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听一名警察先生说：“多办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多招一名教师就少聘一名警察。”聆听者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他的话有道理，要记在笔记本上。的确，学校教育在人才成长和文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文革时期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导致教育停办两年和紧随其后的开门办学，影响了两代人，也造就了两代人。我常常听年长的人们讲述他们风华正茂时的经历，也目睹了母校九集中学发展沿革，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具有中国教育特色的开门办学往事感触颇深。
　　
　　 一
　　 五六十年代，整个社会受教育程度都很低，南漳识文断字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我的父亲从县城的中学毕业时，升学考试发挥失利，他说考场外荷枪实弹的军警震慑考生，冷峻的监考老师，负责维持考场内纪律，他竟然没能考出平时的应有水平。发榜后，一向出类拔萃的他，只得正视现实回到老家修理地球，他明白家大口阔，爷爷奶奶无力供他复读考学。那时，他一边握着锄头铁锹挥汗如雨地劳动，一边默记三角函数公式，父亲那时一心想着出人头地，更是放不下他热爱的数学。因为教师奇缺，大队书记点名让他这个进县城喝过几年墨水，读过中学的高材生去小学代课，我的父亲每天教那一群拖着鼻涕的娃娃，不仅带几个班的学科，还要管学校账目和伙食，忙得不可开交，可是，他十分珍惜这份工作，领导和群众对他印象很好。一九六0年，我的父亲经过生产队全体社员推选和大队领导点头以及管理区学校校长举荐，从乡村小学民办教师转为国家公办正式教师。
　　 当初不识字的奶奶，克服重重困难极力主张送我父亲读中学，她老人家深明大义看重读书，认为那是求上进走正道。这回父亲成了公办教师，也算给奶奶一个好交代，勤学的父亲没有白读几年书。赶上选贤任能的好机会，我父亲决心兢兢业业握一辈子粉笔头，教书育人。
　　 每到假期，我的父亲依旧参加生产劳动，他体谅爷爷奶奶的辛苦，样样农活都是好把式。农闲时节，鲢鱼潭水库建设出工也少不了他，测土石方，填土挖沙，肩扛手提，累得不行。他说深秋和隆冬的风不停地吹，异常干冷，脸庞、双手及腿脚皴裂，渗出血丝，生疼生疼。那时的人们对体力劳动、生产建设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情，觉得完成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转眼到了一九六六年，我的父亲作为根正苗红的培养对象，被组织派往随县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俗称社教），他意识到大会小会的口号标语和传达文件精神，使得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变得有些微妙，一股难以觉察的政治风向潜滋暗长起来。几个月“社教”活动结束，老实巴交的父亲由于不会见风使舵，又回到老家继续执教鞭。可是，他明显感到县里和公社有什么不对劲的动向悄然蔓延开来，先是他曾经就读的南漳一中全体教师被揪下讲台赶出学校，整体下放到九集公社邓家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听说和他年龄相仿的恩师夏继富，因为批改作文写的评语被造反派抓辫子扣帽子，成了教育革命的反动典型。毕业于正牌大学的夏老师是武汉人，学生时代就被划为右派，随后发配到南漳教书，文革时挨整更惨，住在狭小的土坯房，每天下地劳动，屈辱艰苦的生活，直接导致他恋爱失败，但是，任何不幸都没有压垮高大的夏继福，他相信总有一天会平冤昭雪的。直到八0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回到武汉，组织上专门关心过问，才华横溢的夏老师四十多岁才娶亲成家。这是后话。
　　 接着文革浩劫席卷华夏大地，原来教学一些粗浅知识的中学，开始把教材搁置一旁，摒弃传授文化技术知识，潜滋暗长的政治动向冲击着校园。学生们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报党刊，到处的墙壁上张贴着粉刷着狂热的斗争口号，渐渐地正常课堂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随即九集公社的初中也停办了，和县里其他中学一样，五八年大跃进集资办学的家底，简直经不起折腾，教学设施被破坏殆尽，一些学生在造反派唆使下盲目跟风、瞎闹起哄，九集中学的教职员工公然受到批斗游街，全县所有教师工资被停发。我父亲向往的几所中学，转眼间变得面目全非，他说乡下的小学动静小一些，但教学也不如以前正规了，到处人心惶惶，朝不保夕，不知道批斗揭发哪天会落到自己头上。每天下午放学后，小小的校园只剩我父亲一人，种完菜就完餐后，他总要看看前些年从襄阳城里买来的那几本早已发黄的高等数学书，钻研艰深的学问还需高人指点，可是，方圆几十里没有一个饱学之士可以促膝交谈。眼下，过去的老师列为“反动学术权威”都被关进了牛棚，不知道这动乱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二
　　 六八年，九集公社在丁集办了个农医班。文革十年，高考制度被废止，中小学的学生以学习实用的农技知识为主，这就是引起后来颇多争论、广为诟病的“开门办学”。我妈的表弟，我们称他金表叔，原本是高中毕业生，被安排在丁集农医班教书。看来有盼头了，姓金的表叔说，他那里有百八十名读完高小的青少年，在农医班学习简易的农学和医疗护理课程。有的经过几个月培训当了乡村赤脚医生，有的在大队当技术员。为保障农村孕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安全，每个大队都指派几名年轻识字的女子，去进行新式接生技术培训，我妈说，这农医班有两个未婚姑娘步行来为她助产接生。一九七二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妈说要生了，堂姑立刻去请接生员，接生员们冒着大雪赶来，从医药箱里拿出消毒器械和药水，巧手抚触，顺利接生，这个婴儿就是我。当时农村合作医疗惠及千家万户，她们只收了五角钱，那时，我妈作为产妇都没有条件好好补充营养，两个接生员更是一口水都没喝又匆匆赶回去。后来妹妹出生，也是请她俩来捡生，还是五角钱接生费。我妈一直念念不忘她俩单纯真诚，每次见到她们总要热情地招呼，感激不尽。我妈总要我们记住亲手把我和妹妹带到这个世界的接生员。
　　 一九六九年深秋，吼叫了几天的西北风终于停歇下来，天空被连日的风吹得瓦蓝瓦蓝，几丝轻悠悠的白云点缀着晴空丽日，在吴集鲢鱼潭水库工地上劳作的人们终于迎来了好天气。水利工地上干劲热火朝天，一双双皴裂的得长满老茧的手掌，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庞，迎来了围山聚河成库的一期工程初步完工，旱涝保收的愿景不久将实现，大伙再苦再累也不抱怨。这时，人群中急匆匆钻来一个小年轻，他找到我父亲，“老师，我还当你在学校，想想今天是星期天不上课，寻思你准是到工地劳动了。刚才公社打来电话，通知你去开会。我想啊，你成分没问题，又不挑头惹事，勤勤恳恳的，你这老好人才不会叫去挨整呢，肯定是好消息，想来要有大动作了。”
　　 我父亲赶紧简单收拾了一下，步行赶往二三十里外的公社。到了才知道，九集公社中学副校长王礼卿和我父亲，是被专门邀请来的两名教师代表。公社简陋的大门红底黑字写着“欢迎各位代表莅临南漳教育工作专题会议！”刚坐进会议室，一辆半新的军绿色吉普车就驶进大门，停稳后，从车上走下几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与会者小声议论说于书记来了。我父亲除了在随县社教团，他第二次看到这样隆重的场面，但气氛又明显不同。
　　 县委书记于惠福亲临现场，与在座的县教育革命领导小组长、公社书记、管理区书记交换意见。其中一位管理区书记谈起一件真实的事：“同志们，我们那里七月份抽水抗旱，用坏了抽水机，社员们都没法修理，请一名技术员来查看，他说，气缸床坏了，需要马上更换。我们也没多问，以为气缸床就像床铺大的物件，生产队长和两名壮劳力带上绳索、扁担赶到县城农机部门买名为气缸床的配件，谁知拿到手的只是两节指头大小、非常轻巧的物件。回到生产队，人们哑然失笑，这么小的配件，还用得着派三个人去搬运，多浪费！我们太缺技术、太缺人才了，这几年学校停办，恐怕娃娃们将来会和我们一样成为睁眼瞎！”于惠福书记和大家苦笑着，有人站起来说：“教育停办两年多了，本该上学的孩子们，整天跟着起哄批这个斗那个，大伙想想这不是个事儿啊。我们的子孙后代没人教育，不走正路，那是耽误不起的哟！”
　　 于书记点点头，推心置腹地说：“在座的各位都是明白人，都晓得文化多重要。我是南下干部，从部队来到地方，虽然我没多少文化，可我特别敬重知识分子。上级让我主持工作，我自己感到知识不足，每天还专门抽时间向县委的通讯员小伙子们学文化。眼看着老师们一个个被赶下讲台、扣帽子挨批斗，还要劳动改造，其实我内心非常难受，又无能为力。虽然戴帽子的人目前还不能重用，但今天我还是拍板在九集办试点高中。”会场的许多人大吃一惊，心里直嘀咕：九集原本只有一所规模很小的初中，经过文革破坏，桌椅教室都是大窟窿小眼的，目前知识分子在挨批挨整，人手不够，环境各方面都不好，要办高中，谈何容易！公社书记很为难地摇摇头：“于书记，咱们一缺教师二没资金，难啊！”精瘦的于书记干脆果断地说：“不办学校就没有人才！我今天是来传达县委的决定，再苦也要办学校。共产党再难还不是赶走了日本兵，还不是打退了蒋匪军。这总不会有革命打仗那么困难。人员问题你们别操心，我马上给你调来，至于资金，全县都勒紧裤腰带不好过日子，你们地方上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会议结束，王礼卿校长正式通知我父亲留在公社，和他一起协助地方筹办试点高中。
　　
　　 三
　　 一九七零年初，县委果然向省委和地委行署打报告，申请补充增派年富力强的教员，扩建旨在培养乡土人才、服务本地发展建设的九集公社中学。那时的九集中学是全县唯一的试点高中，学生来自沐浴、刘集和九集三个大公社，总计六百人。外地青春年华的大学生以及武汉三十岁以下的中学教师共二十余人充实到九集公社教师队伍，有的从东北、河南远道而来。刘集公社的任定坤刚走出中南财经学院的大门就被召到九集，他算是本土教师中水平学历最高的。来自广东南海之滨的莫兆平和刚从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吴光胜，是其中的佼佼者。莫老师毕业于中山大学数学系，他俩擅长机电维修，为九集本地农民做了许多实事。尽管这批外来年轻教师当中，有的人因为社会原因和形势所迫未读完大学，但总体文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他们成为南漳教育系统的新鲜血液，基本扭转了九集试点高中所面临的师资奇缺的局面。有人手，无资金，全部的修缮建设、生产劳动和课业任务，都落在六百余号师生肩上。我听父亲说，正是这个试点的成功，随即开门办学经验在全县全面铺开，其他的中学不久也在南漳另外的几个公社遍地开花，同样一批批高素质的青年教师，陆陆续续从外地奔赴南漳，支援山区、发展教育。
　　 面向基层、面向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那个年代高校学生踏入社会的唯一选择。我的父亲奉命迎接这一个又一个风华正茂的外地教师，接过他们背上的行囊，引着他们踏上九集这片土地。仿佛解放前投奔到革命圣地延安的热血青年面对未开垦的南泥湾，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荒芜寂寥的黄土岗，不时有野兔、黄鼠狼、狗獾出没在树林和茅草艾蒿丛中。九集作为南漳的东大门，距离襄樊市区二十几公里，襄南公路穿过九仙观岗梁，偶尔有往来于襄樊市区、武镇和南漳县城的班车、货车穿境而过，在外地教师心里，听着响亮的汽车喇叭声，嗅着淡淡的汽油味，才让人感觉到这里丝丝缕缕现代气息擦肩而过。
　　 开门办学之初，我父亲已经三十出头，他非常羡慕这一批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富有朝气，还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他尽地主之谊、尽绵薄之力帮助外地来的同事，虚心向他们学习，弥补自己未能上大学的遗憾。我父亲和这一帮文化人共事，早晚能请教他过去钻研领悟不透的难题，一句点拨如醍醐灌顶，毫无保留的传帮带，使得他眼前豁然开朗。
　　 刚刚组建的九集中学的学生，都是临近的公社推荐来的一二十岁的青少年，有的甚至和大学生老师年龄相当，从小都下地劳动，个个都吃苦耐劳，只是文化基础薄弱。课堂上，老师向学生传授文化经典，农田里，学生给老师示范割麦插禾，互相学习，增长才干。
　　
　　 四
　　 草创之初的九集公社中学捉襟见肘，资金严重短缺，教学办公硬件设施都是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动手制造出来的，后辈们难以想象当时的困难程度。几位老师说，民国时期广东黄埔军校和西南联大也是极其简陋的，还照样培育出了众多的学术大师和各路将领英豪，咱们九集中学也不能说时运不济，而是环境改造人、锻炼人。
　　 没有像样的课桌凳，师生们一起用许多细木棍稻草做课桌凳骨架，外面再糊上一层厚厚的泥巴，泥巴干后，课桌凳就成型能使用了，但是，都固定在教室不能搬动。坐在上面学习，衣裤往往沾满灰土。宿舍和教室都是就地取材，起土做墙，用两个夹板中间填土再把土夯实，这样干打垒一层一层加高而成的，俗称“干打垒”，是一种沿袭多年的建筑方法。土墙平房的房顶没有瓦片覆顶，碗口粗的松木做檩条，手腕粗的竹子劈开做椽子，高粱杆编扎捆绑结实做顶棚做隔断，这样还不能遮雨挡风，只好在顶上铺一层油毛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