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段时间，我准备写一篇文章纪念巴黎的时候，法国发生了今年第二次恐怖袭击案件。发生暴恐袭击的地点位于巴黎市区的一家柬埔寨餐馆和法兰西足球场，据说当天下午总统奥朗德先生还在球场里观看法国队与德国队的足球比赛。爆炸响起的一瞬间，他的心情由平静走向了震惊，在之后的一天，法国本土和科西嘉就进入了全面警戒状态。比起今年年初发生在该国的枪击案，这次的恐怖袭击更令人惨不忍睹，它让法兰西献出了一百六十多条活生生的生命的同时，也迫使法国总统进行全面修宪。为了哀悼逝去的无辜百姓，APEC部长会议的代表们在马尼拉为遇难者默哀，全球多地的知名建筑亮起了法兰西国旗的红白蓝三色，这是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伟大致敬。
　　 然而，我今天所要纪念的巴黎，是在过去那个年代里堪称世界文学与艺术殿堂的巴黎，是许多文学家、艺术家甚至包括科学家想要驻足定居的巴黎。那时的巴黎同样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将她美丽的山水洗礼，悲惨的大屠杀让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仍旧胆战心惊。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它是座有着历史积淀的城市，就像没有人能够否认它现存的伟大的文明一样。
　　
　　 来自拉丁美洲的穷工匠
　　
　　 一九二二年，一份罪恶的通缉令让一位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年轻人下决心离开他的祖国，远赴半个地球之外的法国巴黎，在那里开始他人生中崭新的流亡岁月。他就是塞萨尔•巴列霍，三十岁那年成为他人生的分水岭，在这之前，他生活在他的故乡圣地亚哥，和穷困的父母一起为了生存而四处奔波；他中学未毕业就自谋生路，去省城的大学攻读文学和法律，在经历了一番挫折之后留在利马当新闻记者，靠着微薄的收入度过他艰辛的日子。那时候的诗人看不到任何生活的希望，除了自我抱怨和悲天悯人，只有长久地沉浸在孤独和绝望中无力自拔。
　　 乱世成就了世间的英雄，饥饿和孤独造就了人间的天才。当这位印第安人的后裔经过了像荷尔德林那样绝望而深沉的幻灭，和像波德莱尔那样理智而痛苦的孤独后，他的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他觉得他不再是一名普通意义上的穷苦人家的孩子，尽管他的童年没有离开过安第斯山区，他的家庭也从未和中低产阶级划清界限，可是他的心灵已经被那种神秘的象征主义所浇灌，他受到了文学和诗歌的教诲，就像凡人突然间受到了宗教的启发似的，心里立刻就大彻大悟了。诗歌第一次在他的求学生涯中绽开了花朵，在参加大学校友组织的北方文学社后，巴列霍的思想更是受到了悲观主义的深刻影响，所以在他早年发表的诗集《黑色的使者》里，令人悲观和感伤的词汇如同繁星一样遍布在全书的角角落落。
　　 作为一名秘鲁人，巴列霍是名副其实的；但是作为一名法国的流亡者，他却显得不伦不类。在他抵达巴黎的最初一年，他似乎就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会和这座陌生的城市发生必然的联系。他说：“我将死在巴黎，在一个雨天。”谁也无法想到一句仅仅是抒发感慨的诗句竟然会成为诗人人生和命运的风向标。十八年后的某天，巴列霍因为贫困和疾病死于巴黎；而戏剧性的一点是，他去世的那天恰巧就是个阴雨天气，就跟他当初在诗歌里预料的如出一辙。在上帝眼中看来，诗人的命运竟然不如他的才华那么强大，它脆弱得谁都可以将它击倒，谁都可以把它打败，难怪诗人从拿起笔的那一刻，就已经看破了世间的喧哗与福祉，他们在尝试了以辩证观看待人生得与失的同时，也看淡了生命的存在与消亡。
　　 巴列霍说：“我降生那天，上帝病了，他病重了。”许多年来，评论家对这首诗有着不同的解读。以我个人的观点看来，我觉得这里写到的“上帝”应当指他的祖国，或者从更小的范围来讲，仅仅指诗人诞生的故乡安第斯山麓北部的圣地亚哥那一带，因为在“我降生”的那个年代，诗人还不足以认识外面的世界，他不知道世界有多么大，是否都跟他的家乡一样贫穷而愚昧。而诗句里提到的“上帝病重”，我觉得作者应当指他的祖国（家乡）在那段岁月里面临的经济贫穷和社会腐败，就像一座光明的村庄得了痨病似的，它原本合理的体制都不能正常地运行下去。诗人生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年代，他无力改变现存的那些制度，只得借着他的诗歌抒发情感，表达出他无意间降生在这个世界是多么地不幸、多么地无奈。
　　 在《我们的爸妈》和《给我的兄弟米格尔》等诗作中，诗人向我们展示了他童年时代的家庭生活场景。在那种沉闷的、不安定的、成天为了生存奔波的生活中，他形成了自闭和多疑的敏感性格，也许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造就了一位杰出的诗人。巴列霍在那样的环境里学会了独立生存和独立思考，他和他家的兄弟（或许可能是他灵魂的另一个自我，目前还不能确定）在默默等待着“爸爸妈妈”回家，等着属于他的“糖果”和“赔偿”，在“黑暗中”摸索着他的道路。我能肯定，这样的摸索和等待，这样的怀疑和失望也是促成了他在三十岁那年离开祖国，远走他乡的一个原因。诗人在他的祖国没有留下什么，哪怕他以后的妻子，也是他在旅居法国的时候认识的；他在文学界的声誉，也是在他死后几十年才慢慢地传播开来的。安第斯脚下的僻静小镇，只能留在他的回忆和梦境里，在他生命的晚年让他独自慢慢地销蚀。
　　 很多学者认为，塞萨尔•巴列霍是由于那桩无辜的逮捕令而被迫离开祖国的；但是我觉得，逮捕令仅仅是外因，导致诗人背井离乡的真正原因是他内心对于生存和欲望的强烈动机。在他的青年时代，贫困和不安分的生活折磨着他的身心，生活的压力如同“大海的重负”，沉甸甸地落在了他的身上。巴列霍在从事新闻记者的同时，拿起他的另一支笔抒发自己的真实感受。诗歌是一种纯粹的真实的生命体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接近自我的本色表达。这位精神上倍受磨难的新闻记者，用他的第二支笔，剖析了他真实的人生体验，比起他那赖以谋生的新闻作品，这样的诗歌显得更加的诚实而可贵。
　　 巴列霍生活的巴黎，正是拿破仑率领千军万马想要征服的巴黎，也是雨果和巴尔扎克在文坛上独领风骚、取得辉煌战绩的巴黎。他初到这座繁华的大都市，巴黎正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城市虽然在战火的侵袭下开始了重新修建，但是她的科学、文化和艺术却丝毫没有因为战争的残酷袭击而遭到创伤。巴列霍在他早期的诗作中展现出了对巴黎的美好向往，尽管那时的巴黎在他的印象里莫过于纸上谈兵，但是诗人以他对母亲和兄长的叙述表达出对这座城市深深地迷恋之情。
　　 “我是唯一从这一切离去的人。∕从这张凳走开，从我的裤衩，∕从我伟大的处境，从我的行动，∕从我这对半切的数目，∕我是唯一从这一切离去的人。”巴列霍在《巴黎，1936年10月》里表达的，正是自己在这座陌生人的城市里生存的离群索居的孤苦处境的真实描述。流亡生涯给了他之前所没有尝试过的自信，让他觉得自身被安放在世界公民的“伟大的处境”中；同时，内心的困顿不安也让他深感自己“被人民包围”，有一种“孤零零的、割断”的渺茫情绪。很多读者朋友感到好奇，巴黎作为诗人的第二故乡，为什么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六年的时光陶冶里，依然会给他那种困顿迷惘、无可依靠的感觉呢？我想，这一切还得从诗人的身世去解释，也许会比较圆满。
　　 巴列霍是个印第安人的后代，父母的印第安血统植入他的血脉里，使得他从小就形成了那种狂野、躁动、有点不安分的性格，这种特征是欧洲本土居民比较排斥的。所以，当流亡后的诗人带着印第安民族特有的性格融入到欧洲的主流文化中时，他难免会遭遇到一段时间的被人排斥的境遇，这也是常理能说得过去的。在他真挚而有些超现实主义的诗歌里，诗人想要表达的也正是那样的孤苦和无奈：没有和他产生灵魂共鸣的人，有的只是在事业中搀扶他一把的所谓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过，那对于一位异乡人来说，已经显得弥足珍贵了。所幸的是，巴列霍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遇到了他的法国妻子，这也可以算是给他清苦而悲剧的命运涂上一点淡红的色彩，至少这样的人生不会显得太遗憾。
　　
　　 钢琴诗人的灵感、创作与爱情
　　
　　 弗里德里克•肖邦出生在波兰的热拉佐瓦•沃拉，他们全家在那个小镇生活了七个月就来到了华沙定居。像他同时代的青年一样，肖邦在成年后也只是偶尔回去过他的故乡，在他的童年和学生时代，他的记忆都是和华沙这座美丽的城市联结在一起的。
　　 关于华沙，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在远古时代，维斯瓦河出现了一个妖魔鬼怪，时常兴风作浪，残害生灵，威胁人们的生活。某天，一条来自波罗的海的美人鱼顺流来到了华沙这片肥沃的土地，当她看到妖魔肆无忌惮地残害生灵时，心中充满了无限愤怒。这位后来被波兰人民视作英雄的美人鱼，一手持剑一手举盾，与妖魔展开了搏斗，最终将它撕得粉身碎骨。美人鱼拯救了华沙城，保卫了维斯瓦河，由于她的奋勇抗击，这里的老百姓从此生活得安居乐业，没有后顾之忧。为了纪念这位英雄，今天的波兰人民在维斯瓦河畔竖起了美人鱼雕像，供人瞻仰。
　　 肖邦的童年，就是伴着姐姐路德维希和妹妹伊莎贝拉、艾米利亚的欢声笑语，在幸福和无忧无虑中度过的。他们的父亲在军事学校担任教职，肖邦从小就接受了比其他孩子更加优良的教育。他在七岁那年就创作出了《波兰舞曲》，八岁开始登台演出，跻身于波兰贵族的沙龙，十二岁师从音乐家约瑟夫•埃尔斯内尔学习钢琴演奏及作曲。杰出的艺术天赋和在音乐上的早熟迫使这位天才在十九岁那年就像个成人演奏家一样在欧洲举行多场钢琴巡回演奏会。那时的波兰，正处于二次世界大战的疾风暴雨之中，次年十一月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华沙革命，波兰人民在索文斯基将军的带领下与俄军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壮烈牺牲，起义失败。
　　 弗里德里克•肖邦正是在那个时候离开他的祖国，开始他人生的流亡生涯的。只是他的第一站选择在维也纳，那时他还没有去巴黎，因为维也纳是世界艺术之都，它的色彩绚丽的光芒深深地吸引着年轻的钢琴诗人的心灵。肖邦觉得自己能踏上这片土地无疑是幸运的，尽管他的祖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对艺术的向往占据了他欲望的头脑，他此刻需要为了一种使命而离开他的家乡。不过，与他同时代的诗人密茨凯维奇的命运所不同的是，肖邦在国外比在他的祖国获得了更大的声誉，从维也纳到巴黎一路走来，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他创作的《夜曲》、《叙事曲》、《钢琴协奏曲》，让他成为和莫扎特、贝多芬比肩而立的世界级作曲家。
　　 夜曲是肖邦区别于其他音乐家的一种独创性作品。它的创新在于整段曲谱的动态都是比较缓和、宁静的，在暗淡或忽明忽灭的旋律中透露出一点哀婉的沉思。我们在聆听肖邦夜曲的同时，总能够感觉到自己仿佛置身于夏季夜晚幽静安闲的密林深处，在昆虫和鸟雀的栖息地享受着人生少有的惬意，此时此刻，我们的心灵定是敞开的，我们的思维也漫无边际地驰骋世界，因为肖邦决不会在接下来的一秒钟内突然打断你的思绪。这就是他的夜曲的特色。
　　 除此之外，圆舞曲在肖邦的创作生涯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分量。肖邦的圆舞曲，在形式上更加接近于以圆舞曲风格出现的抒情诗，是文学和艺术血脉的有机结合；或者是将实际的舞蹈以曲谱的形式理想化，由于总体来说节奏上复杂多变，曲调华丽高雅，它在实际的舞会伴奏中却不太常用。从作于一八三一年的《华丽大圆舞曲》开始，肖邦在他的一生中共创作了二十一首圆舞曲。其中最能体现作者个性和民族特征的，当属他在去世前两年完成的《升C小调圆舞曲》。
　　 《升C小调圆舞曲》被舒曼称为肖邦“灵魂的圆舞曲”，是他将自己的心灵、肉体和各种感官体验完全融进艺术这个熔炉里而炼制出来的生命的乐章。作品分为三段体式，从一开始便流露出一种忧伤的主旋律，肖邦在这种旋律中融进了平淡、轻柔的抒情风格，它预示着作者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第二段转为急速的连续推进，犹如滚珠落玉般晶莹剔透，犹如秋风吹过树林后鸟儿群飞，犹如波浪兴奋得搏击着海面上的大船，这似乎已经找不到肖邦早年时那种热情、激昂的影子了。紧接着而来的第三段转为了降D大调，节奏明朗和舒缓了一些，但仍然不乏悲伤和忧郁渗透其间，最后重复了开头出现的旋律，整首抒情曲在一种焦灼不安中落下帷幕。
　　 《升C小调圆舞曲》折射了作曲家久居异国他乡、身患重病、孤独无友、生活贫困潦倒的悲惨的晚年境遇。整首乐曲可以说是一部透露着忧伤、痛苦和无奈的个人史诗，肖邦用最哀婉的音符来刻画他晚年的凄苦生活。诚然，那时的他刚刚结束了和乔治•桑的九年恋情，内心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加上身在巴黎，长期和父母双亲分隔两地，心灵的孤独可想而知。巴黎是他的第二故乡，巴黎给了他成名的机会，给了他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也给了他聚光灯下的短暂辉煌，但是这座城市给不了他像个平凡人那样的普通生活。弗里德里克•肖邦的人生，是短暂的辉煌过后幻灭的人生，是他自己在《圆舞曲》里所描述的焦灼而无奈的人生。难怪钢琴家叶甫盖尼•基辛在演奏他的作品时，我们看到了一张麻木而悲情的脸，这张脸半闭着眼睛，毫无激情和兴致可言，有的只是深深地陶醉于他自己的演奏。我想，那时坐在钢琴前的演奏家仿佛就是当年流亡法国的肖邦本人，在青涩的青年时代登上事业的峰巅，在人生达到辉煌时享受着爱情带给他的苦楚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