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泪痕（一）
　　 我的父亲叫荣尚古，母亲叫王淑贤。父亲在伪满桓仁县国民高等职业学校毕业，母亲在桓仁县女子补习班毕业（相当现在初中文化），二人上学期间结婚，先生了一个哥哥（因精神疾患，后来病故），1946年生下我。
　　 祖父生有四子一女，父亲排行老二。伯父与两个叔父均受到初中教育，只有父亲与姑姑受到中等教育（姑姑中师毕业）。兄弟四人中父亲身材高挑，长相俊美，能书善画，在国高芸芸众生中是公认的才子加美男，饱读诗书的祖父对父亲十分宠爱，寄予了厚望。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为争地盘，国共处于拉锯战时期，终日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桓仁城头屡次变幻大王旗。国民党部队为补充兵员，强行征兵，爷爷怕儿子被国民党征去当兵，根据他能书善画特长，为他在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公安局谋了一个文书职务。干了不到三个月，八路军攻占了县城。国民党军队退却时大肆进行反宣传，使很多在国民党政府干事的文职人员都跟着逃跑，父亲是伪警察，曾参与战斗，受到反宣传蛊惑随从部队逃跑。
　　 母亲曾多次对我详细讲了与父亲见到的最后一面——
　　
　　 1947年3月24日是闰二月二，白天阴了一天，傍黑下起小雨。半夜时分，父亲湿漉漉回到家中。全家人又惊又喜，点上油灯，披衣坐起来。母亲要为他换衣服，父亲神色紧张连连挥手：“不用不用。”让母亲用被褥把前后窗都挡上遮住光线才开始说话。他说国民党十九军住在二户来，自己和部队在一起。当官的天天动员他们这些当警察的参军，他们不肯，可又不敢回来。当官的说，共产党这次攻城伤亡很大，发狠要报复，只要给国民党出过力的抓住就枪毙。
　　 爷爷说：“没那么严重，全都是国民党造谣。城里当警察的回来了两个，也没听见怎么样，我看你还是回来吧。”父亲被反宣传吓破了胆儿，一再摆手说：“不行，爹，你忘了小日本的“沉江事件”了？我怕共产党是放长线钓大鱼，故意制造假象，等都回来就好开抓了，我可不上这个当。再说我和韩运武、刘建凯都说好了，要回来一块回来，当兵一起当。明天部队开拔，我们还一起跟着，到沈阳躲一阵子，看看时局再说。”
　　 爷爷见他执意要走，无奈地说：“那你可不许当兵，这年头总打仗，当兵的十有九亡，你可千万记着。”父亲说：“爹，你放心，我不会当国兵的，等局势一缓和立刻就回来。”
　　 母亲目不转睛盯着父亲，见他顾不上和自己说话，忍不住问：“这么说，你今晚还要走？”父亲看她一眼，见她忧郁的眼神充满关切，眨眨眼睛把头转过去：“爹，我一会儿就走，我们好几个人都是回来和家里告别的，大家约好在大河对岸会合，天亮前赶回去，不然部队走了我们赶不上。”
　　 见留不住儿子，爷爷紧皱眉头不无后悔地说；“我当初怕你当兵，才为你谋个警察差事，想不到现在出了这么多麻烦。你也二十四了，在外边自己要多动脑子，凡事不能蛮干，也不要人云亦云，千万要保住性命。不管走到哪里，一定要常捎信回来，免得家里记挂。”说完流下眼泪。母亲忍不住啼哭出声。
　　 父亲见爷爷与母亲落泪，心也发酸：“爹，儿子不孝，几年来净惹您老人家生气，现在这么大了，还让您为我整天操心。走前我给您老人家磕个头。”说完跪倒在地磕了三个头，起来立刻要走。奶奶（爷爷的续妻）拉住他：“再怎么急也得吃完饭再走，我这就为你做饭。”父亲摆摆手：“妈，来不及了，要有干粮就给我带一块，我一边走一边吃。”
　　 奶奶看他神情慌张，不再张罗做饭，去外屋碗架拿两个玉米饼子，又在罐子里捞一根咸黄瓜，用油纸包好递给他。父亲揣好干粮，对爷爷说：“爹，我走了。”转身向屋外走去。奶奶说：“外边下雨，找个披的吧。”“不用，一会儿就到了。”
　　 快到门口他突然想起什么，又转身回来，对泣不成声的母亲说：“淑贤，都是我不好，让你跟着担惊受怕，以后孩子就靠你了。”到北炕摸摸哥哥的头，回南炕亲亲我的脸。熟睡中的我似有感知，哇哇哭起来。这一哭，把全家人泪水都引出来。爷爷泪水滂沱，母亲耸动双肩抽噎，父亲泪如瀑布，奶奶、四叔、姑姑不停用手拭泪，但都尽量压抑，不敢哭出声音。母亲边哭边抱着我晃，父亲拍拍我屁股，回身向外走去。走到院子时，我又哇哇大叫两声，母亲把我交给姑姑，起身撵了出去。
　　 母亲把父亲送到大门口，扯住衣襟不放。父亲见母亲哭得伤心，不由想起妻子素日对自己体贴温柔万般关心，自己这回一走，以后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面，心中充满惭愧和难过，贴着她耳边说：“好淑贤，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耐心等我，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说完心一横，转过头趁着夜色急急走了。
　　 雨不大不小地下着，眼见丈夫背影渐渐消失在通往井台的小路上，母亲泪水和着雨水顺脸流下来。她慢吞吞走回院子，看到爷爷和奶奶还站在门口观望。奶奶问：“走了？”母亲低头回答：“走了。”爷爷叹一口气：“快进屋吹灯吧，省得人怀疑。”
　　 母亲上炕搂着尚不会说话的我，用被蒙住头，轻声在被窝里啜泣。不知什么时候，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母亲与父亲短暂的见面，连一句体己话都没来得及说，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次分离竟是一生的永诀！
　　
　　 母亲说，父亲走时我还不到九个月。后来得到消息，说父亲死于战事。在那个兵荒马乱年月，人走以后多少年过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各种传闻说的时间地点都相差甚远，令人狐疑。爱子心切的爷爷不愿相信这些口传的噩耗，一口咬定父亲不会死，总有一天会回来。在上报户口时，荣尚古的名字没有注销，依然登记在册，只是在空白栏目处记着“下落不明”四字。
　　 一生谨慎小心宅心仁厚的爷爷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不经心填下的四个字竟然隐患无穷——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阶级斗争笼罩一切，这四个字被演绎成了“在台湾”的潜台词，像政治标签一样给整个家族带来了巨大厄运！
　　
　　 1947年冬季，桓仁土改斗争开始，除了斗争地主富农外，丈夫不在家的女人也在打击之列。于是桓仁出现了女人“跑屁头”之风（丈夫不在家的女人为逃避打击，到处投亲靠友四处流浪，这一特有现象在当时被称为“跑屁头”）。母亲背着一周岁的我，在寒冷的冬夜，冒风顶雪上岭爬坡，到张家住几天，在李家住几天，途中遇到狼，奓着胆用木棍对付；遇到儿童团，被押到农会审讯，差点被打死……颠沛流离、九死一生地逃亡了一个多月，总算活下来。母亲和我的脚都冻坏了，我的脚背溃烂得像烂洋柿子一样淌水，长大以后每到冬季犯冻疮时都钻心地刺挠。
　　 这是出走后的父亲给妻儿留下的第一场磨难，而襁褓中的我对此浑然不知。父亲“下落不明”，母亲在痛苦中煎熬，总盼着哪一天丈夫会突然归来。年仅24岁的母亲心无旁骛，专心在荣家照顾孩子，开始了漫长的寡居生活。
　　
　　 山的泪痕（二）
　　 我6周岁上学，童年的玩伴有时问起我：“荣殿威，你爹呢？”我默然无语，心中很不是滋味。
　　 一次在学校被一个叫关福林的大个同学欺负，他骑在我身上，一边打一边骂：“你爹是特务，跟国民党跑了，你没有爹，是野杂种，是小特务，打死你这个小特务崽子！”幸亏有同学叫老师来，制止了他，并把他狠狠批评了一顿。
　　 我傍晚回到家中，哭着扑向母亲怀抱。母亲见我鼻青脸肿，头上起了好几个包，忙找来二百二，给我涂抹伤口，心疼地问我被谁打成这样？我讲了挨打经过，讲完后哭着问母亲：“妈，我爹真的死了吗？怎么别人都说我爹跟国民党跑了？你是不是瞒着我？”
　　 我的问话像一把利剑刺痛了母亲心脏，她强忍眼泪说：“妈没骗你，你爹真的死了。在你两岁时他跟着国民党跑到沈阳，在那里被飞机扫射打死了。可是你爹从来没干坏事，他当过不几天警察，因为胆小怕事才跟着跑的，要是不跑一点事都没有。嗨，小威，你爹念国高时能写能画，长得又好，是出名的美男子哩。”
　　 母亲从柜子里取出一本很大的硬皮精装纪念册：“看，这是你爹的毕业纪念册。”给我一页一页翻看，边看边讲解。
　　 我看到第一页印的是校歌：“佟佳江南绕，五余山北崇。……惇惇学子，穆穆校风。……”母亲看着谱，轻声唱着，我觉得歌声深沉浑厚，很有古风。第二页是面校旗。第三页是校长孙一凡四寸照片。第四页是教导主任川岛熊太郎四寸照片，川岛留两撇小胡，面貌十分凶恶。第五页印着五张二寸照片，上面两名日本人，下面三名中国人，都是教谕职务。接下来两页印着全体教师照片及学生毕业照。后面几十页分别是学生素日上课、插秧、脱谷、出操、防空演习等各种活动照片，连学生参拜靖国神社对庙碑鞠躬的照片也赫然印在上面。最后是全班同学单人一寸照及通讯录。
　　 我看到照片上的一寸人像全是光头，问母亲，母亲说，当时学校不许留分头。母亲指着其中一页最上面一排中间一个照片说：“这就是你爹，他这辈子只留下这张照片和一张结婚照。”说着又从柜里取出一张用绸布包着的照片，打开绸布，我看到了母亲与父亲的结婚照。父亲戴着礼帽和眼镜，西装革履，英姿飒爽，母亲头戴花冠，身穿旗袍，手捧鲜花，披一袭洁白婚纱，温柔而娴雅。我久久凝视像册上父亲照片，面容俊朗的父亲仿佛也在看着我。我心中默念：“爹，你真的死了么？你要活着有多好？”
　　
　　 后来为了生计，在我上五年级时，母亲带我去投奔伯父，来到通化矿务局石人煤矿（伯父是坑长职务）。母亲当临时工，和男人一样干苦力活，每天脸被煤灰熏得漆黑。
　　 初来石人时，每天晚上五点以后，我都如期到坑口附近迎接伯父。路上遇到一群群穿着工作服，脸上挂满黑灰的采煤工人，他们刚从井下出来，走向设在路边的浴池。我迎到伯父，与他一起往家走。伯父身穿整洁制服，脚穿黑布鞋，笑容满面地与下班工人一路打着招呼。我在伯父身旁，扯着伯父大手，感觉像有了父亲一样充满幸福和依赖。来石人初期天天如此，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令我痛彻心扉，彻底击碎了我纯真的梦。
　　 那天是星期六，伯父例行下井检查工作。以前每次下井，他都会带回一个带青丝的保健面包给大家分吃。这天快到下班时间，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坑口旁迎接伯父。我先来到伯父办公室，办公室门外挂着一块牌子——石人煤矿五坑管理班。趴窗户看一眼，伯父不在，在橱窗前停留一会儿，看到光荣榜上有几张胸前佩戴红花的劳动模范照片。我漫无目标地四下寻找，走到仓库院子时，看见伯父站在几十步外。他已经洗完澡换上衣服，干干净净站在那里背对大门吃面包。
　　 我想：伯父一定是在井下时间太长，饿了才吃面包，就走向前想招呼伯父。恰好此时伯父转身看见了我。要是在平时，他一定会笑嘻嘻地招呼我。可这次不仅没招呼，反而立刻转过身，背对我快速吃着面包。我清楚地看到他两腮鼓动大口吞咽的情形，不禁呆住了。望着伯父后背，心中一阵冰冷：伯父怕我要面包，故意转过身装作没看见。想到这，我立即调头，发疯一般跑回家。伯母（王桂芬）见我一人回来，问我见没见着伯父，我说没看见，趴在炕上一声不吭地抹起眼泪。
　　 晚上，我对母亲讲了这事，母亲听了很生气，长时间没说话。最后，母亲告诉我：伯父再好，也不是自己爹。以后上桌吃饭要长眼神，看饭菜多少再动筷，不能只挑好吃的吃……我明白其中道理，不再为白天的事心痛。但从这以后，我一次也不去迎接伯父。
　　 五七年春天，粮站进来一批籼米，由于运粮的火车皮装过柴油，籼米受到污染，有一股浓重的柴油味。每次做饭，伯母都把米淘上十几遍，再用凉水浸泡多时才下锅，即使这样也去不掉难闻气味。煮好的米饭吃到嘴里，柴油味喷嗓子，令人难以下咽。在那个以粮为纲年代，国家按计划下拨粮食，任何人不敢浪费一粒，否则就得挨饿。整整一个春季，粮站只能卖这样的米，家家都得吃带怪味的饭。每顿饭，伯母都用结余的面粉另做馒头或发糕给郭辛吃，有时给我一块，我立刻放回去，一声不吭地和母亲一起吃带味的饭。
　　 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春游。少先大队利用春游时间同时开展夏令营活动，要求各中队自带小铁锅和油、盐等，中午自己做菜吃。孩子们来到石人山下，唱歌跳舞捉迷藏，玩得好不开心。中午，各中队在山溪旁支起锅灶做野炊。我和同学纷纷下河，捉到很多小鱼和狗虾，孩子们在锅里煮起黄瓜片和鱼虾。吃饭时，大家围在铁锅旁，一边吃从家里带来的有柴油味的米饭，一边喝鱼汤。鱼汤虽然很腥，但大家你一勺我一勺仍然喝得非常香甜。
　　 吃完饭坐在河边休息，我仰望身边的黑砬子。砬子顶端有一块奇特的石头，像人叉开两腿站在那里。心想：石人呀石人，你的妈妈在哪里？你的爸爸又是谁？难道你也像孙悟空一样无父无母？突然心里难过起来：这些日子，妈妈为了多挣钱，辞掉了选煤厂工作，到露天矿挑煤挣计件工资。成天挑百十斤重的土篮，晒得又黑又瘦。妈妈现在该休息了吧，是不是也正在吃午饭？今天我没能给她送饭，她该吃凉饭了。
　　 晚上回到家，临睡前，隔壁李婶在屋外轻轻叫着：“王姐、王姐，你出来一下。”声音有些诡秘。母亲走出门，我也好奇地跟了出来。李婶站在自家院内，隔着木板钉成的矮杖子，眼望隔道伯父家的房屋轻声问母亲：“今天中午你们娘俩在家吃饭了吗？”“没有啊？我天天带饭不回来。小威今天春游，我们娘俩都不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