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1966年到1969年正在读高中或初中的各三届学生，被统称为“老三届”。这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新人，童年时候是有体验的，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我们这代新人都共同经受过。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教育改革的试验品，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改革开放的淘汰品。有个段子形容我们这一代人：长身体的时候，遇上了三年大饥荒；读书要上大学的时候，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要找工作的时候，赶上了上山下乡；要结婚生子的时候，开始实行晚婚晚育；从乡下回来，安排进了小厂小企业；刚过中年，就不得不失业下岗。这的确也是这一代人的真实写照。
　　
　　 一、
　　
　　 我叫李长勇，1949年出生，新中国的同龄人。我是六九年下放的知青，刚下乡时，弟弟才十岁，小妹妹也只有八岁。因父亲患矽肺病去世了，仅靠在矿里做小工的妈妈每月挣来的二十来元钱，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我下乡后，买油盐粮菜全靠自己挣钱来解决。那时，在农村一个强劳动力，一天的工资才九分钱，至于我这个半劳力就更低了。人，总得生存吧！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在山里生存，就只能打山的主意。
　　 有一天晚上，社员上山偷砍树木，连夜扛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卖，我犹豫一阵之后，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我跟着一伙人摸黑去上山偷砍树木，谁知刚砍倒树木，准备扛走时，被巡逻的林场工人发现了。为了逃避被抓，我在仓惶之中跌进了一个土坑里，当场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苏醒过来发现右臂和右腿都受了伤，而且伤得很重。想喊，又怕招来林场的工人；想走，又疼痛难忍，更糟糕的是我迷失了方向。
　　 绝望之中，我哭了。哭过之后，还是摸黑慢慢地爬出土坑，也不管后果如何，瞎乱地顺着山腰上的一条小道爬去。后来，我爬到一个岩洞，发现里面有人，便爬进去求救。
　　 这家人共有祖孙四人，老公公见我伤重，听我讲明情况后，便同意留下我。然后，他用单方，找来草药为我治伤。
　　 半月后，我伤愈拜谢了他们回到队上，恰好遇上只有一面之交的陈晓光，我便告诉了这次"落难"的经过，陈晓光听了大为感动。
　　 第二天，他和女朋友春梅托人买了两斤糖来，要我同他们一道去找那个老公公。
　　 当时，陈晓光是听我说:现在还有人住岩洞。又觉得这位老公公心地善良，应该好好感谢他，所以要我带他二人一起去看望老公公。
　　 到了岩洞，陈晓光发现岩洞既矮又黑，洞内既无床又无什么家俱，而是谷草铺地作床、三块石头垒在洞口作灶煮吃的便是一个家。看见这祖孙四人衣服褛烂、简直不能遮羞，更为他们能救人而感动。又闻知这位老公公是烈属，儿子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每人每月只有三元的补贴。顿时，全身血液沸腾起来。
　　 我和陈晓光、春梅告辞了老公公回来后。马上安排几个知青分别串连了二十多个当地的和外地的知青，各自准备三天的口粮，第三天在山下集合，准备搞一次"献光和热行动"。
　　 第三天，我们二十多个知青由陈晓光指挥，当天就找了一块向阳坡地，平整出一块屋基来。晚上，又集体行动，上山砍了几十根树扛下山来。第二天，便分别做出椽子、桷子、房梁。与此同时，另一拨知青则挑土筑墙，三天就建成了一个有三间正房、一个偏屋的土墙房子。第四天，椽子上了、桷子也钉好了，却发现没有瓦。正当大家发愁时，一个社员说：“一个公社干部刚收到一汽车别人进贡的新瓦，可以去借啊！"当天晚上，我们便偷偷地把大队的手扶拖拉机开出来驶往那个公社干部家，先威胁要告发他受贿。然后，又劝他"行善"当一回〝雷锋〞，好说歹说，他最后同意送我们一万块瓦。于是，把那一万多块瓦由拖拉机跑了三趟拖回来，当晚就盖上了。第五天，便请那家烈属祖孙四人搬进了新居。
　　 然后，陈晓光叫大家分别回去后不许声张，由他一人背着被子到县公安局自首投案，承担了一切责任。
　　 由于这次违法行动帮的是烈属，又加上中央对知青陈晓光的来信作了批示：要对知青照顾、宽容，又因不少贫下中农知道这事后，纷纷联名向县革命委员会要求宽大陈晓光，最后县革委下令公安局无罪释放了陈晓光。
　　 正是这段经历，我和陈晓光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而陈晓光因为这事，在全县知青中名声大震，成了知青们崇拜的偶像。
　　 几年以后，也就是七二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趁着刚下了一场雨后的空闲，挑着一担刚分到手的谷子，沿着山间小路不顾路滑回家。
　　 下过雨后的山间小路，很不好走，当我费力地爬上陡沟子，正想歇口气时，突然，看见前面有个人跌了一跤，并滚下了山下的河里。也许是那人被意外的一跤摔晕了或是他根本就不会游泳，只见他落进水后往上窜了窜，就叽哩咕噜地沉入了水底。
　　 我看见那人沉入了水后，才回过神来，不顾一切地冲过去，一个鱼鹰入水跳进河里，几下冲刺游到那人沉水的地方。我迅速地换了口气，扎进河底，睁眼一看，见那人还在挣扎，潜到他背后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回身拖起浮上水面。当我把那人拖上岸，为他倒了水，又做了人工呼吸。见他有了呼吸后，我才发现自己挂着了河底的树桩、手臂上裂开了一条三寸多长的口子，血正不断地流了出来。
　　 那人苏醒后，能说话了，我因伤口流血过多，加上伤口浸了水而痛得我说不出话。
　　 我包扎好了伤口，谢绝了他要帮我挑谷子的要求，咬着牙把谷子挑回了家。
　　 事后那人打听到我的姓名，马上在全公社乃至全区、全县进行宣传。于是，我这个舍己救人不留姓名的老知青被招了工。到地区学习半年后，七三年五月初被分配到我原来当知青的公社，当一名人保组（人民保卫组）的办事员，也就是现在的乡公安员之类。
　　
　　 二、
　　
　　 我到公社后，先到黄秘书那里报了到，然后由他带我去顶头上司、公社革委会付主任、公社武装部长兼人保组长张建国，就是我从河里救起来的人。
　　 张建国见我和黄秘书闯了进来，听明了来意后，马上亲热地拉着我和他坐在一起，同时招呼黄秘书也坐下来。黄秘书客气地谢绝了，便退了出去。我本想也告辞，因为手被张建国抓住的，只好留了下来。在座的都是些大队干部，这顿酒也相当不错，有白砍鸡、红烧鸡、小煎鸡、清蒸鸡，酒是市上难见的四特酒。硬是高级哟！因为这种档次就是县里招待贵宾也不过如此而已。
　　 学习半年才吃过两次肉的我，眼前有好酒好肉，我岂能无动于衷。于是，我不客气地投入了他们的"战斗"。
　　 酒过三巡，张建国拍了拍我，一边打着嗝一边说："李长勇，你认不认识陈晓光？"他见我点了点头后又说："陈晓光这个混蛋，忘记了党和人民对他的宽大，配合反革命的天安门事件，和知青们勾结地、富、反、坏、右，掀起一股右倾翻案妖风，妄想搞反革命复辟！"
　　 他见我听得莫名其妙也没吭声，端起酒大喝了一口后，又对我说："李长勇同志呀！尽管你救过我的命，但我不能不提醒你呀，现在你是专职保卫人员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千万不能松啊！"
　　 张建国见我还是茫然地盯着他没开口，猛地才想起什么似的，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又抓起一根鸡腿，一边啃一边对我说："最近，陈晓光一伙直接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反扑，我决定对他们立案侦察。经过我的考虑，决定由你来办这个案子。一来是对你的信任，二来也是对你的考验！这回呀，不把这个混蛋弄进牢房决不收兵！"
　　 说完，他从身上摸出一叠纸递给我。原来是一份写给公社革委会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全文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背给你们听听：尊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尊敬的公社革命委员会：
　　 我们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狠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共没收了六十三只鸡、七条猪。三个富农跪了十几个小时的高板凳、两个地主跪了三天，硬是把他们打倒在地，还踏上了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些证明我们大队的革命形势是大好不是小好，而且会越来越好！
　　 但是，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想翻天。五月五日晚上，我们关在大队部保管室的鸡竟一下被盗了二十只！
　　 经查明：是田村大队的知青陈晓光一伙干的。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我们特向您们报告，强烈要求公社革命委员会、人保组迅速把盗贼捉拿归案！坚决的、彻底的把阶级敌人斗倒！斗垮！永世不得翻身！
　　 白鹭大队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三年五月八日。
　　 这不是我夸张，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的。不过，我当时看了却笑不出来！
　　 作为一个做了几年的知青、好不容易成了小小的办事员，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深知这是件非常棘手的差事。
　　 当然，如果抹黑良心照张建国的旨意去办，就不会冒半点风险。可是，我毕竟是从农村基层出来的，又最清楚知青的内幕。更主要的是这件事牵扯着我最敬佩的陈晓光，该怎么办呢。
　　 我借口要好好研究这份报告，回到宿舍后，辗转反侧，失眠了一夜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来。最后抱定拖延战术，慢慢的、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来办这个案子。
　　 尽管如此，我还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轰动全县、全地区、甚至全省的旋涡中去了。
　　
　　 三、
　　
　　 第二天，我拿着介绍信就往白鹭大队走，准备先按办案程序干，首先调查出事地点，然后再采取对策。
　　 我找到白鹭大队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刘建民家时，已是午后一点过了。我刚想进院，看见一条大黄狗又叫又蹦，便只好大声地问起来。
　　 "刘支书在家吗？"
　　 "哪个找？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公社人保组的，来搞调查的。"
　　 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大汉，一边用指甲挑剔着牙缝里的肉渣、一边不耐烦地走到我面前，斜着眼看了我一遍，便向我伸出他那黑黑的却又糊满了油腻的手掌，示意我拿介绍信给他看。
　　 我心里讨厌他这只令人反胃的手，却又不得不把介绍信放在他这只手上。他眯着眼睛看了看介绍信,又朝我身后望了望。走，进屋再说。他一边小声的、不满的自语着，一边转身开门叫我进去。
　　 刚一进屋，我便被迎面扑来的气味呛得差点回不过气来。
　　 原来，屋里坐了满满的一桌人。有的在划拳，有的在说笑，有的在啃骨头，有的在抽烟，有的在喝酒。由于门是关着的，那烟味、谷酒味、肉香味、煤油灯味和肉汁味充斥着屋内的空间，真是五味俱全！
　　 正当我想转身出屋去换口气时，只见坐在正中上第八位的一个络腮胡叫住了我。
　　 "哟！这么快就来啦？好，进山打鸟--见者有份！你也来几口嘛！"
　　 我这下才认清这个人，昨天晚上在张建国的房间里和我打过招呼。他见我没开腔，就自我介绍。
　　 "我就是刘建民。同志们，这位公社来的领导同志是公社张建国主任的救命恩人。是专门来调查我们大队被盗的二十只鸡的事。长勇同志，这些都是我们大队的队干部，今天聚在这里一边喝酒，一边研究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也算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啰！"
　　 "主任，我们掉的十二只鸡，怎么变成了二十只呢？"那个在门口接我的大汉插话问他。
　　 "你少喝点马尿，先丢的十二只，后来又丢了八只，一共就是二十只么！"
　　 刘建民骂了几句话后，又忙着向我招手，要我上桌和他们一起吃。
　　 这时，我才发现桌上摆的全是鸡。那脸盆里装的是豆瓣鸡、瓦罐里装的是红烧鸡、斗碗里装的是凉拌鸡。谷酒是由一个瓦罐装的，闻那味道就知道是谷酒，因为谷酒味太浓了。
　　 看到这副情景，又想到昨晚在张建国房间里的情况，我心里明白了个大概，便开了腔。
　　 "刘支书既然鸡被盗了，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被盗现场啥吧。"
　　 "好啊！我陪你去。喂，大家边吃边谈，一定要把下一步的战斗方案扯出来，我们好再接再厉。"他一边招呼大家，一边和我走出这乌烟瘴气的"战场"。
　　 在去大队保管室的路上，刘建民亲热地拍着我的肩头，亲热地说：
　　 "长勇同志，大家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自家人不说两家话。等会儿回来也弄两只鸡回去，鸡弄凉拌阉鸡弄红烧，你要哪种只管开口。"
　　 我听了好气又好笑，摇了摇头算作回答。
　　 到大队保管室一看，原来这些"战利品"全关在里面。后窗确实被人撬过，现在已用土砖补上了。整个现场根本无法找到线索，只能凭刘建民的"口头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