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麻石街名曰“太平”，却是这座中部古城阅历战乱和灾难最多的地方。因为，两千多年来，城市的中心始终没有变化过，美丽的湘江东岸一直是长沙城最为核心的市井之地。这在世界城市史上，都近乎一个奇迹。但对于刚到这里、年仅24岁的贾谊来说，那都是后来的事情。这位对历史洞若观火的年轻人，并不知道若干年后，这座僻处南方的小城会成为一个地域文化的中心，并且让他和一位他最敬重的伟大诗人并称，以“屈贾之乡”作为城市的代名词。
　　 如今，太平街是长沙仅存的古街，在这个高楼林立、以娱乐名世的大都会，它承载着现代生活的丰美繁华，各色店铺、酒吧鳞次栉比，将它的古雅朴质藏匿起来，装饰成都市人白日闲逛、夜晚沉醉的最好去处。但真正懂得这座城市的人，往往能拨开那灯红酒绿的迷离，于灰墙青瓦中嗅出沉淀其间的千年光阴。眼前这栋别具一格的庙式建筑，在潇潇春雨中，显得凝重而庄严。白色门楣上，“贾谊故居”四字仿佛一个密码，等待人们开启那段封存已久的记忆。
　　 公元前177年，青年书生贾谊从都城长安，经他的老家洛阳，不远数千里来到长沙国。他这一趟不是出差，更不是旅游，而是被“迁”。舟车劳顿，随从零落，一入南方辄披风戴雨，心情郁闷不堪。好不容易到了湘江边，但见波翻浪涌，云积雾沉。他想起百余年前那位在这里愤然投江的楚国诗人屈原，他们的景况是多么相似。
　　 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却遭到上官大夫等人的谗妒，致使“王怒而疏屈平”。贾谊呢？由老师吴公、张苍推荐，22岁即成为朝中最为年轻的博士，“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正当天子准备将贾谊升任公卿的时候，朝中那些老臣、武夫坐不住了，他们纷纷向文帝举报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文帝是和贾生一样的年轻人，有仁义之心，亦爱才惜能，对这些话并不相信。这时，一个人，从深宫的阴暗处走出来，悄然改变了贾谊的命运。与贾谊同为太中大夫的邓通，最受文帝宠幸。说起来，邓通的宠幸得来不易，他曾用嘴去吸文帝身上痈疽的脓血，把文帝感动得无以复加，“拟于至亲”。显然，贾谊瞧不起邓通的为人，经常讥讽他。邓通咬咬文帝的耳朵，可比那些老夫子管用多了。贾生恃才，邓通专宠，最终才不敌宠，即便面对像文帝这样爱才的明君。贾谊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踏上了南行的漫漫长途。
　　 屈原当时是流放，贾谊这次是迁谪，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心情却是同样的沮丧与失落。在湘江边一个小旅馆里，贾谊连夜写了《悼屈原赋》，投到水中。这是屈原自沉后第一篇传世的悼文，这篇悼文由贾谊来写，再合适不过。贾谊在遭受政治挫折之际，不期然延续了屈原的文脉与道义。长沙这块不起眼的卑湿之地，能铸造出独一无二的忧乐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屈、贾乃其源头。
　　 其实，《悼屈原赋》并不是贾谊深思熟虑的作品，他即兴而写，率性而成，文辞间怨忿汹涌，情绪化的东西颇多。而且，当时的他不太认同屈原投江：“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这是贾谊年轻气盛的一种体现，他觉得以他和屈原的杰出才干，到哪里不会被看重，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
　　 长沙何其有幸！在屈原沉江150年、贾谊到长沙50年后，另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翩然来到此地。与屈、贾的穷途末路相比，当时20出头的司马迁春风得意，志存高远，他的南巡既是私人游学，还带有一点公务考察的味道。
　　 司马迁特意去汨罗“观屈原所自沉渊”，并因“悲其志”而怆然涕下。所谓“悲其志”，乃悲其赍志以殁。同为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司马迁与贾谊略有不同，他非常赞赏屈原的牺牲精神：“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种评价，在整个《史记》中，再无第二。可见在司马迁心目中，屈原就是他的精神偶像。后来，司马迁能“就极刑而无愠色”，隐忍苟活，得以成就“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屈原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特撰《屈原贾生列传》一文，“屈贾”并称自此肇端。毫无疑问，司马迁将贾谊当作屈原思想独立、志洁行廉这一人文传统的唯一继承人。但从个人性格而言，贾谊和屈原差异较大。屈原是典型的楚人，优雅而决绝，有超越生死的高蹈之风；贾谊思虑缜密却多犹疑，为人自信又过于天真，一旦遇到挫折则十分自责。因此，贾谊来到长沙之后，心情一直阴沉郁结，不得舒展。他认为这次迁谪南方，凶多吉少，“寿不得长”。这难道是上天埋在他心里的一个命运的伏笔？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愿像屈原那样，抱石自沉。
　　 长沙是西汉唯一的异姓诸侯国。高祖刘邦击败项羽、建立汉代后，他册封的“异姓王”韩信、彭越、黥布、臧荼、张敖等，复被他以谋反罪悉数诛灭。为何独独留下了长沙王吴氏呢？贾谊一到长沙就明白了，这里地处荒蛮，人烟稀疏，“才二万五千户，力不足以行逆，则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长沙历代藩王眼见异姓王的下场，赶紧表忠诚，守本分，日日以休闲娱乐为务，让汉朝天子彻底放了心。长沙的娱乐基因，看来亦由来有自。
　　 那天，贾谊到长沙王吴差那里报到。吴差早闻贾生大名，待之甚恭，随他挑选住处。贾谊在城里转了一圈，见城西江畔有一空宅，竹林环护，涛声入耳，他就把铺盖书籍搬了过来，栖身于此。现存的“贾谊故居”是一个不到两亩的狭长院落，苔深阶净，草木葳蕤，一股幽情荡尽凡尘俗气。遥想当年，贾谊知音寥落，举目无亲，那寂寞必定像南方的湿热之气一样紧裹其身。
　　 贾宅内有一眼泉，细长如注。贾谊最喜欢坐在泉边读书。一日，他突发奇想，凿泉为井，上敛下大，状如陶壶。他在井边植柑树，筑石床，从此大块文章总与肝胆肺腑为邻。现在的故居里，能找到贾谊遗迹的，恐怕唯有这口古井了。
　　 贾谊当然没有忘记圣上和朝廷。日近长安远，他得到的信息不是太少，就是太迟。但他依然不忘太傅使命，坚守朝臣职责。前176年，高帝旧臣、前丞相周勃因被告谋反，不仅入狱，还受到狱吏“侵辱”。贾谊听说此事，上疏文帝，要求给予大臣应有的尊严，“廉丑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意思是说，大臣若犯了罪，皇帝可以贬他的官、革他的职，甚至赐死，但不要让那些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汉文帝接受了贾谊的谏言，自此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过了一年，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这也是为他的幸臣邓通大开绿灯。文帝赐给邓通蜀郡铜山，邓通就在那里铸钱，致使“通私家之富侔于王者”。贾谊在长沙向文帝上《谏铸钱疏》，痛陈私人铸钱的弊端。但这次，与邓通亲密无间的汉文帝不可能接受贾谊的建议。
　　 贾谊心头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奈和无力感。他觉得自己的迁谪与屈原的流放没什么两样，他沦为了南方一株蔓生的野草，一粒飘浮的尘埃，从此便无所事事，闲游度日。这对于胸怀天下、睥睨众生的贾谊来说，的确是一种煎熬。他想起刚担任博士时，和好友宋忠一同私出朝廷，赴民间寻找真正懂得“道术”之人。他们在陋巷中见到来自南方楚国的奇士司马季主。司马季主有一段话当时让他怅然良久，噤口不能言：
　　 “故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凰不与燕雀为群，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故君子处卑隐以辟众，自匿以辟伦，微见德顺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
　　 音犹在耳，仿佛就是说给现在的自己听的。贾谊决心随遇而安，潜心向学，不仅要做到通晓世务，还要探究天地万象振荡相转的原理。每天清晨，他到江岸的古樟下闻鸡起舞，目睹云、气、水的转换与腾跃，感受风、光、色的变化和组合。湘流北去，逝者如斯；白云千载，夫复何存。贾谊由一个倾注国事的朝臣变成了一名俯身低处、体贴万物的智者。在长沙这个气象万千、朝云暮雨的地方，贾谊走进了文学和哲学，由事务的烦杂琐碎抵达自然的神妙精微，在卑湿的地理中反而提升了自身的生命境界。贾谊33年短暂的生命历程只有区区三年多在长沙度过，但以他与长沙的相交相知，“贾长沙”实至而名归。
　　 我想，这个时候，如果要贾谊再来写《吊屈原赋》，他一定会对屈原投江有不同的看法吧。他在与《离骚》风格极为近似的《惜誓》中写道：“已矣哉！/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野。/循四极而回周兮，见盛德而后下。/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又何以异乎犬羊?”
　　 《惜誓》直接与《吊屈原赋》相对应。《吊屈原赋》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应好自珍藏，以待明君；而《惜誓》已看清君王有始无终、弃信约如敝屣的真实面目，他绝望的心地里渐渐露出一片澄明。
　　 这年夏天的一个黄昏，一只鵩鸟飞进贾谊的住处，长时间蹲踞在一张椅子上。鵩鸟形似猫头鹰，面目狰狞，叫声古怪，被视为不祥之物。传说它如果飞入民宅，则“主人将去”。去，有两种解释，一是离开，二是去世。这只鵩鸟唤起了贾谊内心的敬畏感，他不知道自己将去哪里？又将何时去、怎么去？忐忑之下，他发出疑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数之度兮，语予其期。”我离开这里将去何方？是吉是凶请说端详，如果生死有定数，请将日期告诉我。那只鵩鸟竟然叹息一声，还举首奋翼，却口不能言。这一下触动了贾谊迁谪生活的无限悲情与无穷感喟：万物流转，祸福无常，忧喜相聚，吉凶同域，生与死有何界限，去到哪里又有什么意义？于是，汉代最为奇伟卓绝的文字《鵩鸟赋》诞生了：
　　 ……释知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若浮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屈原贾生列传》最后一段“太史公曰”：“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司马迁用“爽然自失”来表达内心的感受，真是一言难尽。一方面，他欣然于贾谊态度的转变；另一方面，思及自己身残处秽、苟合取容、生不如死的处境，又不禁荒凉顿生。
　　 鵩鸟给贾谊带来的却是好消息。
　　 几个月后，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汉文帝将贾谊召回长安。那天傍晚，文帝正在未央宫前的宣室吃祭肉，听说贾谊到了，赶紧宣召。君臣二人彻夜长谈。贾谊这些年潜隐长沙，学问日益深湛，远非当年初出茅庐时可比。文帝叹道：“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长安城，回到了曾驰骋才情的朝堂上，但这次谈话丝毫没有提振起贾谊治国安邦的热情，因为整整一个晚上，文帝向老朋友咨询的都是有关鬼神的事情。
　　 文帝或许仍旧推重贾谊，可朝中老臣糜集，一个被贬归来的年轻人难有容身、出头之地。而且贾谊博学多识，心直口快，什么事都能挑出刺来，放远了吧，想他，搁在身边，又有点心烦。怎么办？文帝灵机一动。他最疼爱、寄望最深的小儿子梁怀王刘揖好读诗书，聪颖过人，便派贾谊去梁国做太傅。贾谊对这一委派很是失望，但他没有表现出来，他知道刘揖在文帝心目中的位置——如果能教导、辅佐好小刘，假以时日，他依然有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可能。
　　 人事能料，天命难违。前169年，贾谊任梁怀王太傅四年之后，刘揖不慎坠马而死。如何坠的马，一说是上朝，一说是游猎，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贾谊与刘揖相处甚欢，而刘揖之死，让他肩负的使命与责任轰然委地。文帝虽没有直接怪罪于他，可文帝的悲恸更让贾谊心如刀绞。此刻，贾谊遽然明白，屈原的命运必将落到他的头上，这几乎是无法逃脱的宿命。于是，他茶饭不思、诗书不进，一年后撒手人寰，年仅33岁。
　　 毛泽东在七绝《贾谊》中说：“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说得很有道理，但毛一副帝王口气，却不善解人意。文人的脆弱往往如此，贾谊因才高而心气高，才奇高心气亦奇高。贾谊是政论家而不是政治家，官场上的显规则与潜规则他都不放在心上，他的政治理想全系于明君，文帝还算不错，却受制于幸臣。他只有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梁怀王身上，所以在贾谊看来，梁王坠马不仅非寻常之事，简直是“梁柱折而泰山崩”。更何况，早已没有用武之地的贾谊，或许深藏的正是一心向死的决心呢。
　　 贾谊无疑是一位旷世天才。他的《过秦论》是反思秦朝灭亡最为深刻、警醒的作品，在秦亡后短短三十年内即有《过秦论》这样的作品问世，对于汉初开启的“文景之治”功不可没。贾谊强调礼治和仁政，明确提出“民本”概念，开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先河。贾谊担任太傅多年，他的教育思想让后人惊叹。比如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风行世界的胎教理论，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由贾谊提出。贾谊的著作叫《新书》，其中有一篇重要的教育论文，标题就是《胎教》。贾谊还认为：“教者，政之本也。”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他将志向、实行、见识作为学习三要素，直启日后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知行互发之门户。
　　 758年，唐代大诗人李白因“永王事件”受到牵连，被流放夜郎，路经武汉黄鹤楼，听到吹奏《梅花落》的笛音，不禁想起同样悲情的贾太傅，感慨赋诗：“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769年清明时节，大诗人杜甫沿着长沙的一条老街踽踽独行。此时他已是“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忽然看见一栋民居上书“贾谊祠”，他信步而入，但见庭院深深，草木丰茂，柑树超迈如老叟，古井清冽似新泉。愁苦不堪的他欣然写下：“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净客船。绣羽衔花他自得，红颜骑竹我无缘。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肢亦可怜。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虚沾焦举为寒食，实藉严君卖卜钱。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杜甫便在这条街上住了下来，一年后，他在附近巧遇流浪到此的宫廷音乐家李龟年，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不久，杜甫客死于湘江的一条船上。
　　 1897年冬，清代诗人黄遵宪担任湖南按察使，力邀梁启超来长沙时务学堂做总教习。一天，黄遵宪领着梁启超参观贾谊故居，他写下一首诗：“寒林日薄井波平，人去犹闻太息声。楚庙欲呼天再问，断流空吊水无情。儒生首出通时务，年少群惊压老成。百世为君一洒泪，奇才何况并时生。”这一年，梁启超正好24岁，任《时务报》主编。诗中，黄遵宪将梁启超比作贾谊，希望他能在屈贾之乡汲取更多的精神元素，将维新事业向纵深推进……
　　 寒林空见日，秋草独寻人，故居依旧在，新书几度吟。
　　 历经沧桑的贾谊祠，而今安坐于长沙最为繁华富丽的商业区，如同喧闹中突如其来的一段安静。当你走进去，那安静就会像一件衣服穿在你身上。长怀井还是那么清冽，任何人从中，都可以看到他自己。
　　 看到了，就不会再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