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日子像风一样在旷野上转了个身，就没了踪迹。而有些日子则像船一样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从过去驶来，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比如我的那段知青生活。当四十六年后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坐在窗前，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桌上，一点一点的光圈在键盘上晃动，宛如我记忆的音符在跳荡。其中几个片断，就如烟般轻灵、像鸟般扑闪着翅膀，闯入我的思绪。
　　 一、梦想到大草原，却到了城郊
　　 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老三届”初、高中学生接受正规教育的学习生涯实际上就宣告结束。1966年8月，全国的大、中、小学被要求“停课闹革命”，参加“文革”运动。这对一个已经在夹江中学读了两年初中，还有一年就初中毕业，憧憬着升入高中，考上大学，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花季少女来说，无疑是一件残酷的事。可那时单纯天真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即便知道也无可奈何，因为个人命运的沉浮，在那个特殊年代是不能由自己决定的。像很多同学那样，我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并与同班同学陈泽明、李卓斌等6个同学一道汇入红卫兵大串联的队伍到了北京，11月26日在西郊机场接受了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从北京回来后，学校一直停课，直到1967年10月，中央向全国大中小学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工宣队”进驻学校，学生们重新进入课堂。但“复课”并没有真正进行，因为旧的教学大纲已经废除，新的教科书没有，只是政治学习，复习以往学过的一些知识。因此教师们无法上课，学生们也无心学习，到学校也只是混时间而已。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全国的老三届初、高中学生和部分小学生中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当时我所在的夹江中学“上山下乡”的主要形式是城镇学生插队落户，农村学生则回到家乡，称之为“回乡知青”。就在学校忙着动员学生，做家长思想工作，为学生联系、落实插队落户的地点时，我和同学也是最好的朋友陈泽民却异想天开地想到内蒙古大草原去。这个想法主要来自于与一个名叫常月娥的内蒙古姑娘的交往。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时，我们在北京认识了从内蒙古来京串联的常月娥。这是一个性格开朗，一说话两腮酒窝便荡开笑意的姑娘。因年龄相仿，说话投机，很快便成为朋友。离别时互留下通讯地址，以后便时有通信往来，并通过她的来信了解了内蒙古的一些情况，对辽阔的大草原充满了神往。我立刻给常月娥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们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的向往，希望到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建设边疆，帮我们实现去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落户的愿望。不久收到常月娥的回信，她赞扬了我们离别条件很好的天府之国四川，到自然和生存条件较差的内蒙古插队落户的想法，但也提醒我们对生活不能只有幻想，内蒙古条件艰苦，我们离别故土，离别亲人会遇到很多困难，劝我们还是在当地插队落户。并婉转地拒绝了我们的请求，表示不愿意做将来要后悔的事。去内蒙古的希望落空，于是我又和陈泽民商量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因她的父亲在那里。而当时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融化灌农庄”所唱的美妙情景也让我们年轻的心澎湃不已。既然要下农村，何不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大有作为？陈泽民立刻给父亲写信，不久她父亲回信说所在团部同意我们去。得此消息，我俩兴奋异常。就在我们背着家里密谋这些事时，我的妈妈不知怎么察觉到我们的意图，很严肃地对我说：“你千万不要东想西想的，那些地方去了你会后悔的，还是老老实实到夹江农村，以后大家相互还有个照应。”我妈妈原在夹江县城关医院工作，后因在“四清”运动中遭人诬陷被错误处理，调到城郊的云呤公社医院。也许因这个特殊的原因，妈妈很快为我联系了插队落户的地点——夹江县云呤公社工农七队，而陈泽民则去了离城远点的甘霖公社姚桥大队。这是我怎么也没预料到的事——梦想到大草原，却到了离家最近的城郊。
　　 1969年1月14日上午9点，夹江县城公园广场上彩旗飞舞，人海如潮。夹江县首批上山下乡知青欢送大会在此举行。会场上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上山下乡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等标语挂在醒目的位置，但参加欢送会的人却各怀心事，知青们的父母亲友脸上的表情有的凝重，有的悲伤，有的强颜欢笑。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到农村后将面临怎样的处境、怎样的命运。欢送仪式结束后，各公社干部便领着知青，哭着、笑着乘车的乘车，走路的走路，奔赴插队落户的农村了。
　　 二、几经周折，终于有了安身之地
　　 带着简单的行李，走进了夹江县云岭公社。在公社简陋的会议室里，公社谢书记和一个姓王的女干部，大家都叫她王乡长，给我们讲了知青上山下乡的重要意义，要我们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觉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也有知青当场慷慨激昂地表示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会后各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便将人领走。我要插队落户的地方是工农大队第七生产队，前来领人的生产队副队长余德贵见面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来我们生产队，但你住的地方还没有安排好”。这话如当头一瓢冷水，立刻把我的心浇了个透凉，眼泪哗地流了出来。在失望和沮丧中我又回了县城里的家。几天后生产队副队长余德贵来家接我，说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暂时借住在地处生产队境内的乐山水电校的房子里。
　　 那是一排教室，因水电校的停办而空着，生产队里几户没房的农民住在那里。后来另一个知青翟庆平也在那住过一段时间。我走进给我的那间房子，里面摆着一张没有油漆过的木床、一张两屉桌，还有一个用来装粮食的矮柜。房子的外边，利用屋檐的一角，用晒谷子的竹席围起来，搭了个草棚，草棚里用泥垒了口灶，算是我生火做饭的厨房。这些物品都是生产队用国家给知青的安置费购买的。看着空荡荡的房子，我有一种孤独和茫然的感觉，但还是有点高兴，毕竟有了安身的地方。半年后，水电校要收回房子，我又面临无处居住的窘境，这时，生产队长提出在她家房子的墙边给我搭一偏房，生产队里的几个壮劳力便在队长的指挥下给我搭好了房子。这位生产队长名叫丁才英，是个女的，个子不高，但很能干泼辣，使牛踏耙，栽秧打谷样样不比男人差，工分评的是全劳。她家三口人，丈夫在供销社工作，一个儿子上小学，住房宽敞，门前有一个铺着石板的院坝，房前屋后种着几棵柑子树。房屋中有一宽大的堂屋，三间卧房，灶房和厕所猪圈连在一起，都是砖木结构的瓦房，其经济条件和住房条件在整个生产队中是最好的。能和她毗邻而居，也算是生产队对我的最好安置了。这搭建的偏房虽小，却隔出了三间，呈纵向。进门是厨房，厨房直通卧房，再后便是茅房（厕所），茅房的门另开，要进去必须从厨房出来，饶过卧房才行。茅房的后面是生产队的大片水田，队里分的麦秆、菜子秆及我上山拾的柴禾便堆放在茅房外的篱笆上。一日，生产队的几个社员在我茅房外的水田里干活时，听见堆的柴禾里沙沙作响，拨开发现一条碗口粗的菜花蛇盘在那里，信子赦赦地吐着，吓得几个社员忙跑出水田。惊魂未定，有人提出：“还是要把这条蛇整死，万一咬到知青咋办？”于是几个人大着胆子，齐心协力把这蛇打死。后来他们告诉我这情况，当场吓得我魂都没了。以后但凡听见响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莫非有蛇”？紧邻偏房的是一块菜地，菜地中有好几座坟茔，生性胆小的我夜晚是不敢上茅房的。记得有一次生产队里几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在天刚黑时躲在坟堆里，当我回家路过时突然跳出来对我张牙舞爪，并做鬼哭狼嚎状，把我吓得半死，哭了个稀里哗啦。丁队长在生产队的社员大会上专门讲了这件事，从此便再未发生过此类事件。以后我便时常邀请同队的回乡女知青代克林晚上到小偏房陪我。尽管如此，我已经相当感谢这位女生产队长和队里的乡亲们了。我把房间收拾得清清爽爽，卧房桌上用过的玻璃输液瓶里常年插着我从田间地头采摘的野花野草或树枝，这给我的小偏房添了些鲜活的气韵。一天，空字017部队驻公社军宣队的一位很年轻的知识分子模样的女军人，到大队调查知青的安置情况，她一踏进我的小偏房，眼睛就被桌上玻璃瓶中插的几支生机盎然的柏树枝所吸引，她对我说“你这小知青还有点情调嘛，不过这房子小了点，要再宽点就好了。”并说了些鼓励我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话。我在这个小偏房里住了下来，还养了一只公鸡，一只母鸡。生产队里一个会阉鸡的社员把我那只公鸡给阉了，公鸡长到八斤多。它们成为陪伴我的好朋友，只要回家，便咯咯叫着让我喂食，无论走到哪里，后面都跟着它们，其情其景有点像当今人们饲养宠物猫狗。以致现在只要想到我插队落户的地方，那两只鸡便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眼前。在以后的岁月里，那个低矮的小偏房还时常在睡梦里出现。2005年“五一”期间回夹江探望父母，突然遇见卖红苕尖的丁队长。这时的丁队长已是满头白发，背有些佝偻，脸上满是皱纹，表情有些迟钝，当年那个飒爽英姿、做事风风火火的女能人的形象已不见了踪迹。我将她的红苕尖全部买下，回家对妈妈提起，才知道她丈夫早已去世，唯一的儿子因早些年家境较好，择偶时东挑西选错过良机导致精神失常，丁队长靠低保生活，日子过的很是清苦。于是在当年国庆回老家时专程去看望了她。这是我36年后第一次重返插队的地方。那里已经面目全非，农民新修的楼房比比皆是，过去的一些上年纪的社员早已去世，许多人都不认识。偶遇在地里干活的农民，自我介绍是1969年插队落户的知青时，还有人说得出我的名字：“哦，你叫袁瑞珍吧，听说过你是下放到我们这里的知青”，于是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再度升起。走进丁队长家时，她很惊愕，没想到我会去看她。急忙搬出板凳让我们在院坝里坐下。一会儿，插队时对我最好的薛孃孃也闻讯赶来。我插队时，薛孃孃的丈夫已经去世，三十多岁就守寡的她没有再嫁，带着年仅7岁的儿子，住在一狭窄破旧的草房里，过着艰难的日子。可现在儿子却很有出息，家里的房子宽敞明亮。薛孃孃本人精神矍铄，腰板挺直，笑声朗朗，和丁队长形成很大的反差。我环视了一下丁队长的住房，房屋还是原来的样子，房前屋后收拾得很干净，但和周围其他农民盖的新房和几层高的楼房相比，已经显得很破旧。我原来住过的小偏房早已没了踪迹，但三合土的地面还能依稀辨认。丁队长说我离开生产队后知青翟庆平搬来住过一段时间，后来他考上师范学院离开生产队后，这个小偏房就拆了。于是叫上丁队长和薛孃孃在小偏房的原址前拍了张照片，以缅怀我逝去的懵懂青涩的青春，重温那段下乡插队时乡亲们对我劳动、生活的照顾和朴实温暖的情感。
　　 三、工分评上8分，成了进钱户
　　 到了农村，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凸显，所谓“革命”内容已很苍白，日晒雨淋、肩挑背磨的艰苦劳动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而所有的农活都需要从头学起。两年后当我离开农村时，除不会使牛踏耙外，担水浇粪、栽秧打谷、种地薅秧、上山拾柴等基本农活几乎都会。而学会这些却吃了不少苦。记得刚开始浇粪时，使用粪档舀粪还没什么问题，但点胡豆时，第一次用手抓混合了人畜粪便的灰肥时所经历的那一幕却令人终身难忘。忍住难闻的臭味，好不容易伸出右手抓了一把灰肥撒在杵出的胡豆窝里，心里突然恶心想吐，但强忍住，怕其他社员笑话。收工回到住房，用肥皂洗手四五次仍觉得有粪便的臭味，又洗几次后才开始烧火做饭，可饭吃到嘴里却哇地一声全吐出来，竟吐得翻肠倒肚，眼泪长淌。可就是这次呕吐让我明白：“这就是城市学生与农民的区别。现在已经是农民了，当农民要种地，种地就要施肥，连这一关都闯不过去，还能挣工分吃饭？还能养活自己？”这么一想，心里释然，以后担水浇粪，衣服或裤腿被粪水浸湿，也就再不当回事，还很主动地向队里的社员学习各种干农活的技巧。栽秧在农村是个技术活，那些秧子栽得又直又快的人是很受人尊敬的。通常一块秧田先由他们打样，用秧苗栽出若干长形的框，其他人再在框里插秧，横竖要对整齐。第一次学插秧时，我栽的秧苗不仅像蚯蚓弯弯曲曲，更可笑的是有很多根本就没插在泥土里，而是浮在水面上打晃。社员取笑我栽的秧子“浮秋打荡”的，又帮我重新插一遍。于是就有社员手把手教我，还说农活不过是有眼之法，秧子栽多了自然就会了。那时我一门心思想把秧栽好，便不顾劳累疲乏，常在中午和晚上收工后，一个人留在田里练习。终于在一个晚霞铺满天空的时候，当直起腰走上田坎，看见栽的秧子还像回事地排列在田里时，竟情不自禁向天空伸出双臂，那时的感觉是满天的晚霞都在向我微笑。