妹在上学的路上就顺便把写给父亲的信投到邮筒里了。在母亲开了那个裁缝店后，家里的条件稍微好了一点。但好景不长，我们的生活刚刚得到一点改善，奶奶却病了。奶奶打发我们的小叔来向母亲要钱。小叔好吃懒做，还妄加指责母亲，说她把父亲给奶奶的养老钱给克扣了下来。小叔叼着烟，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相，说母亲要是不给他钱，那他就不走了，他要住在我们家，吃在我们家。母亲只好塞给他两张钞票，把他打发走了。
　　 小叔走后的第三天中午，奶奶扭着一双小脚，又来向母亲要钱。母亲说，这个月的生活费都给你了，家里哪还有钱！奶奶双手一摊，却说没见着钱。母亲说，你回家问问你小儿子去，我把钱给他了。两个人正争执着，小叔嘴巴上叼着烟卷，走进了我们家。看到小叔，母亲气不打一处来，说你来得正好，我给你的钱呢？小叔眯缝着眼，说什么钱？你什么时候给过我钱了！奶奶也说，你要是给他钱，他哪会不给我。你明明就是没给嘛！母亲被他们气得嘴唇发抖，说不出话来，而奶奶却滔滔不绝地说着。奶奶斗大的字不认得一个，口才却不错，她说她来不是向我母亲要钱，她有儿子，现在她老了，她的儿子必须来养她，要是她儿子不养她，那她就去法庭告他。小叔也油嘴滑舌地说，养儿就是用来防老的嘛。母亲说，你没有资格说话！你也是儿子，你为什么不养你的娘！奶奶说，儿子是我的，我想叫谁养那是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接下来奶奶说出的话大大地刺伤了母亲，她竟然信口开河，说我们的母亲作风有问题，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