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尹吉甫等
　　 《诗经》。版本众多。
　　 三百零五首诗，大部分作者为无名氏。尹吉甫、家父、孟子，是诗中出现吟诵者即作者名字的三个人。另有周公、卫武公、许穆夫人等数人，被推测为若干诗篇的歌者。他们，十人左右，是最早的中国诗人群体。
　　 “诗”这个字眼最早出现于《诗经》。“经常”一词中的“经”，须“常”诵读，方可化育人格与心灵。尤喜欢《诗经》中的“风”。无名氏的风，在民间吹。《诗经》中的十五国风，采集于黄河上下的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黄河两岸的风，很大。
　　 其中，周南、召南，产生的地域在今天的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集处，是当时周公、召公统治的地域。我的故乡南阳盆地处于此一地域。也就是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等等诗句描叙的风物人心，最初针对我的故乡。
　　 求之不得、辗转反侧、逃之夭夭、忧心忡忡、新婚燕尔、信誓旦旦、衣冠楚楚、风雨飘摇、寿比南山、如履薄冰、不可救药、进退维谷、投桃报李、泾渭分明、高山仰止、天作之合、穆如清风……这些今人习用的成语，在《诗经》中首次出现时，多么新鲜、惊艳！但今天的写作者必须避开这些先秦以前的成语，创造属于自己的意象和境界，为汉语注入活力——很难，很必要。
　　 《诗经》是中国精神的源头、汉语诗歌的源头。虽以四言为主要形制，但《诗经》中也间杂一言、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试图冲破格律的藩篱以达自由——“短以取劲，长以取妍，疏密错综，最是文章妙境”，沈德潜谈《诗经》句式时的这一赞语，仿佛在启发未来汉语新诗的生成。
　　 从主题上看，爱情诗、弃妇诗、怀人诗、悼亡诗、田园诗、隐逸诗、讽喻诗等等类型，已经在《诗经》里初创。比如，《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於我归处”，曹操应该喜欢，所以有了“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龟虽寿》）、“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再比如，《绿衣》，一个男子怀抱亡妻留下的绿衣咏唱“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兮，曷维其已”，开创了睹物思人的悼亡诗之先河。读《绿衣》，我总想起清代名著《浮生六记》中沈复将一件裙子铺在床上以待亡妻灵魂归来的情景。沈复，应该也热爱《诗经》吧。
　　 《诗经》中基本上没有出现“爱“，偶尔出现，也非今意。在那个时代，情人们之间的爱往往用一个“好”字，如“惠而好我，携手同行”“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等等，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男女也常常用“好”传递爱意，如“我想和你好”等等。或许因为“好”比“爱”更具象——有一个女子的身影存在其中。《诗经》中表示婚姻的字是“昏”——黄昏身后，紧跟着暗夜星光和幸福。
　　 读《诗经》就是翻阅植物志，荇菜、葛、卷耳、芣苢、蕨、葑、菲、荼、芑、荠、堇、蝱、蓷、藻、葭、黍、荷华、蒲、葵、蓼、茆、常棣、桃、李、女萝、莠、萧、苹、莪、茨、菽、韭、枣、稻、莱、艾、葽、薇、杨柳……比比皆是，左右参差，负责协助吟诵者去兴叹、比附。比如，在我最喜爱的《东山》《采薇》两首诗中，“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果裸之实，亦施于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分别出现了“果裸”“杨柳”这两种植物。息战归来的征人，在细雨大雪中还乡，一路怀想、激动、忧伤、不安，需要植物的支持。
　　 相比之下，除了鸟，《诗经》中的动物少了一些。马、鹰、牛、羊、蟋蟀、仓庚、螽斯之外，虎、豺、狼、豹、熊、鼠、蛇偶尔闪现——汉族，本质上是一个植物性的民族？我们偏爱植物的仁慈、韧性与定力，即便屡遭野火，但相信“春风吹又生”。
　　 《诗经》产生的同一时期，古希腊出现了《伊利亚特》、巴比伦出现了《吉加美什》等等史诗，叙事诗，关于英雄与征伐。我们的祖先在抒情、言志。即便与战争有关的诗篇，也往往写的是征战后的忧伤，比如《东山》《采薇》。即便《击鼓》这首歌吟于战场的诗作，以“击鼓其镗，踊跃用兵”作为篇首，但迅速转入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山盟海誓——显然，这是一个情种而非猛士在吟诵、痛苦。汉民族，心动比行动的能力更强，爱比恨的能力更强。
　　 “透过语言中悦耳和令人振奋的音乐性，把要说的话有力地送进我们的心坎里。”阿博克罗姆比这一关于抒情诗的定义，完全契合于《诗经》。在《诗经》中，处处存在一个吟诵、兴发的“我”这一主体——抒写主观的我、我们，而非记述客观的他们、他。美籍华人学者陈世骧先生在《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一书中认为，《诗经》的抒情性影响了汉代《古诗十九首》、唐诗、宋词之后中国文学的气质与面貌。元杂剧几乎就是由众多抒情诗结合而成的诗集。以唐传奇作为成熟标志的中国古典小说，也通篇充满诗句，用来劝诫、警世、言情。
　　 显然，中国，一个抒情诗的国度，一个抒情的国度。《诗经》决定了汉人的精神气质和命运。
　　 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度里，《诗经》就是一座纸质教堂。我们聚集一堂，兴、观、群、怨——汉人的精神归宿在《诗经》。这一教堂的修缮者或者说诗集整理者孔子，感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祖先们、尹吉甫们天真无邪。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及《诗经》：“温柔在诵，最附深衷。”这一八字评语，实际上已经超越《诗经》，成为对华夏民族情感特征的一种描述：
　　 温柔在诵——
　　 这是局限之处，也是深刻所在——于局限之处深刻出峡谷长河，柔肠百转，曲折不息。
　　
　　 二、庄子
　　 《中华经典藏书：庄子》。散文集。中华书局。
　　 这套关于中华经典的丛书跨越时代，涉及孔、孟、老、庄、诗经、离骚……最喜欢庄子。读庄子，就是读先秦语言之大美。
　　 庄子飞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如蝴蝶、鲲鹏、潜水艇、航天飞机。与山岳般静穆的孔子构成对比。早庄子一百余年的孔子，在大地上传扬修、齐、治、平的儒家真理，坐牛车，类似于乘公共汽车，思想、语调就比云朵里的庄子低沉、缓慢许多。
　　 庄子尤其热爱蝴蝶，就通过一个梦，混淆了自己双臂与蝶翅之间的区别。蝴蝶，就是自由，穿越种种藩篱，栩栩然，打破现象与幻象、草木山川与枕头之间的边境。“多么可爱的来世／绘在你的遗骸之上。／多么尊贵的标志／在大气的秘密中”——瑞典当代女诗人奈莉·沙克斯的这首《蝴蝶》，像是在献给庄子。
　　 庄子尤其不喜欢讲理，就有了著名的“濠梁之辩”，与惠子辩论“庄子是否知道水中的鱼快乐”这一命题，双方逻辑推理一番之后，惠子似占上风，但庄子却跳出逻辑以一言决定胜局：“我是站在濠梁的桥上知道鱼很快乐哦！”不讲理，霸道，但抒情，对一尾鱼也怀着流水般的温存和体贴。
　　 在《庄子》这本被争论存在伪作的书中，庄子、或者说模仿庄子的某人，以寓言方式对孔子的入世思想表达不屑。孔子至死都要处于人群之中，哪怕那是一群讥讽、嘲弄、攻讦、利用着他的人。庄子却转身而去，在山水自然、梦幻寓言中建立人生路径——道。但当孔子难得流露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类“消极意绪”，庄子就似乎在孔子身上终于捕捉到了暗通于自身的隧道尽头的大海波光——
　　 庄子思考“道”时，大约想到了岛、大海。生命的汪洋需要一个岛，自成一体。周围有鲲磅礴游动，突然跃出水面转化为覆海载天、垂翼乘风的大鹏。岛上，有一个做白日梦的人转化而成的蝴蝶，栩栩然——庄子善于转化，对万物怀着感同身受的慈悲、爱。万物齐一，齐物——他感觉自己就是世界，无论鲲、鹏，还是蝴蝶、鱼。所以他逍遥，他游。读庄子，就是在长天秋水般的古典汉语中作逍遥游。
　　 历代文章大师或许并非一概认同道家，难舍功名庙堂之心，但都明明暗暗地学习庄子那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作文方式——向庄子学习写散文。向孔子学习写社论、领导讲话。庄子叙事、引证、比喻、议论、抒情，“云气空濛，往返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林云铭）。金圣叹曾经把《庄子》与《史记》《离骚》《水浒传》《杜甫律诗》《西厢记》并列为六才子书，这显然是才子眼光而非志士情怀。才子书不是圣贤书，可亲近、可习摹。
　　 但庄子说：“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这样“夜半有力者”一般的笔力才情，只能与生俱来吧？而我这样一个“昧者不知也”，在梦中大约也只在眺望若干稀薄奖金和异性，显然没有庄子的大格局，那就“矮纸斜行闲作草”吧。
　　 关于“大小之辩”，庄子在《秋水》篇中借北海若之口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但我想，井蛙虽局限于井中，但若能说出对井口一棵青草、一朵白云的深沉情感，也动人吧？夏虫虽转瞬即逝，但它若能参悟出一场热风、一次芒种的意义，也美妙吧？庄子似乎热爱大、持久，但在北海若的上述言论之后，口风一转、笔锋一转：“小而不寡，大而不多”，否定数量意义上的大小差别，最终导出“万物齐一，孰短孰长”的“齐物”思想。他就是这样多变、不拘泥，所以洒脱、自在。
　　 庄子启发我：写作，就是一个自我争辩、不断转折、妥协的过程，使言辞逶迤开阔如长河、旷野。他倾心于伟大，但也迷醉于一只蝴蝶的小、短暂，这只蝴蝶于是拥有了那只鲲鹏同样的力量和世界——
　　 越过梦境和大海，到先秦以后的时代、人心里来。
　　
　　 三、杜甫
　　 《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手中的杜甫诗集版本有以上两种。皆为竖排，如同纸质的杜甫纪念碑。又仿佛《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即从巴峡穿巫峡”的那只小船，顺流直下，自上而下，从唐朝来到我面前。
　　 杜甫，我的河南乡亲，诗圣，“一个从无人知晓的地方来的虚拟国度的首脑”（鲍勃·迪伦）。
　　 唐代，河南籍诗人众多：盛唐杜甫，中唐白居易、李贺，晚唐李商隐……诗风迥异，都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一千年来的心境和形态。家国悲欢，成为历代中国诗人的命运和写作主题：用身体、命运、文字，一同与时代发生关系。杜甫、苏东坡、陆游等等诗人，本质上类似于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就公共事务发言，对修、齐、治、平有大抱负。仕途不畅才去纸上谈兵。他们本意上并非要做一个诗人，像杜甫所言，“名岂文章著”。
　　 杜甫往往被冠以“现实主义诗人”。“现实主义”，应该是一种对现实不回避的态度，而非一种艺术风格——“无边的现实主义”，赞同罗杰·加洛蒂的这一概念。现实主义始终未完成，并表现于各种艺术流派之中。赞同布罗茨基的一句话：“不能在‘诗歌’这个词前面加上形容词。”同样，不能在诗人前面加上形容词，如“先锋”“后现代”“知识分子”“民间”“口语”“著名”等等。诗歌、诗人本身已自足而广大。要么是一首诗、一个诗人，要么什么都不是。也赞同加拿大诗人迈克尔·布洛克的话：“凡是想象君临之处，必有超现实主义。”一切现实主义，都是超现实主义——股市里的股民，考场上的学子，恋爱中的女人，病床上的挣扎者……都是超现实主义者。只有超现实，才能使我们能将平庸的、痛苦的、残酷的现实，坚持下去。一切诗人都是现实主义者，也都是超现实主义者，不瞒不骗，真与自然，比如，杜甫。
　　 当下，某些香水、脂粉、广告一类品质的文字，常常被冠以“现实主义”之名，从而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其实与现实没有一毛钱或五分钱的关系。我喜欢河南诗人罗羽的现实主义之作《祖国诗》：“鹌鹑是你的祖国，夜莺的咳嗽不是你的祖国/动车不是你的祖国，鲁山牛腿山羊是你的祖国/刮过去的风不是你的祖国/沙河里的柳叶藻是你的祖国……”尽管他被称为一个先锋主义诗人。
　　 先锋，同样不是某类写作风格的专利，而应是所有诗人、作家都应具备的精神。尤奈斯库说：“先锋就是自由。”就是思想自由、表达自由。任何一个诗人对于现实生活的发现和表达都应独一无二，尽管困难，只有一少部分杰出诗人才能做到，也不应放弃对于这“困难、独一无二”认知和追求。杜甫就是唐代的先锋诗人，“乃真与古人为敌，变化不可测矣”（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与古人为敌”，其实，就是与时风流弊为敌。现实的，必须是先锋的——都需要“为敌”的勇气和才力。读杜甫，强烈感到：伟大诗歌的本质就是悲歌，痛彻肺腑。伟大诗人的命运或许只能是悲剧，“慷慨有余哀”。
　　 青年时期，杜甫写出《望岳》，像李白；中年、晚年，因时代巨变而诗风巨变——《登岳阳楼》（“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与登泰山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已迥然不同，充满“悲”、“病”字眼。生活愈破败，其诗愈雄奇（但落实于语言的平实之中）、苍凉（但落实于感情的温存之中）、辽阔（但落实于意象和叙述之中）。杜甫不再像李白，而成为杜甫自己——沉郁顿挫，随时敏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