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练习曲》和《人类的诗篇》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当肖邦离开祖国还不足一个月的时候，爆发了震动波兰的华沙革命。此时的肖邦身在维也纳却心系着祖国的命运，他恨不得马上启程返回祖国，他给家乡的朋友写了一封信：“为什么我不能和你们在一起，为什么我不能做一名鼓手？”
　　 次年七月，肖邦决定离开维也纳返回波兰。但是到了九月份，侨居斯图加特的年轻人从新闻中得知华沙革命失败的消息，华沙的起义者被俄国军队血腥地镇压了，那些为了自由和正义冲锋陷阵的勇士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惨痛的消息击碎了肖邦的爱国心，他孤零零地回到了旅馆，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彻夜难眠。在这片异乡人的土地上，他一遍遍地翻阅着眼前的报纸，那些黑暗的粗糙的文字迫使他回想起他的祖国在那时所遭受的灾难。他的眼前仿佛看见了火光冲天的华沙，硝烟弥漫的祖国，尸体横陈的大街小巷……他仿佛看见了往昔的同学和朋友，跟着家属在枪炮密集的街道上夺路而逃。死亡在扼杀着他祖国的同胞，此时的肖邦内心充满了满腔的愤怒，他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道：
　　 “我的上帝啊，你还存在吗？既然存在你就应该对刽子手进行惩罚。莫斯科的魔鬼在波兰犯下了罪行，他们杀害了我的同胞，放火焚烧了我的城市，上帝啊！你现在不能袖手旁观了。我在这里赤手空拳，不能为我的同胞兄弟出力，我能做的，只有在钢琴上吐露我的痛苦，我的愤怒……”
　　 就在这样激昂的感情氛围中，肖邦写下了他著名的钢琴曲《C小调练习曲》。因为整首乐曲充满了坚强、刚毅的英雄气概，加上它的创作动机也是由于华沙革命的历史背景，所以后人习惯将《C小调练习曲》称之为《革命练习曲》。它是肖邦一生中所创作的二十七首练习曲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首，也是全世界的钢琴演奏家爱不释手、青睐有加的演出曲目之一。
　　 《革命练习曲》开篇就犹如狂风暴雨袭击世界般地进入了“高潮”，当然这种所谓的高潮是肖邦内心情绪的自然宣泄。它预示着作曲家生活的时代已是处在疾风暴雨的动乱之中了，稍有不慎，整个国家就会颠覆灭亡，老百姓就会被迫成为亡国奴。在接下去的第二第三乐章，左手的娴熟控制了钢琴的琴键，乐曲如同断珠顺着流水整齐地滴落下来，形成一支优美动听的声部。当乐曲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作者的悲痛、愤怒和失去家园的亢奋豪情已经流露到了极限，这个时候仔细聆听，钢琴家仿佛是一名跨上了战马的勇士，举起手中的钢刀向着战斗中的黎明发起进攻。这是钢琴曲中少有的激情与咆哮，曲调忽而急速上升，忽而剧烈地下降，升降似乎不受缓和音节的铺垫。到乐曲的后半部，奔放的情绪趋于平和，但是疾风暴雨之后的愤怒与激昂却越来越明显，似乎达到了向全场观众呐喊的境地。殊不知，肖邦当年在异乡创作这首乐曲时，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心境。到了尾声，悲伤中透露出了忧郁和哀思，这时，一名优秀的钢琴家能把观众的情绪再次调动起来，随着他轻快娴熟的演奏进入一个“患难的时代”。高潮再次到来了。
　　 比起弗里德里克•肖邦在生前取得的辉煌成就，塞萨尔•巴列霍的成功则要晚得多了。他在生前默默无闻，落魄得就像大城市里的一名流浪汉，当他行走在巴黎的街头，路人只会觉得这个世上多了一位可有可无的陌生人。事实上，巴列霍正是预测到了自己在文学上的“无路可走”，想象着他会像很多一文不名的诗人那样默默地离世，所以他对自己的创作总体上抱着悲观的态度。他的诗歌大部分创作于一九二二年前的秘鲁，在他的《特里尔塞》出版并因为种种原因流亡巴黎后，他的诗歌创作就进入了一个停滞的阶段。纵观世界文学史，有很多名扬天下的作家都曾经出现过短时间的创作停滞，譬如维克多•雨果由于从政而中断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被捕入狱而中断过创作，但是之后的重新执笔都让他们取得了比先前更大的文学成就。巴列霍明白他的停笔和前辈作家似乎有些不一样，他是由于对文学的绝望而停笔的，是那种典型的“卡夫卡”式的冷酷而无奈的绝望。正是这种彻底的绝望，让他的创作中断了十余年。
　　 重新提笔创作的巴列霍将他的诗歌都收录在《人类的诗篇》中，这是在他死后才公开出版的一部诗集。巴列霍在这部诗集里仍然延续了他习惯性的现代主义风格，只不过这种风格经过他人生阅历的积淀变得更富于“巴列霍特征”。在《良好的判断》里，诗人提到了在他小时候就对巴黎这座都市耳濡目染，在和母亲的交谈中丰富了他对这片陌生领域的认知和美好向往。当然，这应该仅是诗人的象征性表达，其实他是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才塑造起这个记忆，然后通过这个特制的记忆去印证了他对巴黎的欲望和理想。在《我要谈谈希望》一文中，巴列霍谈到了人生面临或即将面临的最残酷的打击——痛苦。他指出，这种痛苦不仅是天主教徒或伊斯兰教徒才会产生的，也不仅是一位艺术家才会产生的，也不是某个人在某个时间段或是经历了某些事情后才产生的情绪，而是人类固有的一种精神特质。“我的痛苦”跟“饥饿”、“生命”和“情人”无关，这种痛苦仅仅是具体而抽象的痛苦而已。
　　 比起同时代的诗人，巴列霍的诗歌更加侧重于描述贫困、饥饿以及社会不公造成的人性扭曲。他没有博尔赫斯那种对历史文化的沧桑表述，也没有聂鲁达那样向着革命和爱情发起的抒情式嚎叫，也不像埃尔南德斯，在内战的隆隆枪炮声中举起战斗的双手，巴列霍是完全孤独和自由的诗人。巴黎的和风细雨增强了他浓浓的思乡情怀，他只在生活、工作、郊游的空隙偶尔写诗；在他的文学生涯走到尽头时，他只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点有用的东西。
　　 现在我来评论一下比较有特点的几首诗。《群众》表述了在战争年代，死亡无处不在；一个战士死了，他的灵魂就已经归入天国，即便有一千名活着的人来呼唤他，他还是无法复活。在《死去的牧歌》中，他以一名印第安土著的身份审视了安第斯山附近村庄的秘鲁古老的文明。《给我的兄弟米格尔》中，作者像早年所写的部分诗歌一样，以象征性的笔法描绘了一个怀旧者的童年记忆，诗歌突出了他的家庭特征和民族特质。他对自己死亡的预感真实而准确地表现在《黑石叠在白石上》，“我将死在巴黎，在一个雨天，∕在一个我已经记得的日子里。∕我会死在巴黎——而我不回避——”在《饥饿者的刑轮》里，“我”为了要在苦难而饥饿的年代存活下去，迫切地需要别人给他一块“面包”或“石头”充饥，哪怕是那块“绊倒刚生产过的女人的石头”也无所谓，因为“我”只求它能够“畏缩”地钻进“我的灵魂”，帮助他在动乱的时代生存下去便好了。在《上帝》一诗中，巴列霍对生活的绝望和对弱者的同情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他认为只有上帝的存在，“我”才能和一些虚弱的人们平等地生活在世界上而不受欺凌。
　　 巴列霍在给他的朋友安特诺尔的回信中写道：“今天，也许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我肩负着一项作为人类和艺术家前所未有的、最神圣的义务，即自由行动的职责。”正因为他在创作中坚守着人类在苦难面前的渺小和个体对自由的崇敬之情，所以他的文学才会在他死后几十年里被人发掘，并且名扬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