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里，我便告辞了刘建民，往陈晓光所在的田村大队走去，想直接找他们摸个底。
　　 谁知走去没看着人。四处打听后，有人说：看见他和春梅下午翻山到工农大队去了。我想到工农大队有个知青叫李东升的是陈晓光的老同学，便马上往工农大队赶去。
　　 刚到李东升住的知青屋门口，看见我的同学余文友，挑着水桶出门去挑水。他看见了我便高兴地招呼，我和他一起去挑水。
　　 "嗨！你硬是大年三十脚净脚--有吃运！今晚我们喝酒你就来了，走，挑水去！"
　　 由于那时的知青爱串门，也爱一起喝酒，叫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二话没说便和余文友一块儿去挑水。
　　 在挑水回来的路上，余文友知道了我近来的情况（我没说这次来是搞调查的），也知道了鸡是他和李东升去白鹭大队的知青那里串门，在回来时顺便去跳的"丰收舞"。这就是说偷鸡完全和陈晓光无关。同时，知道了鸡一共是十二只，送还了被没收鸡的主人共五只，有七只找不到主人便准备喝酒"消化"掉。
　　 挑水后，没一会儿功夫鸡就上桌了。陈晓光招呼大家就坐后，这时天已完全黑了。我这时见春梅不在，问陈晓光，才知道她经常去做鞋子的王大娘那儿了。陈晓光叫大家边吃边等吧。于是，大家开始了吃鸡。
　　 我这下才发现一大罐全是鸡，而作料除了辣椒便是蒜苗。而酒却是糯米酒。
　　 我想到二十四小时内我就碰到三个地方吃鸡，而三个地方档次不同，酒也不同，便笑了。
　　 余文友问我笑什么，我便把想说得说了出来。李东升却说："这有什么好笑的？公社头头儿喝四特酒，因为手里有权；大队干部喝谷酒，因为开得到后门；我们喝糯米酒，是因为我们最低贱。"余文友却说："张建国是个坏杂种！文革前只是个团支部书记，文革开始，今天斗这个,明天揭发那个，几下就混进公社还当起头头来了！现在王民富主任住院治病了，公社成了他的独立王国了！"李东升说："长勇，你去年根本不该救他！他整社员、斗老干部、调戏女知青、吃香喝辣无恶不作！"我苦笑着说："我救了他还不知道他是谁呢。再说，那种情况下就是你也可能会救的。"余文友又说："张建国吃社员的肉、喝社员的血，终究不得好死！"陈晓光一直没开腔，只是闷头喝酒、吃鸡。这时他见大家越说越气愤，才用筷子敲敲碗，见大家不开腔了才说："如果这回邓老总又被他们弄下来翻不了稍，那才该这些龟儿子猖狂啰！"
　　 我们想到自〝四、五〞事件后，不少人纷纷抓进牢房，其形势比文革高潮时乱抓人还要严重，便都不开腔了。
　　 "小丑欺天太猖狂，明枪暗箭害忠良。伟人虽去英灵在，看尔鼠辈命不长！"陈晓光低声吟起了诗。
　　 我这个酷爱文学的人听见这诗不错，忙问是谁写的，陈晓光告诉我这是著名军人作家魏巍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写的。我便向他打听，他最近回了一趟城、参加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抄到有好诗回来没有。没想到李东升怪我说：“小心打烂饭碗，现在正在清理天安门诗抄的事，上面已把天安门诗抄定为反革命宣传了”。
　　 陈晓光重重地把酒碗往桌上一放，气愤地说："他妈的，现在这个世上还有没有公理啊！"
　　 正在这时，春梅推门进来说："王大娘突然肚子痛得厉害，队上的赤脚医生想尽了办法，也没法止住疼痛，看来只有去医院抢救。"
　　 这下，大家竟一时愣住了。
　　 还是陈晓光先回过神来，他放下筷子说："李东升把这摊子收好，回来再吃！肖志友，我们去找一副担架，长勇扎火把，春梅先去王大娘家，然后准备好了就抬人去医院。"
　　 于是，我们立即行动起来。谁知却由此拉开了悲剧的帷幕。
　　
　　 四、
　　
　　 刚抬上王大娘时，余文友笑我现在是公社干部了，可以"脱产"了，就在一旁照火把算了。于是，我便赌气第一个抬，并抢着走前面。
　　 为了要表现我的劳力不减当年，一上路便迈着大步走。这样，步子便和陈晓光的步子既不协调又使滑杆产生了摇摆。
　　 因为抬后面的陈晓光眼睛有点近视，加上比我矮，相应的步子便没有我大步，所以他小溜了几步差点滑倒。
　　 还是余文友提醒了我，叫我别逞能，要真正劳力好可以一个人背，他们干脆休息了。
　　 我赶快调整了步伐，和陈晓光协调起来。
　　 五月的山区夜晚，实际上是农历的月底，下弦月基本上已失去了光彩。虽然去医院的山路我们已很熟悉，但在晚上抬着人，这高一步低一步的山路上行走，而使被抬人不受颤抖，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
　　 开始李东升和余文友一前一后地照着火把并扶持着滑杆，但一遇上窄路就不好办了。由于光亮闪烁、忽暗忽亮，我感到后面的陈晓光连着闪动了几下，便叫李东升去照后面。
　　 谁知，我一旦没有火把照路，没走几十公尺，便扭起了"秧歌步"。
　　 毕竟近一年没干体力活了。俗话说三天肩头四天脚，几天不练叫脑火。何况是在黑夜抬病人，情况就更不好了。
　　 刚走不到两华里，我便开始感到肩头越来越沉，而脚步也不那么走得有规律了。再往前走，更是勇气有余而力气不足了。我表面上没吭气，但那摇摆的腰杆和不听使唤而乱了分寸的脚步，便使我现了原形，和陈晓光开始了前拉后扯左右摇摆起来了。
　　 在山路上抬过病人的人都知道，抬人比抬东西要难得多，而抬前面的又比抬后面的难得多。
　　 抬东西颠抖几下不要紧，抬病人却不行。抬人时上坡和下坡时前面的要尽量抬高点或者后面降低点，其目的是使被抬的病人在滑杆上能尽量保持平衡，而抬东西就不必如此。
　　 由于力气不足，遇到上坡和下坡，这些要领便无法进行了，因为我能稳住不倒已经不错了。
　　 "李东升，去把长勇换下来，让他来照火把！"陈晓光早已发现了我不行了，便叫李东升把我换下来。
　　 李东升一下把我换下来，顺手将火把递给我，这时我也不好再充好汉了。
　　 此时余文友见状去换陈晓光，陈晓光却不同意，坚持着抬并催大家抓紧赶路。
　　 又往前走了两里路，余文友换下了李东升，而陈晓光却仍然不同意我换他。尽管此时他已经大汗直流了，却步法一点也没有乱。后来我又换下了余文友，陈晓光还是不让换。
　　 一直到公社医院，我们三人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搭前面，而后面的陈晓光却一直没让人换。
　　 当我们把王大娘抬到公社医院时，已是深夜十二点了。好不容易叫起了医生，他简单地检查了一下后，便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叫我们抬到矿山医院去。他说王大娘的病相当严重，只有矿山医院才能救治。
　　 说完他开了一张条子给我们作为介绍信，便催我们抬走。我们刚抬出公社医院大门，那个医生就迫不及待地把门关上了。
　　 公社医院到矿山医院有一公里路，到了那里后，恰赶上医生交接班。等医生交接班完毕后，医生见是公社医院转来的病人便想不理了。陈晓光见状忙说："王大娘是贫下中农委员会的干部，你们工人阶级老大哥不讲阶级感情啦？如果这事让我们公社广大贫下中农知道了，事情就不好办哟！"
　　 那个医生听了忙说："我又没说不医嘛，只是她的病可能是绞肠莎，要住院观察治疗，看动不动手术。"
　　 于是，那医生安排王大娘住了院，并叫人留下护理。
　　 我们决定由王大娘的女儿留下来护理，但她们的伙食就得在医院搭伙了。由于走得匆忙，王大娘和她女儿身上都没有带上钱和粮票。再说，就是要带，可能也拿不出多少钱来。
　　 陈晓光见了马上叫大家搞捐献，可是大家把衣袋翻了个底朝天，才凑够了八元三角三分钱和一斤七两粮票。
　　 怎么办呢，这点钱粮肯定是不够的，更别说交住院费和医疗费了。
　　 还是陈晓光有主意，他问李东升还有几只鸡没吃？李东升说：“还有五只”。陈晓光一边抹下手腕上的手表一边说："余文友和李东升今晚回去把那五只鸡清洗干净，交给王大爷叫他拿卖了，给王大娘治病。我的这块手表由长勇，明天交给钟表店看能担多少钱，然后想法卖掉，作王大娘的生活费。我和春梅明天要到公社去办她的顶替手续，她父亲退休了，要春梅回去顶替。好了，各自分头进行。明天晚上在这里见面。"
　　 说完，陈晓光叫李东升把钱、粮票交给王大娘的女儿小琴，大家就分手了。
　　 出医院时，陈晓光脱下衣服摸了一下肩头，发现手上有血迹。我走近一看，见陈晓光的肩头已被担架压破了皮，又红又肿，有的地方还浸出了血。我埋怨陈晓光不该坚持一人抬，他却不在意地拍着我的背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随便爽朗地笑了起来。
　　 这时发现陈晓光交给我的那块表，是他父亲给他的英纳格手表，也是他家唯一的最值钱的财产，便要把表退给他，说我去另想办法。
　　 陈晓光挡住我的手说："你才参加工作，家里弟妹一群，经济上并不宽裕。还是把表卖了，别给你家中增加负担了！哎！这几年一般的家庭要是有个知青也真不容易啊！"
　　 我想到陈晓光这样的好哥们，还有人要整他，而他却处处想着别人，禁不住热泪一下涌出了眼眶。幸好是在暗处，要不然陈晓光又要笑我这个书呆子又在冒酸水了！
　　 我回家把王大娘住院的事告诉了妈妈，还叫妈妈天亮后给王大娘母女俩送点吃的，然后倒下一觉睡到下午五点钟。
　　 因为，我确实累坏了！
　　 我被妈妈叫醒后，匆匆地吃了点东西。然后，我拿上妈妈借到的五十元钱，赶到矿山医院。我把钱交给小琴后，才知道今天下午除了王大爷把卖鸡的二十元钱送来外，陈晓光、李东升、余文友、春梅等四人都没来过。
　　 我等到医生们开始换班了，还是没见他们来医院，便告别了王大娘和小琴，回到了公社。
　　 到公社时，正赶上公社开晚饭。我到食堂去看有没有红烧肉卖，想为王大娘端点肉去。结果食堂除了卖饭外只有青菜和白菜，正准备回家。这时，张建国走进了食堂，发现了我，便叫我过去。他对我说："这是公社开的条子，你凭这条子端三份饭菜给今天拘押的那三个人送去。同时转告民兵小分队的人，要加强警戒，出了问题拿他们是问。"
　　 我接过条子一看，上面写着三份丙等饭菜，帐记在公社招待项目上，后面盖了个公章。
　　 我拿着那张条子找到厨房里的大师傅，按三人九两三角钱的菜分成三个碗装好。在他的指点下，找到公社后院原来堆杂物的厕所旁的一间小屋，就是现在的临时拘押室，把饭菜送去。
　　 走近拘押室叫执勤民兵打开门后，我端着饭菜走了进去。突然，面前这几个熟悉的人使我禁不住大吃一惊，我差点把手里端的饭菜掉在地上。
　　 原来，这三个被拘押者竟是陈晓光、春梅和李东升他们三人！
　　 我忙问陈晓光："出什么事了，你们怎么会关在这里？"
　　 陈晓光没开腔，李东升却不满地说："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关起来了！难道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错啦？"
　　 陈晓光见我一副茫然的神情，便平静地说："王大娘的事就拜托你了。你走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充其量吃几天不要钱的饭罢了！"
　　 我拿出表递给他说："手表没卖，我妈去借了些钱已交给小琴了。"
　　 陈晓光一把挡住我，把表又递了回来说："表还是请你拿去卖了，你能帮忙就不错了，哪要你跑路又垫钱呢！？"说完，陈晓光把我推了出来，并顺手关上了拘押室的门。
　　 我回到办公室，正想找个人问个究竟时，黄秘书走了进来。我估计他一定知道情况，因为他整天在公社办公室很少离开过，便忙泡了一杯茶，请他坐一会儿，又拿出为了报到要表示下礼节，而请人帮我买的"飞马"香烟，甩了一包给他，请他讲讲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陈晓光他们又是怎么被拘押起来了。
　　 也许我当时是公社人保组的办事员、也算个公社干部吧，黄秘书便把他知道的、看到的情况全部告诉了我，我的心情马上沉重起来。
　　
　　 五、
　　
　　 在江南公社和附近几个厂矿的集市贸易中心，每到一、三、五、七、九的逢场日，这里就分外的热闹。
　　 离镇不足一华里的矿山革委会有一个副主任，靠造反起家，掌权后便常常整了这个又整那个。他不论在厂里，县里、地区、省上都有几个哥儿们掌权，是个红得发紫的人物。
　　 他有一个儿子、名义上曾上山下乡当了几天知青，不到半年，便成为又红又专的好后代，而实际上没到生产队出过一天工的"优秀知青"，被招工回厂当了工人，并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干部。由于他比他老子更加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大家就送了个绰号给他，叫他"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