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地我种了整整30年的高粱。我们这地方把高粱叫做“秫秫”，秫秫是低产作物。过去，生产队种秫秫是出于无奈，因为它既能生长在肥田沃土，也能成熟于贫瘠薄地。大集体，都是农家肥和塘泥做肥料，偏远的田地一般不施肥，任其一年一年地亏空下去。对这些薄地，麦季不种，秋季一早种上红薯或高粱。用休耕的办法来弥补肥料的严重缺失。
　　 秫秫的穗儿是红色的，难怪有人写书叫它《红高粱》。但秫秫面并不好吃，涩而脆，发馍馍裂，擀面条面条断。生产队之所以种它，除了它生长不讲什么条件之外，就是它的籽儿喂鸡下得蛋特别大，再者，秸秆能烧锅，茎梢能做锅盖，穗毛儿能做扫帚和刷把子。这些都是城乡家庭必备之物。
　　 不过，种地种到现在，已经与往日有很大不同。秫秫这种作物农户都不种了。刚分地到户时，是我妈去抓的阄。为了得到“草塘”下面的这块五亩薄地。我和生产队长兼民兵排长张改朝合谋，在三号纸团上做了点手脚。我妈向来不与邻居们争抢，她说等大家抓完，剩下的一个她擎着。结果剩下的就是三号——生产队最末等的地。第一年，我建议父亲种秫秫，我爹没啥意见，但我妈不同意，她说秫秫产量低又不好吃，种秫秫不如插红薯，连猪的口粮都解决了。我母亲一向霸道强悍，她不仅管了我父亲一辈子，还想管我一辈子。没办法，这块五亩地连续插了五年的红薯。但是，我母亲在1985年夏天去赶集时出了车祸，左腿骨折，右脚脚踝严重受伤。后来，经过治疗，架着双拐能走了，但她情绪从此低落，说好人没好报，以后什么事儿都不管了。我也就顺理成章地当了家。
　　 我每年都在自己的土地上种秫秫，还从来不使用除草剂。秫秫苗长起来，我就用锄头对付各种闲花野草。我把秫秫苗锄的东倒西歪，但天一落雨，秫秫苗就像春草一样疯长，这是因为我把秫秫苗的根部松了土，使之能够强劲地吸收水分和营养。我的每一棵秫秫苗都健康而漂亮，像中国女排那样的大姑娘。
　　 秫秫长起来，我白天坐在地当中看着它悠悠摇晃，发出天籁一样的音乐，晚上我睡在地中间的窝棚里听着它“吱吱”地拔节生长。种着种着，这秫秫籽儿就金贵了，说它是健康食品，比大米还贵几倍。
　　 去年村里搞土地“流转”，县里来了一个大款，要“流转”草塘下面这片土地种药材猫爪草，每亩地每年付600元的费用，农户都同意了，硬是被我搅黄了。我这片五亩的地块，正好在中间，我不同意，他没法连成一片，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我小时候很喜欢秫秫，放牛的时候，偷偷溜进去，打秫秫叶儿。那时，秫秫不成长到一定的高度，生产队不让打。但等到长高了，上面的叶儿够不着，下面的叶儿老了，牛不吃。但我总有办法打到嫩点的秫秫叶儿，就是人骑在高粱杆儿上，使它弯下来，又不至于折断，这需要技术。
　　 我就是在打秫秫叶儿时，碰上她的。她是一个寡妇，名叫晏大婷，村里人不问老少，都喊她“大婷”。她带着一个四岁的男孩。这孩子不怎么健康，头很大，但脸很瘦，像非洲儿童，明显营养不良。大婷养一头牛，是最近的事儿，大概是因为养牛相对自由，可以带着孩子。生产队有规定，成年人是不让饲养牛的。但她男人年初去世，是嗓子长了“抢食泡”，憋死的，她家属于特殊情况。大婷的公公是困难年代饿死的，一个年轻妈妈带着两个儿子，守寡到今天，好不容易娶了两房媳妇，孙子四岁，大儿子却突然死了。老妈哭了一场又一场。她上怨天，下怨地，中间怨大媳妇。说是媳妇把儿子给“克”死的。所以，老妈不给大婷带孩子，自己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挖去一半，跟二儿子一起生活去了。没人给她看孩子，总不能背着孩子干活吧？生产队长特批，准许她饲养一头“老事牛”（母牛）。
　　 当时，我正骑在一根秫秫杆儿上，够上面的嫩叶儿。突然听到一声尖叫：“妈妈！”这一声叫差一点没把我吓死。慌乱中，我把那根秫秫也给踩断了。这片秫秫地，少说有二十多亩，标准的“青纱帐”，如果是抗战那会儿，这里肯定是杀鬼子的好战场。在这片寂静的丛林里，有声音突然袭来，真能把魂儿吓掉。我循着喊声望过去，看见了那个小男孩。在一片空隙较大的地上，铺着一张“灯草席”，那个孩子就坐在上面。小男孩的喊声刚落，她过来了，腋下夹着一把秫秫叶儿，说：“喊啥哩狗蛋，妈在这儿。”
　　 她就是那个寡妇——大婷。说她是寡妇，其实也就比我大了八岁。我17岁，她25岁。大婷可能是咱们村里最干净的女人了。村里许多女人没生孩子挺干净的，一生孩子就邋遢了。大婷腰细，屁股大，村里妇女说，“大屁股细腰，一肚子儿包”，说大婷男人要活着，她生十个、八个儿子都是小菜一碟。我和她男人无亲无故，不过头顶一个“张”字而已。我看见在灯草席的两边各有两根秫秫杆儿被踩断了，明显是为了扩大空地的面积，放得下灯草席而故意弄断的。
　　 “嫂子，你咋把秫秫弄断了？”我的话也同样把她吓了一跳。她扭头看见是我，骂道：“死鬼！魂吓飞了！”我说：“狗蛋差一点没把我吓死呢！嫂子，你真自私，咋故意弄断秫秫？”
　　 “胡说八道！”她发火了，说：“你看这断茬儿，是刚断的吗？”我走过去，用脚踢了踢，说：“我看不出来。”
　　 “你那屌眼儿被‘驴捂眼子’捂住了还是咋地？至少是昨天断的，有人钻秫秫稞了！”她说。
　　 “谁钻秫秫稞了？谁敢？”我问。
　　 “钻秫秫稞”的言外之意是有人在这里偷情。我们生产队的劳力最近都在“草塘”那儿“挠秧”，生产队长张打瓦天天都背着手在地里转悠，不高兴了就骂骂人，逮逮鱼。谁敢来这里偷情？她笑道：“你小孩子知道什么？别打听！”
　　 我没有要打听的意思。我只是要弄清秫秫杆儿断掉的事儿。其实，我也弄不清它们是怎么断掉的了。因为在断口上，被人撒了黄土，看不出新伤旧痕了。
　　 放牛也是一种技术活。有人一上午或一下午都是牵着牛，顺着小路边或小溪边，跟着吃草的牛走走停停，腿累酸了，牛还没放饱。这人肯定不会放牛。我放牛，已经有三年的历史了。那年我14岁，初中没毕业，就被我妈强行“辍学”，回家当上了“牧童”。我妈说，认得两个字，会写自个的名字，会算账就行了。我爹坐过“劳改”，是个坏人，坏人的儿子上学确实没用。我当“牧童”的第二年就有了经验。我把牛绳延长，用橛子把牛縻住，牛在那啃草皮儿，我下“草塘”割“油草”。这“草塘”就是因为“油草”多而得名的。当然，更多的时候，我钻秫秫地打秫秫叶儿，然后，喂给牛吃，牛吃饱了，躺那儿“倒沫”，我就坐地上看“画书”（小人书）。一上午、一下午，有一半的时间为牛服务，一半的时间为自己服务。没想到，她一个寡妇刚放牛就懂这一套。
　　 狗蛋在灯草席上趴着玩蚂蚱，蚂蚱被谁把小腿和翅膀都掐掉了，所以，蚂蚱很老实。蚂蚱有五六只，狗蛋让它们打架，它们都没有心情似的，耷拉着一对长须，蹲那儿不动弹。狗蛋好像生气了，拿起一只就往嘴里塞，我叫了一声“狗蛋”！跑过去夺掉他手中的蚂蚱，狗蛋哭了，一边哭，一边喊“妈妈！妈妈！”
　　 “你弄啥？吓着你侄子了！”她抱起狗蛋，埋怨我说。我把蚂蚱举到她面前，说：“嫂子，狗蛋要吃蚂蚱！”
　　 她对孩子说：“蚂蚱不能吃呀，狗蛋。”狗蛋不听，还是要吃。她一边哄，一边说：“明儿妈妈逮鱼给狗蛋吃好吧？”狗蛋好像听明白了，嘴里喊着“吃一，吃一，妈妈吃一。”她说：“这孩子，说风就是雨。鱼是那么好弄的？”
　　 我说：“吃鱼还不简单？队长哪回再来打鱼，你找他要一条！”我们生产队的水塘不少，但只有秫秫地上面的“草塘”养着鱼。今年一直没下过大雨，村庄四周的“护寨沟”里的水都被水车“车”到稻田里了。鱼也被捉上来，分给大家吃了。“草塘”离我们村庄有一里路那么远，基本没有被生活垃圾污染，水清凌凌的。全生产队都到这里来挑水吃。队长张打瓦下令不再使用“草塘”里的水浇地，要保证全队的人畜用水。鱼呢，一直养到过年再起上来分给大家。但是，队长张打瓦却经常用“撒网”打捞，说是大队干部要吃鱼，其实是他要给大队干部送礼，顺便弄几条自家吃。
　　 “俺脸皮可没那么厚！”大婷说。可是，狗蛋不管他妈的脸皮是薄是厚，非要“吃”。她火了，照狗蛋的屁股上打了一下，狗蛋哭了。狗蛋一哭，她也跟着掉眼泪。我在旁边看见了，以为是心疼狗蛋的屁股，便走过去，摸摸狗蛋的屁股，说：“没红没肿的，哭啥子呢？”
　　 她抹了下眼睛，说：“俺是想起狗蛋爹了，他要不死，狗蛋咋能没鱼吃呢？”说得也是。我们农村那些年吃肉难，吃鱼倒不难。春夏秋三季，男人们就去大堤脚下的土塘里“砍鱼”。我们用细竹子编的“竹罩”，圆形，一头大一头小，我们就拿着“竹罩”下水，一下一下地往水底“砍”，“砍”住鱼了，鱼撞击“竹罩”，我们便把手从小的圆孔里伸进去，摸“竹罩”里的鱼。利用午饭后的那段休息时间，我们“砍”个斤把半斤鱼没问题，有时运气好，说不定能“砍”个大的。但是，今年夏秋之交一直没下大雨，那些土塘都没剩多少水了。土塘里的鱼差不多都被我们“砍”光了，这时候去“砍”鱼往往空手而回。
　　 听她一说，我心里也有些难过。她男人对我很好，我上小学一年级，他上六年级。我能有幸跟他是“校友”，是因为他在五年级和六年级分别留过两次级。有一次放学，天突然下大雨了，雷是雷，闪是闪，我怕打雷，腿吓软了，他就背着我往家里跑。结果他累病了，一星期没去上学。
　　 我把兜里的“画书”《三国演义》之四掏出来给狗蛋，狗蛋看着新鲜，就坐灯草席上玩去了。狗蛋看了几分钟，“鱼瘾”又上来了，说上面找不到“一”，把我的画书撕掉一页。我听到声音时，那页纸已经被风吹的不知去向。后来，我的这一套《三国演义》小人书，被一个收藏家花五千元买去，仅仅因为缺少这一页，他妈地扣掉我一百元！
　　 我把画书收回，不让狗蛋看了。我爱我的小人书，我上学的时候，一分二分地攒钱，攒够一毛多，就去买一本《三国演义》，两年时间才被我买齐。狗蛋没了小人书，又哭闹着要“吃一”。
　　 我说：“狗蛋听话，别哭了，明天，我叫你吃上一。”狗蛋非要现在吃，我说：“现在大白天，谁敢下水捉一？水里有个‘老八子’！”狗蛋听说“老八子”，吓得不哭了。“老八子”是大人用来吓唬小孩的虚拟的怪物，我小时候就很怕它。
　　 初秋天气，热气蒸人。我们躲在秫秫地里，秫秫叶儿半遮阴，风顺着秫秫杆儿弯弯曲曲地溜进来，还算凉快。两头牛在吃秫秫叶儿，狗蛋在他妈怀里，我在看小人书《三国演义》，这已经是第五遍了。
　　 吃过晚饭，“护青”的人陆续下地。其实，现在基本上没有成熟的庄稼。“护青”主要是看守鱼塘和春红薯、春玉米。参加“护青”的人，两个人一组，每夜五分，相当于半天的劳动报酬。“护青”人员都是光棍。我们生产队的光棍特别多，“护青”的也就多了。我的搭档叫“碾子”，是个“愣头青”。碾子很听话，叫干啥就干啥。我和他一起下地，他得替我抱着灯草席和被单，我挑着一对水桶。我们“护青”，不是仅仅防盗贼还要防猪狗。那时的猪是散养的，狗也是自由的。猪狗跟人一样吃不饱，整天处于饥饿状态。入夜，猪出来找东西吃，狗就跟在后面。找到红薯地，猪用铁一般坚硬的嘴拱出红薯，狗就抢着吃。猪和狗经常为争夺食物而相互威胁和撕咬。听到声音，我就推醒碾子，叫他把它们赶走。这不是我欺负碾子，而是碾子有一副穿透黑暗的、洪亮的、又有点恐怖的嗓门，三下两下就把猪狗吓跑了。简言之，我和碾子就像一本小说中的鲁滨孙和“星期五”。
　　 我挑着水桶，是要到二里之外的“六队”打井水。我们这个巨大的村庄总共有三个生产队，只有六队有一口井。吃井水不仅远，还要排队。挑一担水差不多需要一个小时。我们生产队干活时，专门有一个劳力负责挑井水喝。队长张打瓦在两桶井水里放了“糖精”，这井水的味道就更加升华了，人们可以把肚子喝得如同现在的“啤酒肚”。由于我们村庄离水井太远，每个农户只有吃“捞面”时才挑井水。平时我们大家都吃“草塘”里的水，这水没什么味道。井水在水缸里可以放一个星期不腐败，而草塘水两天就臭得一塌糊涂。
　　 我挑井水，也不是我们家自己吃，而是给彭大娘吃。彭大娘是职业媒婆，她生就一张“说媒”嘴，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死的说成活的。赞扬男方富裕有文化，就说人家戴“双手表”，挎“三只钢笔”。说女方漂亮，就说一对大辫子到屁股台，一张脸跟银碗样又白又大。谁想找她说媒了，就得先给她挑井水吃。包括洗澡，老两口也是井水浴。这样奢侈的人家，村庄里只有她一家。我把水桶挑到地里，为的是明天一早就从地里直接去挑水，避免走许多冤枉路。
　　 为彭大娘挑井水不是我之所愿，劳力很多的家庭都能吃“塘水”，她为啥不能吃？况且，我才17岁，还小着呢！但我妈不是这样想的。我妈怕我打光棍，要提前下手。村里人都知道，我们家跟一般家庭不一样，我爸爸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坐过三年牢，那时，我还没有出生，他为什么坐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妈怕在我的婚姻大事上，有人“扒豁子”。所以，今年的春节还没到，我妈就开始逼我给彭大娘挑井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